《秦妇吟》是唐末五代诗人韦庄创作的长篇叙事诗，也是一首乐府诗。后人把《秦妇吟》与汉乐府《孔雀东南飞》、北朝乐府《木兰辞》并称为“乐府三绝”。此诗诞生的当时，民间就广为流传，并被制为幛子悬挂；作者则被呼为“秦妇吟秀才”，与白居易曾被称为“长恨歌主”并称佳话。其风靡一世，盛况空前。然而这首“不仅超出韦庄《浣花集》中所有的诗，在三唐歌行中亦为不二之作”(俞平伯)的《秦妇吟》，却厄运难逃。由于政治缘故，韦庄本人晚年即讳言此诗，“他日撰家戒，内不许垂《秦妇吟》幛子，以此止谤”(《北梦琐言》)。后来此诗不载于《浣花集》，显然出于作者割爱。至使宋元明清历代徒知其名，不见其诗。至近代，《秦妇吟》写本复出于敦煌石窟，真乃天幸。
从唐僖宗广明元年(公元880年)冬到中和三年(公元883年)春，即黄巢起义军进驻长安的两年多时间里，唐末农民起义发展到高潮，同时达到了转折点。由于农民领袖战略失策和李唐王朝官军的疯狂镇压，斗争残酷，而百姓蒙受着巨大的苦难和悲惨的牺牲。韦庄本人即因应举羁留长安，兵中弟妹一度相失，又多日卧病，他便成为这场震撼神州大地的社会巨变的目击者。经过一段时间酝酿，在他离开长安的第二年，即中和三年，在东都洛阳创作了这篇堪称他平生之力作的史诗。
在诗中，作者虚拟了一位身陷兵中复又逃离的长安妇女“秦妇”对邂逅的路人陈述其亲身经历，从而展现了那一大动荡的艰难时世之各个方面。全诗共分五大段。首段叙述诗人与一位从长安东奔洛阳的妇人(即秦妇)于途中相遇，为全诗引子；二段为秦妇追忆黄巢起义军攻占长安前后的情事；三段写秦妇在围城义军中三载触目惊心的各种见闻；四段写秦妇东奔途中所见所闻所感；末段通过道听途说，对刚刚平定的江南寄予一线希望，为全诗结尾。
既然写到战争，那么在战争中受害首当其冲当属普通老百姓。作者在诗中借秦妇之口，描写了秦妇的东西南北邻里遭到的烧杀掳夺，“适逢紫盖去蒙尘，已见白旗来匝地。扶羸携幼竞相呼，上屋缘墙不知次。南邻走入北邻藏，东邻走向西邻避。北邻诸妇咸相凑，户外崩腾如走兽。轰轰琨琨乾坤动，万马雷声从地涌。火进金星上九天，十二官街烟烘烔。家家流血如泉沸，处处冤声声动地，舞伎歌姬尽暗捐，婴儿稚女皆生弃”，几无一幸免，仿佛世界的末日到了，整个长安城就只有嘶杀声与哭喊声。
正如上文所说，《秦妇吟》是一个动乱时代之面面观，它的笔锋所及，又远不止于农民军一面，同时还涉及了封建统治者内部矛盾，将批判的锋芒指向了李唐王朝的官军和割据的军阀。诗人甚至痛心地指出，他们的罪恶有基于贼寇黄巢。《秦妇吟》揭露的官军罪恶主要有二：其一是抢掠民间财物不遗馀力，如后世所谓“寇来如梳，兵来如篦”。诗中借新安老翁之口控诉说：“干间仓兮万斯箱，黄巢过后犹残半。自从洛下屯师旅，日夜巡兵入村坞。匣中秋水拔青蛇，旗上高风吹白虎。入门下马如旋风，罄室倾囊如卷土。家财既尽骨肉离，今日残年一身苦。一身苦兮何足嗟，山中更有千万家。”其二便是杀人甚至活卖人肉的勾当。诗中写道：“尚让厨中食木皮，黄巢机上刲人肉”、“夜卧干重剑戟围，朝餐一味人肝脍”，而这些人肉的来源呢？诗中借华岳山神的引咎自责来影射讽刺山东藩镇便透漏了个中消息：“闲日徒歆奠飨恩，危时不助神通力。寰中箫管不曾闻，筵上牺牲无处觅。旋教魇鬼傍乡村，诛剥生灵过朝夕”。“诛剥生灵过朝夕”，以人为牺也，直译为白话，就是靠吃人过日子。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不过如此。社会安定时，统治者大兴土木；社会动乱时，官寇兵隳人祸，遭殃的都是普通老百姓。
韦庄能写出如此具有现实倾向的巨作，诚非偶然。他早岁即与老诗人白居易同寓下邽，可能受到白氏濡染，又心仪杜甫，寓蜀时重建草堂，且以“浣花”命集。《秦妇吟》这首诗正体现了杜南、白居易两大诗人对作者的影响，在艺术上且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处。在古代叙事诗中堪称扛鼎之作。由于韦庄的写实精神在相当程度上克服了他的个人偏见，从而使得此诗在杜甫“三吏三别”、白居易《长恨歌》之后，为唐代叙事诗树起了第三座丰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