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了日本史学家宫崎市定先生的《中国史》，阅读的过程有过一次小的纠结，即读着读着甚至忘记了真正的历史是什么样了，差点拿来吕思勉先生的《中国通史》来读，不过最后放弃了，因为宫崎市定先生自己都说了，这本书，写着轻松，也是为了让读者读得轻松，所以，我们会看到书中没有像中国史学家（非现当代）那样把史料运用的炉火纯青的厚重与踏实，但是有种小清新，清新如生鱼片的淡素，这也是外国人写中国史的特点，我觉得，即，不堆砌史料，偏重论述与思考。宫崎市定如此，费正清也如此。
别人写中国史之所以有这样的特点，我认为大致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没有像中国学者那样足够深厚的中国史功底，毕竟翻译版的古籍典章并不太多；另外一点，别人也没兴趣知道太过于繁琐的细节，毕竟别人写或者研究中国史，是抱着择善而从的态度；其次，我们自己写自己的历史，难免自豪甚至夸耀，所以写得越详细越好，这样好让别人了解自己，而站在别人的立场上，显然用不着这一点；再次，我们写历史，是为了记录过往，越详细越好，而别人写就不用如此的庄重。这当然不是全部原因。
宫崎市定先生的“景气史观”，我断章取义的认为，归根结底是“经济决定历史”，似乎和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异曲同工，当然也有区别，我觉得区别就在于“景气史观”是对历史进程的解说，而“决定论”则是对社会实质的阐述。费正清的中国史似乎没有明确的史学观，甚至连最常见的“东亚尾随西亚发展而发展”的附属论也没有（而这个很多人都采用过，比如宫崎市定先生。这个论调基于的是中国早先的历史是虚无的，农业科技军事等先进文明几乎都是从西亚学来的）但是费正清则有自己的一番见解，即较为中立的，这似乎和美国实在是受中国影响极少的原因有关，而相比较之下的日本则难免仍会受中华文明的波及。
宫崎市定先生多次把农民战争的起因表述为缺少某种经济物品而导致民众铤而走险结为秘密组织并为了利益奋起反抗，相比较建国后对于农民战争的“阶级动力论”，确实是一种新的思路，但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比如过于重视某种经济物品对于中国老百姓的作用。我曾说过中国人造反只会有一个原因，就是没饭吃，显然宫崎市定先生也同意这个想法，因而其实这也间接说明了中国老百姓有于长期存在于自然经济中，对货币经济缺乏敏感度，所以即使经济物品有了变化，那么广大老百姓并不会受很大影响，受影响的只会是利益相关者，比如黄巢和邓茂七。所以宫崎市定先生在书中也有这样的论述，即，中国的造反或说是革命，其实仅仅是利益相关者的革命，所谓农民战争，仅仅是因为把农民当做了武装力量或说是主要参与者，只是“量”，而决定事件性质的“质”，则是利益相关者。这也就是为什么农民战争没有成功过的原因，我们看到的所谓成功，其实仅仅是依靠了农民或说是利益相关者的人的成功，比如李渊夫子和草根朱元璋，我不认为这是农民的胜利，因为农民的地位没有改变。我们现在之所以强调农民战争和它所谓的胜利，无非有两个原因，一是我们依靠农民赢了，二是理论需要。其实，农民没有赢，因为历史从来不是人民的游戏，玩游戏的，其实是极少数。
至于说意识形态使得我们更希望看到不同于自己的看法，这自然是真理。看别人写的中国史，就像“皇帝的新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