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在寫（中國思想史）的時候，禪宗部分他越寫越覺得疑惑，寫到六祖惠能時，更是因為猶豫不決而再也寫不下去了。胡適覺得自己當時所找到的大部分材料都是經過妄改和偽造的，可信度極低。想要作一部禪宗信吏，只能找唐代的相關禪學資料做參考。而當時要找唐代的資料，要麼去日本，要麼去敦煌。胡適的這種實證精神，讓他獨闢蹊徑，探尋出一條新的禪學研究之路來。
胡適認為，北宗與南宗爭辯的根本問題在於，北宗看重的是行，南宗看重的是知。前者認為“即在禪定中才能悟道；而後者則認為“定慧不二”，即定在慧中，慧也在定中，它們並不是分開存在的。但事實證明，南宗根本不在意“定”，它注重是“修心”，這是中國佛教史上的一場革命。
除了達摩，神會可以說是胡適在禪學研究中最為關注的人物。神會是恵能的弟子，俗姓高。經胡適考證，神會是在熟讀了（五經）（老子）和（莊子）之後才出家的，所以胡適認為神會的學問大大超過了惠能。而且通過整理敦煌寫本（荷澤神會禪師語錄）（六祖壇經）等資料，胡適提出，神會才是“中國禪宗佛教的開山宗師”。這種說法相當於將禪宗的歷史徹底改寫了。
在中國禪宗裡，（六祖壇經）才是基本理論基礎。關於這部經典，胡適指出，（六祖壇經）的真正作者並不是惠能，而應該是神會寫的。原因是（六祖壇經）中許多部分均與（荷澤神會禪師語錄）相同的......
胡適的這些說法遭到了當時許多禪學研究者的反對。日本禪學代表鈴木大拙便曾跟胡適有過一場關於禪的文辯。
胡適發文（禪宗在中國---它的歷史和方法）批評鈴木大拙。
鈴木大拙以文章（禪：敬答胡適博士）作為回駁。
兩文均刊于美國夏威夷大學（東西哲學）第3卷第一期上。
胡適認為“禪是中國佛教運動的一部分，而中國佛教是中國思想史的一部分，只有把禪宗放在歷史的確當地位中，才能確當瞭解”。
對此，鈴木大拙回應說，胡適只是瞭解了歷史、瞭解了禪的歷史，但是卻不瞭解禪，也不知道歷史背後的行為者，禪有其獨立於歷史的使命。
二人孰是孰非，很難評判，畢竟屬於不同角度的研究，沒有可比性，也沒有判別對錯的絕對標準。
二人觀點針鋒相對，無論如何，胡適對禪學的研究，開創了禪學的學術研究先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