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母都受过高等教育，父亲是哈佛大学教授，母亲是语言学家、钢琴家和教师，从一所很好的高中（罗克斯伯里拉丁学校）毕业后，进入哈佛大学，每门课都成绩优异，本科期间就完成了俩项试验研究项目并发表了相关成果，以班级第一的成绩拿到学位，受到投身于医学的父亲影响，再加上愉快的本科阶段研究经历，我决定攻读生理学实验科学方向的博士。剑桥大学读硕士。
很快我发现，比起罗克斯伯里拉丁学校和哈佛大学的课程，甚至是我的本科时期的研究经历，英国的研究生学业要难得多。
为了使我能到剑桥大学读书，我在哈佛大学的研究导师在推荐信中给予我极高的评价。
第一次到芬兰（待了一个月），我没有借助书本，仅仅通过倾听周围的人说话并于他们交流，就学会了高神又美丽的芬兰语。
中文中的“危机”一次恰如其分地反映了这一结果，“危”的意思是”危险","机”的意思是“机会”。德国哲学家尼采的名言当中有类似的表达：“反杀不死我的必会是我更强大。”无独有偶，丘吉尔也说过：“永远不要浪费一次好的危机！”
通常，一个人刚陷入危机时。她会觉得自己生活的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对劲，这种感觉会把人击溃。
在首次治疗中，治疗师最迫切的目标，就是使当事人通过“划清界限”克服这种无力的状态，这也是一个人在意识到自己身陷危机后，自行应对危机或在朋友的帮助下应对危机的第一步。“划清界限”的意思是，辨别一场危机当中那些确实已经出现问题的方面。这样，你就可以说：“这些是我目前生活中所存在的问题，不过，除此之外的部分都是正常的。”身处危机的人在走出这一步之后常常会松一口气。这时，治疗师就可以和他的当事人就这些特定问题探讨应对之策了。相比最初不切实际地想要全然改变，并因此陷入无力的状态，此时当事人开始进入选择性改变的过程，这才是可行的。
当我的第一任妻子告诉我她想要和我离婚的时候，我震惊不已，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给最好的4个朋友打了电话，向他们倾诉心事。他们都理解我的情况，并且感同身受，因为其中3个朋友离过婚，剩下的1个则克服了重重困难才保住自己的婚姻。尽管向朋友寻求帮助的举动最终没能让我挽回这段婚姻，但这确实成为我重新检视两性关系的漫长过程的第一步，并且让我最终获得了幸福的第二段婚姻。和好朋友的交谈让我觉得，不是只有我会遭遇婚姻的失败，而且就像他们一样，我也有再次获得幸福的可能。
很少有读者有机会认识尼尔森.曼德拉、埃利诺.罗斯福、或者温斯顿.丘吉尔本人，但他们的传记或者自传依然能起到鼓舞人心、启发灵感的作用，很多人把他们看作解决个人危机的榜样。
我比较晚才学会灵活应变。那是在我26岁的时候，因为要观察热带雨林的鸟类，我几次前往新几内亚岛。在新几内亚岛，无论多么详尽的计划都赶不上变化。飞机故障、船只失事和道路交通事故跟吃饭、睡觉一样常见；当地民众和政府官员的行事方式与我想象中的大相径庭，而且很难合作；桥梁和轨道无法通行；山峰的位置和地图上标记的并不吻合；其他意想不到的事更是数不胜数。我几乎在每次前往新几内亚岛之前都会制订一个计划，然而，等到达新几内亚岛后，我就发现这个计划根本实施不了，于是只好随机应变，临时制订一个新的计划。当我和玛丽终于有了自己的孩子时，我发现，在新几内亚岛观鸟的经历使我做好了成为一名新手爸爸的准备，因为同样地，孩子也是说变就变，不听从指挥，为人父母确实需要练就灵活应变的本事。
查理芒格：这在婚姻中的确有效，如果你能改变自己，而不是试图改变你的配偶，这是一个好主意。
巴菲特：查理曾说过，选择结婚对象，最重要的一点，不是看是否聪明幽默或者性格怎么样，而是要找一个（对婚姻和伴侣）期望值很低的人。
查理芒格：俾斯麦说过：有俩样东西人们不能看，一个是制作香肠的过程，另一个是立法的过程。
查理芒格：就像本.富兰克林所说，婚姻是你最重要的决定，而不是你的事业，他对你的好处或者坏处比其他任何事都多，本.富兰克林对婚姻给出了有史以来最好的建议，婚前睁大眼睛，婚后睁一眼闭一只眼。
1.在我看来，《第三种黑猩猩》是我所写的书中最有趣、写的最好的一本，也是我母亲至今仍最爱读的一本。
我的第二本式《枪炮、病菌与钢铁》（1997），研究的是我最先在《第三种黑猩猩》中讨论的几个问题之一，也是晚近的人类历史中最重大的问题：为什么在过去的1万年间，人类社会在不同大洲发展得如此不同？
不同于种族主义的解释，《枪炮、病菌与钢铁》表明人类社会在不同的大洲上的不同历史轨迹是由于各大洲的自热环境不同：首先是各大洲在适合驯化的野生动植物方面的差异，其次是各大洲在大陆轴线和孤立程度方面的差异。
我的第三本书式篇幅最短的一本，即《性趣何来》（1997）我写完《第三种黑猩猩》就开始写这本书。人类与其他动物包括我们的近亲黑猩猩的不同之处，不仅在于我们的语言和艺术，还在于我们特有的性行为、生理学和解剖学特征。
第四本书就是《崩溃》（2005），讨论的是为什么不同的社会实施愚蠢的政策而走向自我崩坏，而有的社会能持续兴盛百年甚至数千年。
在欧洲人到来之前，每周原著住民在这片位于现在美国西南部的土地上建造了最高的大楼，建立了最先进的社会。玛雅文明之消亡。中美洲的那些美洲原住民城市曾其神庙、神像和雕刻之壮观而举世闻名；维京人之没落，格陵兰岛上的维京人聚居地过了400年后，一个人也没有剩下。这些崩溃的古代社会，以及成败不一的现代社会都形成了鲜明的的对比，这本书探究了导致有些社会指定灾难性决策的多种原因，以及现代世界面临的主要环境问题。这本书为我们当今的社会提供了最现实的经验与教训。
我的第五本书式《历史的自然实验》（2010），这本书是我和我的同事吉姆.罗宾孙合著的，展示的是如何利用自然实验理解人类行为和人类社会。
例如，对于拿破仑对欧洲的经济发展的作用究竟是正面还是反面，历史学家争执不下。法国历史学家通常认为拿破仑带来了可观的效益，而英国历史学家往往认为他让欧洲的经济变得混乱不堪，很不幸，我们无法控制拿破仑的存在与否并让历史重来几遍，以此来解答这个问题。但是，在拿破仑十七，德意志有几十个邦国，有些邦国遭到拿破仑的入侵并完成了改革，有些邦国虽然遭到拿破仑的入侵 ，到其推行改革后来被普鲁士王国推翻，还有些邦国从未实行过拿破仑的改革。即使不用化学家所钟爱的试管和可操纵的实验，这一自然实验仍能表明：关于拿破仑的影响，法国历史家式正确的，英国历史学家式错误的。自然实验已经成为回答人类历史和人类行为相关问题的最实用、最可行方法。
我的第六本书《昨日之前的世界》（2012），书中比较了传统社会的生活（比如我之前呆了很久i的新几内亚岛上的部落社会生活）与大部分读者都不陌生现代社会生活。《昨日之前的世界》是我最具有个人色彩的一本书，也是最易于读者参考应用，使自己的生活更惬意的一本书。
《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穷》（2014），这本数值有7章，每一章的话题都不一样，你可以一次只读一章，随便什么顺序都行。
《剧变》（2019），讨论的是现代国家如何应对国家危机，书中的案例多数发生在过去的80年内。
1942奶奶11月28日，人潮涌动的波士顿椰林俱乐部突发一场大火。火情迅疾，俱乐部唯一的逃生出口却被堵住。结果造成492任在这场大火中丧生，还有数百人因窒息、吸入烟雾、被踩踏而受伤或被灼伤。有的幸存者和遇难者亲属终其一生被伤痛折磨。有少部分人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我写明治时期的日本，是因为这一时期的日本是自觉进行选择性变革的出色案例，而且这一时期尚属近代，明治时期的记忆和问题在当代日本仍然占据重要的位置。
这本书不同于评论时事的杂志文章合集，后者只在出版之后几周有阅读价值，然后会走向过时的命运。
芬兰的危机随着1939年11月30日苏联对该国的大举进攻而爆发。芬兰在与人口是自己的50倍分苏联的对峙中赢得了独立。20年前，我在芬兰待过一个夏天，当时我的房东中有参加过冬季战争的退役老兵，也有战后的孤儿寡母。这场战争的遗产是显而易见的选择性变革，互相对立的元素组合使芬兰成为前所未有的“马赛克式”国家：一个富裕的民主小国，其外交政策却是尽可能获取贫穷、庞大的苏联的信任。有很多不了解背后历史原因的非芬兰人批评这种政策是可耻的，谴责这种被称作“芬兰化”的政策。我在芬兰度过的那个夏天，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就是，我无知地向一位曾参加冬季战争的退役老兵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礼貌地向我解释了芬兰人在急需帮助的时刻被其他国家拒之门外的悲惨教训。
另一场由外部冲击引发的危机发生在日本，1853年7月8日，一堆美国战舰驶入东京湾入口，要求日本签署条约，这件事打破了日本长期以来对外部世界实行的“锁国”政策。此次事件的最终结果是：以往的政府体系被推翻，日本自觉发动了一场大范围的激进变革，同时保留了日本的传统特质。这场变革让今天的日本成为世界上独具特色的富裕工业化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