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的冬天，小巧如猴的大爷逃进了山里，这时，国军围了村子抓丁。

大爷在山里躲了很长时间，是一只斜刺穿出来的狐狸吓着了他，他赶紧背了一梱柴火回村子，结果真倒霉，抓丁的国军还在村子里。

我大爷是河北蔚县人，大名叫魏宝，他出生与1930年。我大爷被国军抓丁时只有17岁，他被抓后，一个军官看他猴模猴样个子也不高没打算要他，大爷一高兴刷刷几下爬上了一棵老槐树，军官一看来了兴趣:好几灵啊，让这小子留我身边好了。

一次战斗中，我大爷被派上了战场，他哪敢往前冲呀，他像猴子一样跳来跳去，喊的号子比谁都响亮，但人一直在其他人后面，有好几次督战队要崩了他，一看他的猴像满脸怪可怜，上膛对准他的枪口放了下来。

几个月后，我大爷所在的国军部队起义投诚，大爷成了起义兵，他高兴坏了，又是爬树又是跳墙。这次大爷本想脱下军装拿着路费回家种地娶媳妇，但一看到部队伙食好，每天都能吃的饱饱就不想走了。

1950年，大爷与大部队跨过了鸭绿江。

我大爷身体不好人又瘦小，部队安排他当炊事员。

让我大爷感慨的是，他当炊事员一共做了三天饭他就不用再做了，因为他们连队一个战士都没有了，战士们全部牺牲在前沿阵地上。那天，大爷和另一个战友刚出锅几大锅烩菜和上百个雪白的馒头，但却没一个人回来吃，大爷大声哭了起来。

大爷后来回忆给我们:他们第一天做了120个人的饭全连都吃着了，第二天做了120个人的饭只有60人回来吃，第三天做了60个人的饭，结果没有一个人来回来……

大爷他们连队120个将士全部壮烈牺牲！大爷不用做饭了，他被分配到另一个连队，第一次战斗大爷就被被一颗子弹击中了胳膊。

大爷被送回国内养伤。

大爷回国养了半年，伤养好伤后，组织安排他到天津邮政局工作，专职做投递员。

大爷干了半年后，领导叫大爷去谈话，说重新给他安排工作，而后，大爷离开邮政局去了一个铸造厂。

大爷到铸造厂搞翻砂工作，可不久，领导又找他，说他不适合干铸造工作。

大爷说:那让我回老家种地吧！

大爷果然就回到河北老家，当农民种地。

几年以后，大爷才知道邮政局和铸造厂辞退他的原因。

原来，大爷到邮政局上班时，邮政局领导问大爷可识字？大爷怕人家看不起，就说他上过3年学认的好多字哩。

邮政局当下安排大爷做投递员，大爷正式上班后犯了难，因为信件投递都要安信封上面的地址投呀，大爷根本不识几个字。

大爷很有办法，他在投递时，拿着信件让路上识字的人念给他听，他凭记忆投递，这个办法很好，大爷的工作做的还挺顺利。

大爷干了半年投递工作后出了大漏子。

那天，大爷投送一个包裹，这个包裹的主人叫沈占，沈占是大爷的老客户，他为沈占投送了很多次，大爷照样将这个包裹放进沈占的包裹箱。

两个月后，领导找到大爷说他投错了包裹，就是那个叫沈占的，大爷说没错呀它是将包裹投给沈占了！领导告诉他名字一样但地址不一样，那个包裹里包了很多重要文件是另一个叫沈占的，大爷耽误人家办大事了。

原来，大爷将包裹投放到沈占的包裹箱，沈占并没有取，沈占这个时候出门走了两个多月，回来以后发现包裹不是他的马上通知了邮电局。

大爷到铸造厂当翻砂工，翻砂活儿看似粗糙笨重，用沙子做出模具翻砂件就可，但大爷始终掌握不了翻沙的技巧，他也不想和师傅认真学习，结果干了大半年，他没做成一个成品，浪费了大量铁水和配料。

大爷回到农村时，他已经是30大几岁的人了，村里人看他当过兵便介绍一个寡妇和大爷结婚，一年后生下一个女儿。

大爷女儿八个月时感染上了小儿肺炎，那时，村里大人小孩有病全靠扛，吃一些简单的草药，甚至药都不吃，也不去看郎中，不久，大婶也感染上了肺炎。

娘母俩得病，大爷只是去抓了几副中药给她娘俩喝下再不管不问了。

半年后，大婶和孩子病情加重，咳的鲜血一口一口吐出来。

一年后，大婶和孩子一块儿离开人间。

这时，大爷的三间房塌了一间半，他也无心思去拾掇。可大爷还再想娶一个女人，人家一看他那破烂不堪的房子都摇摇头走了。

那年，大爷来到包头矿山我们家来看我们。

大爷真能吃，一进家门，屁股还没坐稳呢，我妈给他端上来的一大碗猪肉炖粉条，3个大馒头下了肚。

大爷这次来我家要住一阵子，他不想闲住吃白饭，和我父亲拿了十块钱去我们矿区边上的农村贩瓜子儿，准备炒熟了拿到街上去卖。

大爷炒的瓜子不怎么好吃，因为火大总是炒糊，我记忆中的大爷的瓜子总是卖一半倒一半，也不知他挣不挣钱。

一天，大爷在我们矿区俱乐部广场的边上正在吆喝的卖瓜子，矿山上的护矿队突然来了，那时候做小买卖的归矿山护矿队管辖，护矿队是不会让小商小贩倒腾买卖的，那是1976年，还是比较封闭的，护矿队抓了小商小贩，一是没收货品，二是拘留。

我大爷一看护矿队来的阵势，吓得早扔下瓜子包逃跑了。

我当时可不舍得那么一大包瓜子被护矿队没收，我冲上去拎起瓜子包就要跑，几个护矿队员扭住我，我挣了几下没挣开便大哭起来。

你说那时我们矿山上的一些人素质多差吧，我这儿被抓着，几个社会人上来非要抢我的瓜子儿包，说尤其让没收，还不如拿来分给大家吃。

护矿队从这些社会人手上抢下瓜子包，然后押着我进了矿工俱乐部的一间小屋子里。

不知过了多久，有一个汉子进来，他问了我的名字后，将瓜子包递给我说:“拿回去以后不要再出来卖了。"

我背着瓜子包欣喜若狂的从俱乐部里那间小屋子冲出来跑回了家。

回到家，一进家门，我看见我大爷将一大堆花花绿绿的票子倒在我家的大红柜上正一张一张地数着。

我是怎么人货归来的， 大爷问都没问我半句，只是往指头上吐着唾沫数着那一堆钱。

我后来一直再打听我为什么被那汉子给放了，但一直没有结果。

我大爷一看在矿区上做小买卖没有前途，他也不好意思再白吃我们家的饭菜，就收拾好行李回老家。

7年后的1979年，传来大爷去世消息。

我大爷死在了寒冷的冬天里。

我父亲奔丧到了大爷家泪崩了。

大爷三间房屋几乎全部倒塌，他住的小半间冰冷如窖，窗户上贴的麻纸早被风残噬的稀里哗啦！此刻凛冽的风呼呼灌进来，锅灶很久没生过火，水汽在上面结下了冰块？

大爷死那年才刚到5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