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进入塔克拉玛干的第一个施工点名叫阿克达希。

    我们6个人在机台前站成一排，班长李安綦跟往常一样，面对全班布置任务。他宣布：“从今天起，徐正玉担任班报表记录员”。就是把提钻时打上来的岩心，按顺序排列，用皮尺丈量长度，记在表格里。这件事，谁都能做。我第一次上班就当记录员，顿时觉得责任重大。热情很高，填表特别仔细精心。在填表时我看到，这个施工点叫阿克达希。

  40多年后的今天，我仍然不知道阿克达希是什么意思。我糊里糊涂地想，大概维吾尔族人起地名不像我们汉族人，要么有什么典故来历，要么有什么寓意期盼。就这么糊里糊涂地起，糊里糊涂地叫。不管怎样，阿克达希，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走进我的生命里。40多年以来，我走到哪里都把它带到哪里，从来没有从记忆里把它丢掉，阿克达希俨然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了。

  那天晚上，我们进入阿克达希时，已经是深夜。周围一片黑黝黝的，什么也看不到。我就在这陌生的境地里昏昏入睡。第二天早上，我起床走出帐篷，才看清它的全貌。

    阿克达希没有明显的地标设置和地貌特征，和沙漠里其它地方几乎一模一样：地下和周围，都是土黄的沙粒，沙滩的空旷处，不时地隆起一座座不规则的沙包。沙包表层的沙土，结成一层壳，像锅巴。一脚踏上去，壳就破裂。沙包就陷成了坑。每个沙包上或有或无、或多或少地长着高低疏密不同的干枯的荆棘，像一座座坟莹。随手拔起荆棘一折，就会发出干枯的炸裂声。极目四望，远处和近处一样，千篇一律的黄沙铺开，间或有一些沙包杂乱其间，别无其他颜色。就像天空泼下一滩厚薄不匀的昏黄的颜料，一动不动地瘫在地上。到了中午，你站在沙漠里，就会看到，炽热的太阳将万丈烈焰喷洒而下，炙热的沙滩无遮无挡、无边无际，地面隐隐升起丝丝烟气，如蛇蜿蜒，奔突缠绕，然后腾空而上。远处碧蓝的天空上，就会产生种种奇幻的景象。有时如楼宇重叠，参差铺排，巍峨雄壮；有时深蓝似海，波涛汹涌，蔚为壮观；有时又像奇峰突起，群兽奔腾，隐隐有狮吼虎啸之声。这就是人们所津津乐道的自然奇观——海市蜃楼。这种奇异景象，在平原地带并不多见，在沙漠里就不稀奇了。这时候，你若立在沙漠，就仿佛置身于一个巨大的烤箱，眼睁睁地看着体内的水分，被燥热的空气一点点地蒸发流失，皮肤也慢慢变紧发干。老兵们说，这时在沙子里埋鸡蛋，不一会儿就能蒸熟。虽然我没有做过试验，但是我相信。

    我的家乡地处江南。春有花，夏有荫，秋有果，冬有青。早晨雾霭升起，炊烟缭绕。大人牵牛下田，小孩赶羊上山，村庄生机勃勃。此时走到田间，露珠闪亮，裤脚也被打湿，微风吹过，心旷神怡，田野男女喧闹之声，此起彼伏。一到晚上，一家人吃过饭、洗完澡，门口纳凉，闻田园瓜果飘香，望天空繁星点点，听野地蛙声一片，到处都是浓郁的江南水乡风情和生活气息。

    进入阿克达希，我们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这里的居住环境、生活条件、生产方式和工作要求都有了全新的改变。以我们的经历，所有这些，都是以前见所未见 ，闻所未闻。我们是第一次这样吃在沙漠、住在沙漠，生活工作在沙漠。也惟其是第一次，留下的印象就格外的强烈和鲜明，直至刻骨铭心。即使是时隔这么多年，现在回忆起来，也还历历在目。我有时候想，是不是真的上了年纪，“现在的事情记不住，而过去的事情忘不了”了？

                      我们是水文地质兵

    我所在的部队是基本建设工程兵水文地质部队。部队的任务和使命是查清新疆南疆地区的地下水分布情况。主要工作手段是地质普查和地质钻探，通过普查和钻探，取得地下水分布的第一手资料，再经过绘图和化验分析，形成和提交水文地质报告，提交给国家。我们所当的兵，说的更直接更明白些，就是找水的兵，水文地质兵。

    我有时不禁在想，时代的大潮波涛汹涌，而个人的命运则犹如置身于茫茫大海中的一片树叶，时而被抛上浪尖，时而又被摔入谷底，根本由不得自己。虽然我自小就有参军的愿望，几经周折却未能如愿。真正到实现愿望当上兵时，却遇上国家最艰难的时候；所参军的部队，是刚刚组建的最艰苦的兵种；奔赴的地方，是最远最苦的边疆沙漠，而从事的又是最辛苦的工作。这支部队，从组建到撤销，整整8年，一直奋战在荒无人烟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其中有冰山、戈壁、荒漠和核试验地区。指战员们餐风露宿、抗寒斗暑，以身涉险，以命相博，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数不尽的艰难困苦，完成了被称为“死亡之海”地区的水文地质普查任务，为共和国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彪炳千史的丰功伟绩。他们的铁血精神、顽强斗志和奉献品格，在现在这个年代和社会，简直难以想象。

  著名的军旅歌唱家李双江，曾经唱过一首歌颂这支部队指战员的《找水歌》，歌词是这样写的：“ 走岭南，闯塞北，从内地，到边陲，我们是水文勘测队，我们找水为战备。找水呀找水，找水呀找水，春夏秋冬四季忙，冰雪风霜一肩披。沙漠里我们找到了水，喝一口像甘露沁心肺；丘陵里我们找到了水，尝一口和乳汁一样美；荒野里我们找到了水，捧一口比蜂蜜甜百倍；高原上我们找到了水，饮一杯像好酒令人醉。找水呀找水，找水呀找水，水源标在地图上，幸福装在咱心里。”这首歌情真意切，格调高昂，给指战员们带来很大的鼓舞。但是，在我们这些亲历者听起来，总觉得有些意犹未尽。不过，在短短的一首歌里，要唱出指战员们工作生活的艰苦和奉献，唱出指战员们的精神和气势，也真是强人所难了。

  在阿克达希施工时， 我所在的单位是六中队三排。三排是一个钻探排。排里主要装备是一部钻机（含钻塔），一辆解放牌汽车（负责拉水、运土、运输粮秣、搬运机械设备等），一部手摇电台（负责对外联络）。排里编制四个班，炊事班做饭，另外三个班是钻探班，三班倒作业。因为钻机一旦开动，不管白天黑夜、盛夏酷暑还是风沙冰雪，都要一直运转。一旦停工，就会发生埋钻、卡钻、钻孔垮塌等事故。钻探班劳动强度大，体力消耗也大。

    我们3个新兵都分在钻探班。我分在7班，陈兴亮8班，汪德林9班。我们当天夜里被送到三排，第二天就上了机台。从那一刻开始，我们就不声不响地把军装从身上脱下来，洗好叠起，放进内务包，穿上工作服，开始了水文地质兵的生活。在沙漠野外施工期间，我们很少着军装，基本上都穿工作服。老兵也是这样。

    其实，在钻机上施工，不适合也没必要着军装。机台上，钻机轰鸣，钻杆“突突”地向地心深处进击，搅拌机在泥浆池震动搅拌，皮管甩的泥浆四处飞溅，钻机、钻台和我们的身上不一会就泥水斑斑。我们虽然头戴安全帽，但脸上、嘴巴和耳朵里都是泥水，人人成了大花脸。自己的身上脸上沾满泥水不要紧，但钻机和机台上的泥水是要经常擦的，否则一步踩滑，容易酿成事故。特别是提钻时，从地底下提上来的钻杆带着泥浆水哗啦啦地提上来，我们得赶紧用破布包裹钻杆，过滤泥浆。这时，泥浆就跟泼水似的，哗哗地往身上淋。每次提钻完毕，我们都要及时清理钻机钻台，保持机台整洁，保证施工安全。8个小时下来，每个人浑身上下都泥泞不堪，衣服的重量增加了几倍，走起路来身上“咔嚓咔嚓”作响。如果是快进入冬季时，泥浆很快结成冰渣，又冰又重又硬，走路时又笨又累，像穿了一层铠甲。如果遇到泥浆池泥浆搅拌不匀，影响钻进时，大家会毫不犹豫地跳进齐腰深的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不管是冬天夏天。这个情景，我们在看电影《创业》时看到铁人王进喜这样做，被奉为经典的“铁人”精神。其实在我们钻探连，也这样做。

    水文地质钻探，既是一个体力活，更是一个技术活。对于我们这些军人来说，操作钻机钻杆，大家都外行。为了提高部队的技术能力，上级部门与地质部门联系，一方面选拔优秀人才送到地质院校培训；另一方面，急从山东、河北等地质部门借调部分工程技术人员，充实到团机关和各个施工分队，确保工程施工顺利进行。

    我所在的三排也分到一名地方技术员，担任我们钻机的机长。我记得他好像叫李代祥，山东人，年龄快50了。长得高大魁梧，不仅钻探技术高，而且性情爽直，颇有梁山好汉之风。李机长责任强，我们上班“三班倒”，李机长班班到。他没有规定的作息时间，机器运转正常时，他就连着睡，机器发生故障时，他就跟班转。战士们都说他，都快50的人了，怎么撑得下来？又说李机长有“特异功能”。我们的钻机离李机长休息的帐篷有300来米，钻机正常运转时，机器轰鸣，他睡得又香又甜；可是一旦钻机停转，没有声音，不管白天黑夜，他都立马醒来。这时候你不要叫他，他会很快出现在机台，带领大家排除故障，弄得满身油污，直到机器恢复正常。

    水文地质部队刚组建时，部队技术力量非常薄弱。沙漠里地质条件复杂，配备的钻机设备也比较陈旧落后，执行水文地质普查任务多亏了这批借调的工程技术人员。部队首长在实践中充分认识到他们的作用和价值，便向上报告，申请让这批借调的地方工程技术人员就地参军，转为军官，再加上原先送出去培训的技术人员也陆续毕业回来，这才逐步提高了部队的技术水平和施工管理能力。让人失笑的是，这批工改兵从来没有进行过军事训练，军事素质基本空白，经常闹出一些笑话。有一次，一位刚转为军官的地方技术员经过门岗时，执勤的哨兵见他身穿四个口袋的军官服，立马“咔嚓”一声立正，向他敬了个军礼。这位技术员顿时楞住，然后手足无措地赶上前去，双手紧紧握住哨兵的手，连声说道：“别客气，别客气”。这件事，一时作为笑谈。

    由于水文地质部队组建时间不长，部队的性质为“劳武结合，能工能战，以工为主”。和野战部队比较，很多地方不太一样。部队外出执行任务，野战部队携枪装炮，而我们则装运钻机；在着装方面，野战部队一律军装，而我们军装工装混搭。特别是刚改任部队军官的地方技术人员，没有经过军事训练和部队生活锻练，举手投足缺乏军人素养。一些地方群众对我们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不太了解，甚至还有些猜测。

    这里面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

    一次，我们普查中队一个小组在阿克苏地区温宿县北部进行水文地质普查。他们戴着墨镜，脚蹬登山鞋，军服外罩着工作服，脖子上挂着望远镜，不仅背着枪，还有地图、罗盘等测量仪器和无线电台，工作中又是观测，又是记录，又是打手势。那时候“中苏”关系很紧张，边境地区的牧民警惕性很高。发现这些人着装奇特、行动神秘，以为是“苏修特务”化妆越境侦察，当即向公社人武部报告。人武部立即组织民兵围堵。他们有的荷枪实弹，也有的手持铁锹、砍土镘，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一时间喊声震天。当包围圈越来越小、民兵开始鸣枪示警，普查小组这才意识到自己可能被当成坏人了。于是他们用汉语和维语大喊：“老乡们，尧乐达西（维吾尔语：朋友的意思），我们是解放军”。一个刚转为军人的地方技术员还赶忙掏出香烟上前解释。搞得民兵们满腹狐疑。最后把普查小组带回公社，打电话向县人武部求实。弄清情况后，普查小组人要走，又被公社的人拦住。这回他们拉住普查小组的人友好地说，解放军，你们从口内（内地）那么远的地方来，为我们找水。你们是好人，最可爱的好人。怎么能不喝酒、不吃饭就走呢？硬是留着普查小组喝了酒，吃了饭。

    我在钻机排的时间前后不到两个月，没有这样的奇遇。印象比较深的是钻探施工很辛苦。戈壁滩气候比较奇特。白天骄阳似火，热得人无处可躲，钻机钻塔烫手；一到夜晚，没有了太阳的照射，熏蒸的热气消失的无影无踪，气温就骤然下降。地上沙粒之间、沙包的土缝里，阴冷的寒气往上直窜，远处冰山雪嶺的寒气也席卷而来，将我们紧紧包裹。手摸在钻塔、钻杆上冰冷；水拌泥浆浇在身上，冻得人簌簌发抖。到了下半夜，疲倦的困意阵阵袭来。寒冷和困倦在体内激烈交战。当寒冷占了上风的时候，我们浑身一激灵，立马清醒，只感到冷而不感到困；当困倦占上风的时候，我们就感到困而不感到冷。这时候，我们就赶紧到水箱里捧一捧水浇在脸上，把瞌睡赶走。因为，钻机还在运转，钻杆还在钻进哩。

    在钻机上施工时，都是20岁左右。年纪轻，瞌睡多，一上夜班就犯困。兄弟连队有一个藏族战士，上夜班的时候困得不得了，趁机台上处理事故时，倦在机台下面睡觉，可能是因为怕冷，他用一块破帐篷布将自己盖住，不一会就睡着了。恰在这时，拉黄土的汽车到了。夜晚驾驶员看不清帐篷布下面有人，倒车时轮胎直接从他身上碾过，这位战士就再也没有醒来。这件事，在部队引起很大的影响。为此，部队还进行过一次专门的整顿。这次整顿使我们认识到， 虽然我们当兵在和平年代，没有直接面对炮火硝烟，但是我们在沙漠瀚海以身涉险，如有不慎，也可能遇到危险和不测。

    写到这里，我不由地想起我们一个车皮拉过去的同一公社入伍的战友张步明。

    张步明曾经是我的同学，我们同在公社附近的学校上初中。印象中他比较老实，平时也不大跟同学们在一起玩，走路时有条腿还有轻微地踮脚。张步明从小失去父母，跟着叔叔生活。巧的是他叔叔是公社武装部部长，就安排张步明参军入伍。到部队后，张步明被分配到钻探营，担任空压机手。哪个钻探排打完一口井，张步明就赶到哪个排，安装空压机，清洗孔壁，进行抽水试验。张步明虽然不大善于和人打交道，但对空压机却一往情深，把他当成无声的战友，细加琢磨，悉心呵护。时间不长，他就把空压机结构、性能琢磨的一清二楚，并且能检修一些小毛小病，比一些当兵三、四年的空压机手还内行。1978年，为了完成和田地区的水文地质普查任务，上级将我们库尔勒这个团一分为二。一半留在库尔勒，另一半奔赴和田，组建成另一个团。这样，张步明随所在的营到了和田，继续担任空压机手。一次，张步明刚刚完成一个钻孔的抽水任务，另一个排就派车接他去抽水。张步明顾不上头天夜晚通宵加班，将空压机挂在来接他的解放牌汽车上，自己也爬上汽车大厢，往第二个钻孔进发。当时，汽车大厢上装了半车的钢管和钻杆，在高低不平的路上巅波起伏，将困倦的张步明从车厢上抛下，被挂在后面的空压机碾过头部。等到驾驶员反应过来，张步明已经停止了呼吸。

    张步明牺性时只有21岁，他被安葬在叶城烈士陵园。若干年后，我们公社一道参军的13个人有12个人陆陆续续回到了家乡，而张步明却永远地留在那片戈壁沙滩上。他长眠的地方，生长着白杨树和红柳、胡杨、沙枣树、骆驼刺，这些都是家乡所没有的树种；他的坟墓边上，前前后后又安葬了一些长眠者，但是，张步明一个也不认识，也听不懂他们的说话。他就这样孤独地躺在塞外边陲、异域他乡，守望着天山，守望着新疆各族人民。后来，我们有的战友见到了送他入伍的叔叔，老部长老泪纵横，哽咽不已，他说，我原本想送他出去锻炼锻炼，回来后找个事情给他做。没想到啊，我对不起他的父母，也对不起他呀。

                    一顶帐篷走天涯

    阳春三月，江南水乡已是春光明媚，草长莺飞。诗人描写这种景象为“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而在地处塞外边陲的新疆库尔勒，却是寒风料峭，飞沙满天。冬天过了，部队外出执行水文地质普查任务的日子也快到了。全团近两千名指战员，身着皮大衣，在土台前面的操场上集合，召开出征野外的誓师动员大会。

    那年月，各行各业、各条战线，召开誓师动员大会比较常见。重大行动、重大工程、重大战役实施之前，往往都要召开誓师动员大会。领导动员后，各单位纷纷上台宣读倡议书、决心书、挑战书和应战书，表达自己态度，宣读目标措施，抒发豪情壮志。其间，会场还不断地响起震天的口号。誓师动员大会一色地气氛热烈，鼓舞人心。

    我们团誓师动员大会也是这样。团首长下达施工任务、进行动员后，各营的营长立马甩掉皮大衣，从小马扎上站起来，“噔噔蹬”走上被作为临时主席台的土台上，一把拎起首长面前的话筒，大声宣告自己的决心。倘若风沙太大，话筒声音“卟卟”乱响，影响讲话效果，就索性撂下话筒，直接对着台下呐喊。什么“攀登冰山雪岭，跨越戈壁沙漠”，什么“誓把地球戳个洞，水文战士缚苍龙”，什么“流血流汗不流泪，掉皮掉肉不掉队”，什么“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等等。大家都神情激昂，语言铿锵，表达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誓死完成水文地质普查任务的一往无前的大无畏革命精神。

    誓师动员大会结束后，各单位返回营地，争分夺秒地做好出征前的准备。检查好钻机、柴油机、钻杆、钻头等施工器材之后，干部战士都忘不了要给家乡的亲人们写一封信，到库尔勒城里转上一圈，然后带上帐篷，奔赴冰山雪岭、草原沼泽、边境村寨和戈壁沙漠。要知道，根据新疆的气候情况，我们部队一般是3月份出队施工，10月份收队回营。错过这个时间，野外天寒地冻，就无法施工了。我们清楚地记得，部队3月份出队时，库尔勒树木还没有发芽，等10月份收队回来，树叶早就落掉了。所以，有的战士当兵3年，竟没有见过库尔勒的树叶长什么样。

    “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一辆辆绿色的军车，装载着机械和战士，掀起一股股旋风，驶出营门，向着荒漠原野进发，瞬间被漫天沙尘淹没。尽管有人戏说水文地质兵“远望像是逃难的，近看就是要饭的，走到跟前一看，原来是搞钻探的”、“有女不嫁钻探郎，一年四季守空房，好不容易聚一次，抱着一堆脏衣裳”，都丝毫影响不了部队士气。指战员们心里燃烧理想之火，胸中满怀豪情壮志，那气势惊天动地。

    现在回想，部队在一线施工的指战员们，一年有大半年生活在野外。住在城里时间没有住在野外时间长，穿军装时间没有穿工装时间长，在人群中生活时间没有在无人区生活时间长，住营房时间没有住帐篷时间长。在新疆南疆地区执行水文地质普查的8年时间里，只要有我们的地方，就有帐篷，只要有帐篷的地方，就有我们。帐篷是我们亲密的战友、生活的摇篮和精神的港湾，帐篷就是我们的家。

    部队长时间住帐篷，既是水文地质普查工作性质决定，也与部队刚进疆生活条件差有关。我们部队原来驻扎兰州，改建成水文地质部队后，移防新疆库尔勒。为了早日查明新疆南疆地区的水文地质情况，完成毛主席、周总理交付的光荣任务，部队一接到移防命令，立即开赴新疆库尔勒。当时我们在库尔勒没有现成的营房，打前站的同志就与地方各级政府联系，解决部队的住房问题。得知原新疆第二建筑公司搬往乌鲁木齐了，留下20多栋平房。就与地方同志商量，把团部和司政后机关及汽车中队、修理中队、一中队、五中队、六中队安排在第二建筑公司。二中队、三中队、四中队分别住进和静县、焉耆县、和硕县。（水文地质部队刚组建时，师称支队，团称大队，营称区队，连称中队，排称分队）。可是，即使人员分散，二建的平房还是不够住，一中队、五中队、六中队和汽车中队、修理中队基本上都住地窝子。（地窝子是一种半地下室的窝棚。地下挖出2米深的坑道，用来摆床设铺；上用木头搭架，芦苇把子铺面，泥土一抹，便是屋顶。屋顶一般高出地面一米。）这种地窝子低廉简陋，冬暖夏凉，比帐篷舒适。缺点是进出都要弯腰，光线也暗，白天要开灯。再就是容易失火。借住在和静县、焉耆县、和硕县的二、三、四中队住房就更差了，条件最好的住“干打垒”，差的只能住地窝子、空羊圈了。实在没地方住，就在营房边上支帐篷。

    野外施工的住帐篷，是我们当兵后的第一次体验。当兵前，我们只是在电影里看到过帐篷，不知道住在里面是什么样的感觉。甚至以为住在帐篷里，像在绿草茵茵的地毯上住进白色的毡房一样浪漫，富有诗意。可是在沙漠里一住进帐篷，就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帐篷就是两层绿色的帆布，中间夹有薄薄的一层棉纱。冬不隔冷，夏不隔热。冬天住在帐篷里，外面有多冷，里面就有多冷；夏天住在帐篷里，外面有多热，里面就有多热。真的预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我到达阿克达希时，已经是5月份了，天气一天比一天热。帐篷外是无遮无挡的沙漠，在灸热的阳光下，蒸发着无穷无尽的酷热。帐篷就像巨大的烤箱，由于四周篷布遮挡不大透风，似乎比外面更加闷热。七、八个战士光着膀子，只穿一条裤衩，住在里面热的头晕脑胀。而到夜晚，沙漠里冷气下降，睡觉还要盖上被子。如果遇到风沙天气，被子渐渐加重。第二天早上醒来，不仅被子上有厚厚的一层黄沙，我们的脸上、头发里、耳朵里也有沙子。

    虽然帐篷不能隔冷隔热，也不能抵御风沙的袭击，但它毕竟有篷顶、篷壁，还有门有窗，在形式上已经是一间房子了。并且帐篷里还有七、八个战友。我记得当时我们这个班，班长叫李安綦，贵州人，班里的战士有董之强（甘肃籍）、蒲万新（甘肃籍）、邓士明（甘肃籍）、曾学义（甘肃籍、藏族）、杨春华（贵州籍）。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工作学习在一起。尤其是夜晚，大家睡在一个帐篷里，咬牙放屁打呼噜，浑身的臭汗混在一起，这就有了家的感觉。人都有趋众性，七、八个年轻人在一起，战友加兄弟，互相交流，抱团取暖，共同抵御恶劣环境，共同完成艰巨任务，就再也没有孤独和无助的感觉。所以，在回忆战友情时，我们往往会强调，“我们是一个车皮拉过去的”，“我们是一个帐篷住过的”，战友的情义就会增加很多份量。试想，假如没有这么一顶帐篷，我们这些人就散在戈壁滩上，各吃各的，各睡各的，象黄羊、野骆驼一样活着，举目无亲，又怎么能够聚拢人气、凝聚人心、凝结感情呢？所以，人类的祖先就要群居，先是挖洞，后来搭棚，现在盖房。由此看来，帐篷不仅是我们栖身的场所、心目中的家，还是人类进化的产物，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呢。

    戈壁沙漠荒无人烟，人们总结是“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在野外生活枯燥无味，人们又总结为“白天兵看兵，晚上看星星”。荒漠里有了一顶帐篷，战友们就有了精神和心灵依托的栖所。一下班，大家就从钻台上回到帐篷，往床上一躺，要么是睡觉，要么就是海阔天空地聊。那时候，我们这批农村兵有文化的不多，不大看书，也没啥书可看（很多书都是“毒草”）。记不得是谁带了一本政治学习资料，被翻得卷了皮，给扔来扔去。帐篷里也没有朴克牌。全排只有一只熊猫牌收音机，整天“嗤嗤啦啦”的收不到什么台，还放在排长的帐篷里。所以，我们下班后的休息时间主要就是睡觉和聊天。

    日复一日，每天都聊。聊什么呢，瞎聊呗。大家来自五湖四海，聊各自家乡的山水风光、风土民情，也聊当兵前认识的姑娘。聊着聊着，就抬起杠来。贵州兵说，你们甘肃苦，地里长着石头蛋，锅里煮着洋芋蛋，炉膛里烧的牛粪蛋，炕上还躺着尕老汉。甘肃兵就反唇相讥说，你们贵州穷，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两银。有时候抬起杠来，大家互不相让，争得面红耳赤。过不了一会儿，就又和好如初。再过一会儿，又开始聊，又开始抬杠，又和好如初。

    有一个星期天，刚好轮到我们班休息。甘南入伍的藏族战士曾学义，背上水壶，从炊事班拿了两个馒头说，今天不跟你们瞎扯蛋了，我要出去玩一天。大家都劝他说，这附近光秃秃的一根毛都没有，到哪儿玩去呀。曾学义边戴墨镜边说，我走远一点，看看能不能碰到黄羊和野骆驼。大家又都笑了，说，能碰到，能碰到，那黄羊都长着双眼皮呢。谁知道，不到一个小时，曾学义就回来了。大家笑着问他，你不是午饭都准备在外吃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曾学义“呸”地吐出一口沙子说，跑了几里路，鬼影子都没见到一个，唉，确实了。大家嘻嘻哈哈一阵笑，就又开始瞎聊了。

    如果认为，塔克拉玛干沙漠只比沙漠外面热点、冷点、荒凉一点，那就错了。塔克拉玛干沙漠脾气暴戾乖张，发起疯来，就像狂暴的歹徒失去了理性，张牙舞爪，穷凶极恶。2000年，甘肃籍战友苏效智编著了一本反映部队生活的书《我的战友我的团》，收集了北京战友、原普查中队（连）中队长裴逎生的一篇回忆文章。文章记述了在罗布泊核试验场区遭遇沙尘暴的事，现在读起来仍然惊心动魄。

  “  普查排进入罗布泊核试验场辛格尔的第一个驻地，是核试验场区的一个观测站。观测站人少没有多余的住房，但有一个简易仓库可以借给我们住。仓库虽然破旧，总比帐篷强多了。当时全排的人都住在仓库里。因为保密，专门为电台的同志在边上搭了一个帐篷”。“刮大风那天，我们没有出野外。因为风沙已经统治了整个戈壁滩。漫天的沙石在空中横着飞，速度极快。好像要把所有的东西卷走。这个世界让人感觉到的只有风，没完没了的、越刮越大的风。天空中能见度很低。黑色的乌云混杂着黄色的沙尘压向地面。狂暴的、呼啸的声音不但刺耳，而且那种压迫感让人从心底产生极大的恐惧。那场面就像世界末日即将来临。人们在提心吊胆地等待着什么事情就要发生。我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面，所以根本想不到将要发生什么。说实话也不敢想。这时才真正感到在大自然的肆虐面前，人是多么渺小，多么无助。”“夜晚来临的时候风更大了。暴风裹着沙石不停地撞击着仓库的墙壁和房顶，发出“咣咣”的响声。好像随时都会把顶子掀掉。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忽然外面有人急促的敲门，还拼命地叫喊说，帐篷不行了！倾刻间所有的人都往外冲。刚推开门，无数的沙石迎面打来，根本睁不开眼，只能用胳膊挡着脸眯着眼睛看。在混乱的手电筒光中，我看见那顶帐篷在飓风中剧烈地摇晃，我赶紧让一部分人把电台设备搬到库房去。其他人和我一起，抓住帐篷的边绳，死死地拉住不放。咆哮的风夹杂着石子打的脸生疼。眼睛只能闭着。偶尔眯着小缝看一眼。当时什么也看不清，旁边都不知道是谁，只能从声音判断。估计当时的风已经有十一、二级了，而且一阵紧似一阵。帐篷本身就兜风，而且不停地在抖动，十几个人都拉不住。在那种场合下，万一铁架子把人砸着，就会造成人员伤亡。我一看不行，就当机立断，大喊一声“放手！”大家一松手，瞬间，巨大的铁架子帐篷腾空而起，眨眼间便消失在狰狞的夜空中。什么都没有了。面对空旷的场地，我的脑海里一片空白。不知道是解脱还是失落。回到仓库时，风还在刮，可我已经什么感觉都没有了。”

    在水文地质部队当兵，我还听说过许多战友在沙漠里遇险的故事。有一次，我到二区队了解情况，遇到了袁宗标。袁宗标是我老乡，当初一个车皮把我们从家乡拉到新疆。袁宗标有点文化，脑子也好用。他当时是二区队文书，在区队里收收发发，抄抄写写。他说，上次他写区队半年工作总结，写了七、八张纸，区队长不满意。说，该写的都写上。他就把写的总结又抄了一遍，抄的字大行稀，有10多张纸。区队长说，嗯，这次不错，用功了，用功了。闲聊中，袁宗标问我，你认识向天寿吗？我说，认识呀，71年入伍的云南兵，是你们七连的副连长呀。他说，前段时间他遇到了危险，差点你就见不到他了。我忙问怎么回事，袁宗标就告诉我事情的经过。袁宗标说，半个月前，七连在沙漠里施工。向天寿从机台回帐篷时，突然天变了，一阵大风刮掉了他头上的帽子。向天寿赶紧去追帽子。谁知，他刚刚追上弯下腰去捡时，风又把帽子吹走了。向天寿又去追。快追上时风又把帽子吹走了。向天寿几次都没捡上。这时沙尘暴来了。狂风发了疯一样吼叫着，抓起地上的黄沙和石子抛向天空，连同乌云裹在一起，像一道墙一样，黑压压地滾过来，霎时间，沙石横飞，山呼海啸，天一下子变黑了，隐隐地雷声隆隆。好像是一部恐怖大片。向天寿看不见钻塔，也看不见帐篷，原来的沙堆土包也变换了位置。他内心恐惧地在风沙里东奔西突，最后昏死过去，渐渐被沙子埋起来了。见我听的紧张，袁宗标缓了一口气说，多亏了一个放羊的维族人。他带了一只狗，这只狗老是围着一堆沙子叫。维族人把沙子刨开，才发现昏死过去的向天寿。他把向天寿背回去，掏出他嘴里、鼻孔里、耳朵里的沙子，又给他灌了半碗热羊奶，向天寿才恍恍惚惚地睁开了眼睛。后来，维族人用马把向天寿驮回了帐篷，救了向天寿一命。

    在苏效智编著的《我的战友我的团》里，收集了部队官兵花名册。令人痛心的是向天寿、袁宗标的名字都框上了黑框。这个故事的主角和讲述者都已驾鹤西去。啊，亲爱的战友，但愿我这篇文章没有惊动你的亡灵。但愿天堂里的环境条件能够比较地好一些。

              找水供水的人是缺水的人

    我们部队在新疆南疆地区执行水文地质普查任务时，共打勘探井732眼，总进尺94，447米，打探采结合的水井122眼。其中，有的水井到现在也没有枯竭，源源不断地为边疆各族人民和边防部队生产生活提供清澈甘甜的地下水。

    俗话说，“卖油的娘子水洗头，卖肉的儿郎啃骨头，木匠家板凳三条腿，裁缝没有裤儿穿”。这些话虽然怎么听怎么别扭，但也确实切合实际。我们这些找水供水的人，也是最缺水的人。

    我们在阿克达希施工时，一个钻探排配备一辆解放牌汽车。一辆车既要负责到几百公里外的团部拉钻探设备，还要拉黄土、粮秣和生产生活用水。在沙漠里，水非常珍贵。一车水一般要保障一个星期的生产生活。因此，我们排一进入阿克达希，无论是干部战士、老兵新兵、南方人北方人，都自觉地养成了节约每一滴水的习惯。

    每天早上，我们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炊事班打水。打水时大家都很自觉：每人一军用水壶开水，半脸盆清水。一军用水壶开水喝一天。半脸盆水洗漱。洗漱完了水也不能倒掉，留着晚上洗脚。如果擦澡、洗衣服，就到机台上用沉淀清了的泥浆水。

    看到水这么金贵，我就经常怀念家乡。我的家住在全国五大淡水湖之一的巢湖。这地方最不缺的就是水。江河湖泊、沟渠塘坝，到处都是。无论是上山砍草，还是下地干活，我们从来不带水。渴了，哪个山沟沟都有碧青的泉水，捧一捧喝就是。如果你高兴，还可以脱去衣裳，跳到水里洗涤一番，惬意的很。记得有一年，家乡发大水，白浪浪水天一色。我家到舅舅家几华里路，也需要划船。走路是去不了了，只能看见舅舅那个村子水面上冒出来的树头。

    贵州籍战友杨春华说，别想那些没用的，远水解不了近渴。徐正玉你算是幸运的。四月份，你还没来，排里拉水的车坏了，我们断水3天。炊事班做饭用泥浆水沉淀，我们喝柴油机循环水。可把我们整苦了。柴油机循环水一股柴油味，喝下去头昏脑胀直拉稀。把老子喝的尿都尿不出来。我说，循环水里有柴油，润滑尿道，尿的更快。怎么还尿不岀来了？杨春华骂道，你小子等着吧，到时候有你好受的。

    杨春华说的没错，我确实是比较幸运的。我在阿克达希生活不到两个月就调走了。而在这段时间里，排里的各项工作正常运转，也没发生停水断顿等意外情况。虽然吃水用水一直比较紧张，好歹我算顺利度过。   

    回到团部库尔勒，我告别了用水朝不保夕的窘境。营房边上，就是孔雀河。孔雀河源自博斯腾湖，冬天河水干涸见底，夏季却水源充足。河床里清澈的河水顺流而下，碰到河里的石头溅起一朵朵白色的浪花。河边还有粗壮的柳树和高高的白杨，一片片树叶在微风中簌籁作响，阳光下抖落一地碎金。我第一次早晨到河边洗漱时，看见清澈的河水，心里充满了惊喜。匆忙洗漱完毕，赶快跑回屋里，提了一个铁桶，打了一桶水提回去。同室的王天明问我，提水回来干什么？我说，烧开了喝呀，多清的水呀。谁知道王天明伸手用瓢将水泼在地上，说，这水不能喝，要喝有自来水。我一下子楞住了，脑子里立刻浮现出阿克达希战友们焦干的嘴唇和渴望的眼神，心里不知道什么滋味。王天明是电影组的负责人，一直对我挺好。但他当时的举动，确实让我很长时间接受不了。自我在沙漠里生活了一段时间，就好像坐下了病，见不得浪费水。看到哪里水龙头跑水，不自觉地就上前关住。

    野外施工最稀罕水的不是钻探排，而是普查排。清早4、5个人出去跑普查，每人背一壶水，都不够喝。最后，如果谁的水壶里还剩一点水，便你一口他一口的湿湿嘴唇。有一次普查连的几名同志在莎车一带普查时，由于迷路断水，最后只好喝尿自救，甚至连墨水都倒进嘴里了。要不是后续的战友赶到，真的要渴死在沙漠之中。

    苏效智战友编著的《我的战友我的团》中，收录了原二营六连技术负责人张景范技术员的回忆文章《沙漠水文地质调查记》，大致内容是：1981年5月5日，张景范带领技术员余发祥、战士冯新生、张小龙和从和静县请来的蒙古族牧工骑着骆驼向塔克拉玛干沙漠进发。他们涉过塔里木河后，抬头一看，无边无际的沙漠里突然耸涌出数万个金字塔一样的沙山，让人毛骨悚然。连素有“沙漠之舟”之称的骆驼，也恐怖地发出惊叫。这天，他们工作到晩上9点多，便爬到附近最高的沙山顶上。连续向东北方向的龙口驻地发出3颗绿色信号弹联络。可是半个小时过去了，也没见回应的信号弹。几个人无精打采地走下沙山，心情不免沉重。昏昏沉沉地睡了。第二天，他们翻越了近3公里的沙山后，已是中午1点多。沙漠里的风像被火烤过一样，刮到脸上热辣辣的。他们热的只穿着裤衩、背心。当他们准备喝点水、吃点面包补充能量时，给吓坏了。原来，满满一塑料桶水驮在骆驼背上，翻越沙山时，颠的只剩下十分之一了。他们顿时觉得问题严重。沙漠断水，人畜都要喝水，简直快要崩溃了。他们咬着牙，又艰难地行走了4公里，终于找到了预定的洼地。大家顾不上疲劳，在洼地深挖，2个小时后，终于挖到水位。这时，大家才感到精疲力尽。战士张小龙吃着面包就睡着了。当晚露宿在沙漠。第三天，他们继续前进。可是有两峰骆驼不再往前走了。大家费了半天劲，才赶起来一峰。另一峰半闭着眼睛，口吐白沫，卧地不起。给水也不喝。蒙古族牧工说，骆驼一旦躺下不走，打死它也不会走了。这峰骆驼最终没有走出沙漠。张景范一贯嘻嘻哈哈，没心没肺，见此情景，深有感触，他拿起一空罐头盒，用铅笔在商标上写道：“1981年5月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第905团6分队张景范等5人到此工作，特此留念。”接着，把写有字的罐头盒埋进沙坑里。

    塔克拉玛干沙漠东西长约1000公里，南北宽约400公里，面积达33万平方公里。平均年降水不超过100毫米，最低只有45毫米；而平均蒸发量却高达2500～3400毫米。我们在野外施工那几年，很少遇到下雨天。有时候偶尔天上掉下来几滴雨，落到身上也就几滴泥点子。干旱缺水，不仅影响施工部队的工作和生活，更加折磨着居住在沙漠边缘的维吾尔族人，他们祖祖辈辈都过着惜水如金的生活。

    部队在野外施工期间，团里为了加强对施工的领导，在靠近施工部队的地方成立前线指挥所。我到机关后，时不时地往返团部和指挥所。有便车时搭便车，没有便车时乘坐长途汽车。在长途汽车上，我每次都能看到维吾尔族大婶，头顶馕饼，手提一塑料桶水走亲戚。馕饼和水是馈送亲戚的礼物。那一塑料桶水，大婶看的非常金贵，跟着的小巴郎（小孩）想喝一口，大婶也舍不得。

    我曾经到过一个维吾尔族人居住的小村庄（可惜我现在已经记不得村庄的名字）。这个村庄座落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全村几十户人家和牲畜饮用水就靠村边的一个涝坝（大水坑、小水塘）。我走近看，涝坝是死水，呈绿色，水边还有马粪、骆驼粪等污秽之物，吸附着一层蚊蝇。人一走近，“嗡”地飞起。水里也有不知名的虫卵一拱一拱地游动。我用手扒拉水面，捧起一捧送进嘴里，又苦又咸。在新疆南疆，维吾尔族人逐水草而居，有水草的地方就有人栖息。但是地处沙漠边缘，优质的水源毕竟少，不少人就在涝坝边上生活。所以，新疆南疆，不仅是全国闻名的贫困地区，也是地方病的高发区。

    1978年6月的一天，我到三区队的一个钻机连了解情况。这个连队住在库尔勒至阿克苏的公路边上。钻台附近有维吾尔族的一个村庄。我到达连队后，连长徐文堂说，今天你别走，晚上村上人请我们吃饭。我说，你们军民关系搞的好哇。徐文堂说，这里面有故事。他说，我们连刚到这里时，村上的人听说我们是打井的，高兴的不得了。队长三天两头到连里来，问我们需要什么。村民们常常送点牛奶、鸡蛋到炊事班，有时还在地里摘点西红柿什么的送来，不要也不行。老人和孩子也有事没事到工地，看我们打井。出水那天，全村人都来了。当看到白花花的地下水从水管里喷出时，全村人又惊又喜，激动地欢呼起来。纷纷跑回家取来水桶和脸盆打水。队长喝了水又清又甜，跪在地上向我们拜。弄得我们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因为，按要求，这口井打成功了，取得技术资料后，就要把地下的管子拔出来，去打下一口井。只是这样一来，井水也就再也不喷了。村民们知道这个情况后，又纷纷跑回家去。这一次，他们取来了铁锹，砍土镘和木棍，包围了井台。他们喊道：“解放军，谁要坏了井水，我们要拼命的”。晚上，村民们自发地在井台站岗，不让战士们靠近。连里迅速将这个情况向上汇报，并建议保留这口井，得到了上级的批准。当连队将这个消息告诉村民后，又引起一阵欢呼。他们见到战士就拉，要求去他家喝酒吃羊肉。最后，村长大声说，解放军把井给我们留下了，我们以后过上好日子了。我们要感谢解放军。大家不要再争了，今晚集体联欢，请解放军喝酒、吃羊肉、跳舞。这天晩上，整个村庄一片欢腾。听着冬不拉欢快的旋律，看着村民和战士们忘情的舞蹈，我心中的喜悦油然而生，在干旱缺水的沙漠地区，水，是生命的源泉；水，是幸福的希望啊。

          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

    在家时，村上的弹棉匠三爷爷身背棉弓，用棉锤把棉花弹的棉絮弥漫。一边咳嗽，一边对我说，你现在穿军装，是公家人了。吃好的，喝好的，好日子开始了。三爷爷知道，我三岁时闹饥荒，长大了一直过苦日子。但是三爷爷他没想到，穿上军装后，虽然很多地方发生了变化。但就吃喝来说，我过的也还是艰苦的生活。

    在阿克达希，我们的炊事班长是魏发弟，他是69年入伍的四川兵。四川人一般都爱美食，善烹调。魏班长自入伍后，一直在炊事班烧饭做菜，烹饪技术当然没话说。但是，我到阿克达希近两个月时间里，魏班长没做过一顿好吃的。不是土豆、白菜、萝卜，就是萝卜、白菜、土豆。有时甚至连这“老三样”都没有，让我们用红豆腐和盐水煮黄豆当菜，真是可惜了他的手艺了。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排里伙食不好，确实不能怪魏班长。那时候，国家刚刚恢复元气，物质供应匮乏。不仅买粮要粮票，买肉要肉票，买油要油票，就连白糖、肥皂和烧饭用的火柴，也要凭票供应。按说，部队情况特殊，供应比较优先。但是，我们这支部队是新组建的部队，又是从兰州刚移防过来，是从一个艰苦的地方移防到一个更加艰苦的地方，供给关系又没有完全理顺。加上那时的口号是“先生产，后生活”，兵马已动，粮草尚未完备，有点仓促上阵的意思，伙食很长时间得不到改善。

    好在那个年代我们都是吃过苦的，部队的政治教育又特别有效，指战员素质也比较高。大家发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大无畏精神和革命的乐观主义态度，以苦为乐，以苦为荣，并没有因为生活艰苦而影响斗志，大家把劲鼓的嗷嗷叫，野外施工仍然热火朝天。

    1976年夏天，基建工程兵办公室第一副主任、老红军萧彭到施工连队视察。炊事员见老首长年纪大了，长途奔波到沙漠很辛苦，就为他煮了一碗挂面。老首长端着饭碗来到战士中间，见连队的干部战士吃的是包谷面发糕，下饭的菜是盐水煮豆、红豆腐，当时就把自己的面条送回炊事班，自己拿了一块发糕吃起来。为此事他批评陪同的团领导和连队领导说，我们这些年轻的战士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施工那么辛苦，他们吃包谷面，你们却让我吃白面，你们把我当啥了啊？此后他下连队，都和战士们吃一个锅里的饭。在结束视察召开的团党委会议上，他老泪纵横。说，没想到新疆的部队生活这么差，工作条件这么艰苦，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啊！回北京后，他及时向上级领导和国家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很快，从北京调来了20顿大肉罐头供应我们部队，并且提高了野外施工部队的生活标准，使部队的生活有了改善。

    在野外施工期间，各施工连队的伙食有些差距。住在兵团、村镇附近和公路边上的，由于采购比较方便，能买到新鲜蔬菜，生活条件好一些。住巴音布鲁克草原的施工连队，采购不太方便，他们发动战士捡蘑菇，炊事班或者炒蘑菇，或者做蘑菇汤，就算改善伙食了。住博斯腾湖边上的施工连队也挺好，湖里鱼多，战士们下班后下水捉鱼。虽然湖里的鱼肉粗不太鲜，比没有强多了。还有的连队靠近牧区，还会用大米、面粉和牧民换羊。（我自己后来也用旧军帽和维族老乡换过鸡蛋，用旧军装换过英吉沙小刀子。）在阿克达希施工期间，因为缺乏这些方便条件，蔬菜供不上时，只好吃脱水菜和盐水煮黄豆了。

    印象中吃的最好的一次是在部队的菜窖里。因为很少吃的好，所以印象特别深刻。

    大概是1977年底吧。我回乡探亲。临回部队时，同村入伍的战友张敬标妈妈找我，要我给张敬标带点吃的。考虑到路途远，火车上挤，张敬标妈妈没让我多带，只带了一点过年炆的糖果和一只腌鹅，用塑料皮包着。没想到，等我返回部队的时候，张敬标已随连队到野外施工去了。他施工的地方好像在距团部库尔勒好几百公里的英吉沙县境内。过了两个月，糖果和腌鹅还没有送到。我怕腌鹅再放就会坏掉，心里有点着急，就把这事告诉了翟笃贵。翟笃贵当时在司令部当打字员，他一听就说，干掉算了。我说，那不好吧。他可能真的馋了，竭力蛊惑我说，那你什么时候能到英吉沙？等他收队回来要到10月份以后，那只鹅早放臭了。我一听也是，动心了。就问在哪烧呢？翟笃贵来了劲，说，走，找吴宗祥去。

    吴宗祥也是老乡，林头人。这家伙走了狗屎运，一个字不识，不知道怎么分到了汽车连。只是刚到汽车连时，连队并没有安排他学开车，而是让他去炊事班做饭。现在，又让他去连队的菜窖看菜。

    新疆气候寒冷，冬天不种菜。每到秋季，单位也好，私人家也好，都要备足过冬的菜，储存在挖好的菜窖里。部队也是这样，只要是开伙的单位，都有菜窖，菜窖里储备一冬天的蔬菜。

    汽车连100多号人，菜窖也大，是一个很长的地窝子。地窝子冬暖夏凉，适合储菜。我夹着腌鹅和翟笃贵低头走进地窝子，见地窝子里面搭了一排排架子，架子上隔了一层层木板。储存的土豆、萝卜、洋葱堆放在地上，大白菜放在一层层隔板上。还有的大白菜像晒衣服似的掛在一根根铁丝上。菜窖里电灯光昏黄，散发着蔬菜的味道。

    吴宗祥见到我们很兴奋，他在墙角里拖出一个电炉，拽出一块案板，拿出一把菜刀，又摸出一口铁锅。（炊具齐全）将腌鹅剁成块，放进锅里煮起来。我说，老吴，鹅挺大，烧一半吧。吴宗祥说，老徐，鹅全烧了。白菜少放点，吃完再放。虽然那时候我们都只有20来岁，都是老X老X的叫。不一会儿，铁锅“咕嘟、咕嘟”冒泡，味道出来了。这时，又有几个战友老乡弯腰进来，喊道，好香呀。一见锅里的咸鹅，立即眼睛放出光来，脸上露出期待的神情。又烧了一会，老吴拿出筷子说，我看熟了没有？夹了一块鹅肉放进嘴里，嚼了嚼说，不太烂。大家都说烂了、烂了，可以开工了。老吴又说，筷子不够。又有人说，这个好办，随手折了一截枯树枝说，这不是筷子？我说，这是张敬标的鹅啊。他不在，好了我们。大家就说，感谢张敬标。或坐或蹲或站，吃了起来。这时，翟笃贵喊，老吴，上次还剩半瓶酒，你喝掉啦？吴宗祥一拍脑袋说，看，我都忘了。又从墙边掏出半瓶天山大曲。大家就着瓶子，你一口，我一口，连吃带喝，尽兴起来。

  腌鹅太香了！ 从当兵离开家乡，大家两年没有吃到家乡的腌鹅。现在身在异域他乡、军营菜窖，几个老乡又吃到了熟悉的香味，真是太开心了。入伍前的一幕一幕又在眼前展开。有人说，在家吃晚饭时，如果能在饭上蒸两块咸鹅，饭也多吃一碗。还有的说，我特别喜欢蒸鹅碗底的油，把饭拌在里面，直往肚子里滑。这一顿吃的酣畅淋漓，嘴巴里几天都有香味。后来，我到英吉沙见到张敬标，只带去了炆的糖果。我跟他说，腌鹅让我们吃了。回到家乡后，我又跟张妈妈说，腌鹅让我们吃了。这娘俩都大度地说，吃了好，谁吃都一样。

            家书抵万金

    烽火连三月 ，家书抵万金。唐代大诗人杜甫这两句诗我上学时读过，只是当时并没有什么切身的感受。参军入伍后，尤其是到了阿克达希，我才对这两句诗有着刻骨铭心的理解。

    我们参军离家时，从头到脚的穿戴，都是部队发的，家里的一丝纱也没有留下。就像是一颗埋在地下的萝卜，被从家乡的土地上拔起，并且洗净了身上的泥水，光滑滑地被运送到了新疆。家乡的一土一石、一草一木、一阵微风一丝空气，都不曾带走。昨天的种种，今天转瞬成了回忆。然而，我们毕竟在家乡生活了20来年，家乡的阳光雨露、山川河流、五谷杂粮、油盐酱醋养育了我们，化成了我们身上的骨血和皮肉。从儿时的摸鱼捉虾到养鸭放牛再到以后的栽秧割稻，这些生活和生产活动，一天一天地伴随着我们，已经和我们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猛地一下子把我们连根拔起，被送到远隔千山万水的边疆沙漠、苦寒之地，叫我们怎能不朝思暮想、牵肠挂肚？怎么办呢？要了解家乡的情况，缓解思乡的痛楚，只能靠书信，靠8分钱邮票的鸿雁传书。

    在阿克达希施工的日子里，我们二、三十人基本处于与世隔绝的封闭状态。惟有郭德义上士有出入的机会。他要跟车到库尔勒团部拉运黄土、水和施工器材，采办粮秣蔬菜，保障生产生活的正常运转。只要郭上士一离开阿克达希，我们就计算他的归期。除了关心他上述任务的完成情况，我们更加关心的是，他有没有带回家乡的信件。家书抵万金呀！

    一听见汽车的轰鸣声，战士们像听到冲锋号似的，争先恐后地从各个帐篷里钻出来，将郭上士紧紧围住，眼巴巴地看着他从挎包里掏出信件。拿到信的人，满脸欢喜，急忙撕开信封，到一边看信了。没拿到信的人一脸落寞，孤零零地走开，样子可怜地让人同情。仅从战士们的表情看，你就知道，谁收到了信，谁又没收到信。

    收到家里的来信，我总是走出很远。这里，没有钻机的轰鸣，也没有战友前来打扰。我就坐在沙窝里展开信一行一行静静地看。一边看，一边想象。家里的来信是有生命有情感有温度的。看信时，我仿佛看到家乡的青山静静地矗立，家乡的小河缓缓地流淌，家乡的风微微地吹拂。山谷河流、稻谷花香在眼前尽情地铺开。这时，我仿佛不是身处广袤荒芜的沙漠，而是置身于柔情多彩的江南水乡。我甚至能听到父亲在田间劳作时低沉的喘息，看到母亲脊背后面印出的白色的汗渍。然后，我定定地看着渐渐失去光泽的太阳，慢慢地坠落天际，在西天留下一片苍茫。

    在给家里写信回信时，我们都比较谨慎。我知道，儿行千里母担忧。在父母的眼里，我们还是半大的孩子，新疆边境又很辛苦，工作生活中肯定有太多的困难和痛苦，如果把我们把这些情况和盘托出，父母肯定担心。而部队离家乡又相距遥远，看不见，够不着，昼夜却在心上挂着，那就是一种痛苦的煎熬。所以，给家里写信，我总是坚持“报喜不报忧”。多少年过去了，我的父母都不知道我曾经生活工作在戈壁沙漠，吃粗粮住帐篷，有时候连水都喝不上，吃了很多的苦。

    不仅仅是我，在部队当兵的人，给家里写信时，大多抱着这样的想法。那时候部队的文化水平不高，我们这批农村兵，有很多不识字，给家里写信时，就请战友代写。我因为识点字，也常常代人写信。战友让我代写信时，总是搜肠刮肚动心思，生怕写的不合适让家里担心。有的说，我昨天挨批评的事别写上去。有的说，我在钻机上受伤的事千万不要说。他们说，父母把我们送来当兵，家里少了一个劳力，他们要多吃多少苦？再不能因为自己让他们闹心添堵。我每次写完信，他们都要让我读上一遍。他们听完又想想，最后长出一口气说，好，就这样吧。然后才把信封好，贴上邮票，交给郭上士去库尔勒时发走。

  在我们部队， 还流传着这样一件关于写信的有趣的事。一个战士给家里写信汇报工作情况，他是这样写的：我的工作就是坐着，而且坐在第一排；我是掌握方向的，我说向东就向东，我说向西就向西，都得听我的；遇到麻烦我就亲自掀盖子，动班子，扑下身子解决问题；问题解决后，我还要给他们紧紧螺丝。家里收到信后也看不懂，不知道他在部队做什么工作。问邻居，也很疑惑，总觉得他在部队当了大官，至少是个管人管事的。等到其他老乡回乡探亲，才弄清楚，他在部队是个开汽车的驾驶员。

    我所在的部队有2000人，这中间也有一些促狭调皮的战士。他们给家里写信有时就不着调。我现在讲一个战士给家里写信的故事。

    我们部队钻井的施工地点，是根据工程技术人员在图纸上标定的。有的标定在戈壁沙漠，有的在边境村落，还有的在湖边草滩。在湖边草滩施工，别的没有，蚊虫却是又大又多。那蚊子大的像小蜻蜓，素有“三个蚊子一盘菜”之称。被这样的蚊子咬一口，皮肤立马肿起一大块。所以，部队在野外施工，不仅配发安全帽，还要配发防蚊帽。战士们脸罩防蚊帽，头带安全帽，搞得像防化兵。不过，防蚊帽罩在脸上晃来晃去，挡三挡四，干活时很不利索。更多的时候，大家就都不戴防蚊帽，不少人脸被蚊虫咬的肿胀起来。更让人感到尴尬的是解大便。只要你一脱裤子蹲下来，立马就有蚊子包围过来，赶不走，打不掉。解完一次大便，屁股上少不了有几个疙瘩，又红又肿，又痒又痛。后来，谁解大便，先在上风燃起杂草，趁着浓烟滚滚时，迅速脱裤子解大便。即使被浓烟熏的眼睛流泪，也难保不被蚊虫叮咬。有个战士在给家乡写信介绍边疆的奇风异俗时，就把这事给说了出来。当然，他在给父母的信里没有说，只给村上的伙伴写信时，当作稀罕说了。而且为了说明自己不是胡编，还打了几只蚊子夹在信中寄了回去。村上的伙伴见到这么大的蚊子，亦感到稀奇，便湊在一起观赏。恰巧被战士的妈妈看到，心疼地哭了几个晚上。又写信到部队问儿子事情的真伪。战士这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以后写信再也不敢胡说八道了。

    战士给父母写信，尽拣好听的说。生怕父母产生联想和误解，引他们担心。父母给部队的儿子写信，也是苦思瞑想。该说的紧说，不该说的，一句也不说。我在部队当兵时，父母给我写了好多信，从来都是“正能量”。归结起来就是：在部队好好干，不要掛念家里。要“尊重首长”，“团结同志”，“别怕吃苦”，“别占便宜”，“别想家”。等等，等等。后来，父亲生了大病，怕我分心，也不让姐姐写信告诉我。还是妈妈跑去找舅舅写信让我买药，我才知道。回想起来，父亲的信，经常给我批评和教育，成了我安心部队、热爱部队、服务部队的动力。

    我们部队3月份出队，10月份回营，大部分时间在野外施工，打一口井换一个地方。由于施工地点多在荒漠，且飘忽不定。家里来信只能寄到库尔勒团部，再由来团部办事的人捎到机台，很容易造成信件积压甚至丢失的情况，给战友们带来很多不便和困扰。有战友回家探亲时，家里给介绍了对象。双方就建立通信关系，以便互相了解，加深感情。可是由于路途遥远，通信不便，时间一长就断了联系。有的战士一次收到姑娘的几封信，前两封信还在谈情说爱，第三封信就是吹灯拔蜡。这也难怪。姑娘说，双方远隔千山万水，不仅见不到，够不着，连通信也这么难，今后生活怎么办？这恋爱没法谈。还有的战友家里老人生病，给部队的儿子又是写信又是发电报，儿子也没收到。连问候都没问候一下，老人就过世了。临终前连面都没有见上，造成终身遗憾。这样的情况，我们在部队经常碰到。

    我们钻探连有个副连长是山东人，妻子在老家单位上班。一年有一次探亲假。妻子便给丈夫拍了一封电报，告诉他自己要来部队探亲。谁知丈夫已经出野外施工。这回施工点距团部库尔勒远，离另外一个县城近，连队需要采买的粮秣蔬菜，上士便在就近的县城购买，没有回库尔勒。妻子的电报就和其他的信件电报一起搁在团收发室。因此，副连长并不知道妻子要来队探亲。待到妻子带着孩子一路颠簸来到库尔勒后不见丈夫身影。失望之余便向团部反映，团部急给施工前线指挥所发电报联系，指挥所又紧急联系副连长。谁知道该连钻机正发生埋钻事故，副连长和机长正带着战士们处理事故。等到事故处理完毕，副连长几经辗转回到库尔勒时，妻子因为假期快结束，已经买票回山东去了。一年一度的鹊桥会就此泡汤，一肚子美好的希望变成了一场梦。

    在写这篇文章时，我正在上海市徐汇区一所部队医院的家属楼里。眺望窗外，阳光灿烂，天空碧蓝，一块一块白云，在蓝天下缓缓移动；阵阵微风吹过，将院内绽放的桂花的清香源源不断地送进楼来；开饭时，一批批的医生和护士从窗下经过，身姿婀娜，步态摇曳，送来一串串银铃般的笑声。而我闭目沉思，脑海里正纠结着阿克达希情景。今昔对比，时光错乱，景物变幻，不禁恍如隔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