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远在天南海北的兄弟姐妹们聚在家庭微信群里，大家都很高兴，你一句我一句用方言聊天，可把表姐家十几岁的姑娘给急的，只得用满口标准普通话问：“姨姨，舅舅，你们在说什么呢？我听不懂啊！”刚开始我以为孩子是想和我们聊天找话题呢，后来问过表姐，才知道孩子真的听不懂，因为孩子从小说得是一口普通话。

想起自己外出求学，听到别人字正腔圆的普通话，总觉得自己说方言好土，学着说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很快适应了普通话环境。后来有了自己的孩子，等孩子牙牙学语时，发现太谷方言很难说，单单一个“我”字，用在不同的词语中，方言就有三四种发音。这种发音的差别，不是从小学习，要想准确说出来，那难度很大的。

现在的孩子们接触到的语言环境，大多数以普通话为主。电脑、电视、手机这些现代设备传递的语音都是普通话，两三岁上幼儿园，幼儿园的老师也是满口普通话。在这样的环境中，方言的空间越来越小。

语言的传承是有地域性的，十里不同音。是变化最快的一种传承，几代人中，语言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甚至自己和自己的父辈的语言也有差别。尤其是各种媒体深入到每个家庭，早已潜移默化改变了这些新生代的生活。

我小的时候，邻居有位六爷爷，长辈教我喊“陆爷爷”，上学之后才知道方言说“六”是“lù”。还有一些称呼，如“蛮子”，一般是年长之人称呼不知道名字的孩子叫“蛮子”，和现在叫“小朋友”一样。这些称呼，随着上一代的逐渐老去，也逐渐退出普通人的生活。即使现在还在使用的方言词语，能真正懂的人又有多少？只有一些文艺作品会或多或少保留这些痕迹，可将来的一代人会读懂这些内容吗？这样的文化会不会形成断层？刚刚在《老家太谷》公众号读到一篇文章，《透过太谷秧歌剖析太谷方言》，其中提到《打冻漓》有一句“适才间列里（人名）来退了亲事”，原文作者把“列里”标注成人名，总感觉这位作者不是老太谷人，没有理解了“列里”的含义。太谷方言中“列里”指的会办事，能调解，是一个动词，也把这种头脑灵活，能说会道之人叫做“列里”，别人办不了的事通过“列里”的调解多数能办成，别人说不成的媒，“列里”也能通过自己的嘴“列里”成功，这种叫法有调侃之意。所以就《打冻漓》这首秧歌剧目中，“列里”有媒人的意思，而不是人名。这种不理解在传统文化中还有很多，包括这首秧歌题目“打冻漓”，能理解意思的年轻人都少了。

随着传统文化逐渐被人们再次接受，方言的重要性也在这些诗词歌赋中体现出来。不说代表太谷方言的太谷秧歌，不说《红楼梦》中若干词语的接地气，单说四书五经中的《诗经》，已经让我深深感受到方言的魅力了。

那是上中专的时候，代我们语文的吴老师是一位文学底蕴深厚，博学多识的老学究，几乎每一篇好文章都会用抑扬顿挫的声调，认认真真给我们读一遍，那是全班最安静的时候。唯有讲到《诗经》中的选篇《伐檀》时，吴老师突然要求我们用方言读，我清楚记得，吴老师点名叫起一位男生，那位方言浓重的男生用他的方言读过后，我们才听出《诗经》的味道。普通话没有押韵的句子，用方言读来，是那样的和谐押韵，是那样优美动听，几句方言读出了《伐檀》满篇的怨恨。

从此，我对方言的看法有了许多改变。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对于方言的喜爱也越来越多，可普通话的渗透却越来越广。现在，在太谷买个东西，销售员都是满口普通话，甚至摆摊买菜的和买菜的交流都是普通话，回头和自己的朋友却是太谷话，这种现象让人哑然失笑。这样的环境下，方言还能走多远？没有了方言，那些诗词歌赋就会少了许多味道，再读起来就像我们读翻译过来的外文诗歌，乏味无趣了。贺知章在《回乡偶书》中写到“乡音无改鬓毛衰”，若没有“乡音无改”能衬托出“鬓毛衰”吗？若没有了方言，乡音还有吗？故乡还有吗？

我突然觉得悲哀。独生子女政策消灭了各种亲戚关系，普通话消灭了各种方言。生于斯长于斯的孩子，听不懂当地的话，不会说当地的方言，是多么可怜！普通话环境下的方言，想说爱你真的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