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与政治》是马克斯·韦伯向慕尼黑青年学生发表的两篇演讲的小书，主要包括1917年的“学术作为一种志业”和1919年的“政治作为一种志业”。其社会背景是德国作为欧洲第一强国，对外陷入帝国主义战争，对内维持军事独裁，整个学术领域被政治权利笼罩，致使许多青年人面临两难境地。韦伯作为当时一名“精神贵族”式的德国知识界领袖，通过这两篇演讲不仅对其身边的思潮做出了个性化回应，更为陷入人生岔路口，摇摆不定无法自拔，虽困惑孤独但充满希望和激情的青年们提供了关于人生抉择的宝贵建议。
1、学术之路：价值中立
在韦伯看来，科学作为理智化的一部分，在一个“除魅”的世界，已经不可能是“通往真实的存在之路”，“通往真实的艺术之路”，“通往真实的自然之路”，“通往真实的上帝之路”，“通往真实的幸福之路”。因此，他韦伯坚持并践行“价值中立”原则，在其代表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通过对历史的客观考察，明确指出以功利主义、理性主义、禁欲主义为特点的新教伦理精神是资本主义形成过程的思想基础。也即是，全面描述了“新教伦理造就资本主义”这一客观事实，而避免直接对其进行价值判断——“应该如此”或“应该继续如此”。
韦伯认为一个好学者未必是一位好老师，反之亦然。“每个受到召唤、有志从事学术工作的年轻人，都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他所肩负的重任具有双重面貌。他不仅需要具备学者的资格，同时必须能够做一位好老师；而这两种条件并不一定全然吻合。”同时，韦伯强调一个教师所应当做的，不是去充当学生的精神领袖，不是立场鲜明的信仰灌输，而是尽力做到“知识上的诚实”，去“确定事实、确定逻辑关系和数字关系或文化价值的内在结构”，因为没有对手和不允许辩论的讲台，不是先知和煽动家应呆的地方。一旦让学生认识到客观的事实，至此教师就应当止步了；如果他表露自己的价值判断，甚至将之强加于学生，那么他的研究就超出了自己的合理权限。如韦伯所说:一名科学工作者，在他表明自己的价值判断之时，也就是对事实充分理解的终结之时。
2、政治之路：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
虽然韦伯主张学术研究和教师在讲台上要保持价值中立，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实际政治的远离。于是，韦伯在德国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政治表演成为了其一生中最迷人的争议所在。
韦伯区分了两种以政治为业的方式，一是为政治而生存的人，一是靠政治而生存的人，其中为政治而生存的人在其内心里将政治作为他的生命。他认为，政治家则不同于教师，他在采取行动时，必须确立鲜明的立场，以个人的意志和价值判断为先导。真正担当政治使命的政治家应当具备三种素质，即激情、责任感和眼光。只有具备以上素质，才能克服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幻觉与诱惑，克服庸俗的虚荣，真正将自己奉献给事业。权力的追求可以说是政治家的最重要活动，然而对于权力的态度则是，政治家为了事业而追求和运用权力，至于这事业具体是什么，属于信仰问题。指导政治家行动的是信仰而不是事实。而依据信仰行动的政治家的伦理取向可以分为两种，即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互为补充的。政治家的成熟人格是令人向往的——“只有将两者结合在一起，才构成一个真正的人，一个能够担当政治使命的人。”
3、韦伯之迷宫：学术与政治的张力
他热心于德国政治，参与实际政治活动，发表政论文章。一战前，他一直处于政治旋涡中，没有机会专心于学术研究；一战后，他不但撰写政治论文，而且参与政治活动，1917年5月，他提出的修改宪法中两个条款事件还导致了当时德国首相下台的政治风波。他更主要的还是一名学者。他严格遵循自己对学术与政治、学者与政治家的截然区分。当他作为学者时，他尽可能保持价值无涉的态度，只进行事实的陈述和分析；而当他参与实际政治，撰写政治性文章时，则政治观点鲜明。毋庸置疑，韦伯的一生无疑是处于学术与政治的张力之中。
英国传记作家D·G麦克雷曾说过：“我相信，韦伯对我们来说的确就是一座迷宫。”但是透过迷雾，我更倾向于认为韦伯是一个矛盾集合体，正如哈佛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休斯曾经指出：“韦伯的脑袋是一个能够容纳多种矛盾思想的神经系统。总的看来，韦伯既是一个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又是一个学术上的民主主义者；既是一个不受传统宗教观念束缚的自由学者，又是一个对宗教传统抱有浓厚兴趣的社会学家；既是一个批判社会主义的理论家，又是一个十分敬重马克思及其学说的思想家。”
在现代社会，传统的一切神圣价值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基于功利主义、技术主义、实证主义的功能和效率至上。一方面，将价值、信仰、理想弃置脑后的人们享受着功利与效率带来的极大极丰富的物质财富，另一方面，在庞然大物般的官僚机器面前束手无策，承受着个体被完全物化的尴尬境地。面对两难选择，韦伯的思想不能不说是一味醒神汤，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帮助人们弄清了现代化过程中的种种困惑。总之，这对于站在人生岔路口的人们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