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白居易为唐朝大诗人，其名享誉文坛，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佳作，如《草》《琵琶行》《长恨歌》等诗家喻户晓，经典流传。
但除了他的作品，坊间还流传了不少关于他的佳话逸闻，其中有一段是这样的：
白乐天初举，名未振，以歌诗谒顾况。况谑之曰：“长安百物贵，居大不易。”及读至《赋得原上草送友人》，诗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况叹之曰：“有句如此，居天下有甚难，老夫前言戏之耳！”
王定保《唐摭言》
这就是著名的“居大不易”。
唐代的科举制度，仍受九品中正制度影响，缙绅豪门的保举，名流雅士的推荐，十分要紧，干系重大。
白居易因为顾况之延誉，名声大振，遂成为明日之星，登堂入仕。
彼时，白居易才十九岁，名不见经传，而顾况乃诗界大腕，文坛掌门。
尤其在李白、杜甫、王维等顶级大师死去之后，就他独撑唐诗一片天。
因此，顾况的评价等于给白居易打开了文学之门，也把他推上了仕进之途。
名人效应加上白居易本身优质的作品，使其挺入官(避)场后，一路绿灯，通行无阻。
贞元十六年，白居易第四名进士及第;
贞元十八年，白登书判拔萃科;
元和元年，中“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
元和二年，进任翰林学士。
此看来，顾况真为白居易之贵人！
但鄙以为顾况所言“居大不易”和“居天下有何难”，并不是无足轻重的闲话，而是确实值得我们所有人深思熟虑的真理。
什么叫“居”，仅仅是指遮风蔽雨的屋子吗？自然不是
所谓“居”，大者，概括天下；中者，泛指人际；小者，意味周遭。
实，指物质世界；虚者，代精神空间。
一言以概“居”即人的生存环境。
长安米贵，居大不易。
不仅仅指在京城物质生活艰难，亦代政(避)治文化为(避)官环境。
白居易以诗谒顾时，顾况刚被踢出长安，谪往饶州。
何故遭贬谪呢？傲毁朝列！
吴人顾况，词句清绝，杂之以诙谐，尤多轻薄。为著作郎，傲毁朝列，贬死江南
李肇《唐国史补》
所以，白居易所遇之顾况，实际也是“居大不易”。
那么顾况这句看似无意的戏谑之言，便具有了非常深刻的内涵。
只是那时还年轻的白居易，也许未必能够理解顾况对他姓名调侃的真意。
白居易自入仕至任左拾遗、翰林学士期间，以敢言直谏、慷慨陈词著称。
他经常上书，面折廷(避)争，谠(避)言诤论，以忠忱报效自任。
他亲历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七朝，几乎目睹了唐由盛转衰的全部败象。
朝(避)政之腐(避)败，党(避)争之恶斗，战乱之频繁，百姓之呻吟，对他而言，不可能不产生感同身受的认知和触动灵魂的震撼。
因此，他早期的文学观点是属于干预生活的绝对现实主义。
从呈顾况披阅的《赋得原上草送友人》，到四十五岁这年所作的《琵琶行》，二十多年间，是以讽谕诗为他的创作重点。
其中，《秦中吟》十首、《新乐府》四十首，为其代表作。
这些诗歌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政(避)治色彩，鲜明的时代气息，勇敢的批(避)判精神，高昂的抗争意识，无不激起共鸣。
所反映出来的统(避)治者对于被统(避)治者的残酷剥削，贪婪榨(避)取，无尽搜(避)刮，民不(避)聊生的惨状，无不义愤填膺。
他的这些诗篇，满城传唱，万众吟诵，然而，也触犯了既得利益阶层。
使得“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握军要者切齿矣”。
终于，元和十年，“论盗杀武元衡事，宰相嫌其出位故也。”
白居易第一次面临“长安居大不易”的失败，尝到了生存环境没有调适好的苦头，被贬江州。
那年，他四十四岁，按孔夫子教导，已是过了“不惑之年”。
人家告诉他，老弟，为什么要打你的屁股，因为你越位了。
什么叫越位，就譬如一间屋子里有很多人，比你有发言权的多得是，轮不着你第一个抢着说话。
老弟，你要记住，“居”之所以“大不易”，就因为你不是鲁滨孙，在荒岛上怎么折腾都行。
你在这个屋檐底下，你要跟头把式的话，还得注意不要碰到别人。
白居易很聪明，经过这次冒傻气、吃苦头以后，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居”。
也终于懂得必须调适个人的生存环境，才能在“居大不易”的外部世界里，努力顺应，才能达到“居天下有何难”的目标。
这是了不起的觉悟，也是诗人此后一辈子谨行不渝的方向。
白居易被贬江州以后，在那里编纂了他的第一部诗集。
从此，诗人实际上中断了他的政治性很强、现实性很浓的讽谕诗写作。
他在独善之义的闲适诗方面，另辟精神空间，创“元和体”，别出蹊径，独树一帜，不但改变了唐代诗风，也影响着千年以来的中国文学。
而且，白居易在开辟新的精神空间的同时，也在另谋新的生存环境。
《旧唐书》卷一六六说：
居易初对策高第，擢入翰林，蒙英主特达顾遇，颇欲奋厉效报，苟致身于讦谟之地，则兼济生灵。蓄意未果，望风为当路者所挤，流徙江湖。四五年间，几沦蛮瘴。自是宦情衰落，无意于出处，唯以逍遥自得，吟咏惰性为事。大和已后，李宗闵、李德裕朋党事起，是非排陷，朝升暮黜，天子亦无如之何。杨颖士、杨虞卿与宗闵善，居易妻，颖士从父妹也。居易愈不自安，惧以党人见斥，乃求致身散地，冀于远害。凡所居官，未尝终秩，率以病免，固求分务，识者多之。
也许，任何一个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人，都可以痛斥白居易的软弱、转向、后退、认输。
但你不得不认同他这种聪明人的选择。
做过斗士的人，不一定要当永远的斗士到底！
善良的人们，该替这位诗人想一想，他凭什么要冲锋陷阵？为什么要一往直前呢？
所以我完全可以理解他在“甘露事变”发生后所作的《咏史》:
彼为菹醢机上尽，此作鸾皇天外飞。
去者逍遥来者死。乃知祸福非天为。
《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
祸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
当君自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
从这些诗句里，我们看到在那场血腥的政(避)治屠(避)杀中，他对于能够侥幸逃脱，是心有余悸的。
我们也看到，实际上他是在肯定自己这些年来为改变生存环境所作出的努力，是值得的。
实际上，白居易大约从长庆四年，除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洛阳，便基本上离开了“居大不易”的长安。
而从大和三年起，一直到会昌六年去世，他就一直居住在洛阳外郭城东南端的履道里。
他在那里，得以存在下来，进行创作，得以享受生活，得以安度晚年，成为快乐神仙。
他写过一篇文章，题曰《池上篇》，讲述他在洛阳履道里那个精神家园里的幸福时光：
十亩之宅，五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
勿谓土狭，勿谓地偏。足以容膝，足以息肩。
有堂有庭，有桥有船。有书有酒，有歌有弦。
有叟在中，白须飘然。识分知足，外无求焉。
如鸟择木，姑务巢安。如居坎坎，不知海宽。
灵鹤怪石，紫菱白莲。皆吾所好，尽在吾前。
时引一杯，或吟一篇。
妻孥熙熙，优哉游哉，吾将终老乎其间。
这篇得其所哉的短文，至少可以说明一点，在长安“居大不易”的白乐天，终于在洛阳静静的伊水边，实现了当年顾况对他“居天下有何难”的期许。
在唐代众多文人中间，他大概是唯一的，过得最快活的聪明人了。
白居易有一首诗《吾土》，“身心安处为吾土，岂限长安与洛阳”，这恐怕是他对于“居”这样一个大题目最为通脱、最为豁达的诠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