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刚下了今年的第一场雪，雪后北风呼啸，即使穿着厚重的羽绒服，凛冽的寒意似乎都能通过大衣拉链的缝隙直往肚皮里钻。我穿过一条马路，到对面去取双十一的“战果”。
以往有十几辆快递车轰轰烈烈地排满一条街，今天只有零零落落的三辆。风大，一米七、八的快递小哥都和成堆快递一起挤在窄小的铁皮车厢里。有一位小哥更牛，干脆向商店借来巨型遮阳伞，把伞撑开，石墩放倒，形成一个挡风的屏障，整个小三轮铁皮车就躲在伞后。
取件的人不多，小哥们就闲聊起有个39岁快递员猝死的新闻，很是感同身受。平常他们六点钟起床送货，双十一后的这段时间，他们每天四点就要从床上爬起来，光是给快递编号就能编到四五千。有的人并没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晚上十点，还会有一些快递员蹲在货件旁等待着取件的顾客。
我翻出了那条新闻，看到有的网友评论：都怪人性的贪欲，为了揽工作量连命都不顾了。
如果不是为了生计，谁会愿意天还未亮时就从温暖被窝里起床？谁会愿意冒着刺骨寒风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奔波整整一天？谁会愿意不能按时吃三餐还要等取件人等上三个小时甚至更久？
多数快递员属于进城务工人员，家里经济拮据，自己只能通过打工来养家糊口。其工作具有流动性，劳动权益难以受到保障。尽管劳动法律法规日趋完善，但是他们的命运依然悲惨，尤其当面对受工伤致残、致死的境地时，更无异于被逼向生活绝路。
这一次媒体报道了快递员的猝死，让很多人关注这个职业，也有人为他们发声、争取权利，但真的有效吗？暂不论等过几天风头消逝少人问津了，就算我们想为这个群体做些什么，也不容易。
维护他们的权利受到各种现实因素的制约，尤其是制度运作的影响。众多的工伤者中，只有2.1%的外来工曾经采取过向法院起诉的方式（《伤残农民工——不能被赋权的群体》），大多数农民工都是靠公司或老板出钱解决，而如果老板们不理不睬，农民工又将如何寻求解决工伤事故的途径？实在令人难以想象。
你说他们法律意识淡薄，但是你可曾想过他们支付不起走法律途径所需要的成本呢？伤残农民工多数未签劳动合同，企业也很少为他们缴纳工伤保险。尽管参加社会工伤保险是工人的法定权利，却很少有人敢于向雇主提出这一权益要求，为什么？试问他们有资本去与企业老板争取吗？试问他们能被赋予足够的权力去与企业老板争取吗？这些实际问题不解决，制度政策怎么落实呢？
快递小哥说起他认识的一位老乡，送快递出了车祸，公司补偿一些医药费和生活费，但不够用，还得自己垫。而且，补偿费还是老乡托他以及其他亲友向公司磨了一个多月才拿到的。
此外，作为外来务工者，这个看似熟悉的城市于他们而言是陌生的。城市融不进，而农村回不去，他们夹在二者之间，被撕扯着。
“孩子留在老家上学，我和老公只能过年才回去看他，没办法，要赚钱啊。”
“我们住的地方离这儿远着呢，晚上回到家都十一点了，早上还得四点起来，如果耽误了的话又要被投诉、扣钱……”
“公司让我们‘送货上楼，带垃圾下楼’，如果客户不专门说，我们一般不带。万一带错了，不是垃圾，是人家有用的，责任你担得起吗。”
“有些客户也不想我们带垃圾走，他们觉得你送外卖啊，拿垃圾的手脏不是恶心么。”
双十一的狂欢过后，是成千上万的快递员日以继夜地工作在第一线，把快递送达到我们手中。
于我们而言，他们是熟悉的陌生人，但在千里之外，他们亦是父母的心头肉、家人的顶梁柱、朋友的铁哥们。也曾受着珍视和疼爱，也曾在夜里偷偷想家，也曾在城市的风霜与冷暖中泪流满面。
其实，我们都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