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后一次见到我大舅，是在外公去世时。大舅患有重病，身体很差，一米八的身高继承了我外公。外公一世都挺拔健朗，但他却颤颤巍巍的，走起路来很慢甚至有些恍惚。与他这病人气场截然不相符的，是他穿了一件黑色的貂，他坐在那里，像是一只穿越了枪林弹雨，满身是伤的黑熊，又像是一只年久失修的老而贵的大座钟，指针还能动，但敲两下，就不行了。这个身高，这个形象，这个脸庞，无一不是从我外公身上沓下来的，他仿佛就是我外公今世的变身，是那个不带着知识分子清高反而带着暴发户气质的我外公，是那个不在讲台上谈天说地而努力融入市场经济大潮的我外公，是那个胖了几号不那么挺拔，多了几分市井气的我外公。在外公去世后看到他，心里总归不是滋味。他们像，又不像。
一家人在丧事后坐下来吃饭，我们要把两张大圆桌子拼在一起，他有病不宜动，我便站起来试图将两张桌子往一起拼，他见我搬不动，慌忙站起来，嘴里念叨着：“大舅来，大舅来。”我当然不用他来，我把桌子拼好，只见他的脸庞，他嘴边的肉在他说话时一点一点地颤动着，连同他和我外公一模一样的茶色的老年斑以及青筋暴起的手都在打着哆嗦。我想起外公的葬礼时，子女孙辈都在外面跪着磕头，这种丧事中的封建糟粕让孙辈的我们很不习惯却不得不入乡随俗，我们像看戏一样看着这一出出程序，其中数大舅最为悲痛也最为入戏，一边哭，一边烧着纸，向着充满煤烟的天大喊：“爹，你收钱啊爹，爹你收钱啊……”
这一切还是要从我外公去世这件事说起。外公八十岁去世，早上突发心梗，过程只有那么几分钟，那么几分钟就结束了他多灾多难的一生，比起很多老人，外公没有太遭罪，他是幸运的。我和我妈连夜回了妈的老家奔丧，一个离我目前居住的副省级城市有一夜车程的边境小县城。
回到这里，是冬天，空气里还满是煤烟的味道，道路上未化的雪混杂着煤灰，一路延伸到县城里最后几排矮矮的平房聚集区，外公外婆就住在这里。一路上我妈用半标准普通话和熟悉的平翘舍不分的乡音打交道，她说她不记得了，只记得在县医院附近，她也和这座小城渐行渐远了。回来了，到了，我小时候是来过这里的，几十年了，他们老两口相依为命，没有动过地方。我印象中这座小房子特别高，有棚顶，棚顶很高，门口有大陀的铜铃，院子里有茄子，支架的果蔬，还有牵牛花，我小时候常常掐了牵牛花的汁水在雪白的墙上写写画画，但这些涂鸦都被岁月的灰慢慢盖去。但现在回来了，却觉得这屋子简直太小了，小到除了一张炕，都转不开身。我妈从我妈变成了周围人的娟子，外婆还是我记忆中那样，只是老了些许，她平静得似乎一切皆有准备，照旧扫炕，照旧坐着，耄耋之年，一切如常。
好可惜，我终于失去了你。
一夜未眠的火车，下了车我们便马不停蹄地去赶去奔丧，见到了外公的遗容，作揖，烧香，下跪，磕头，尽管这些封建糟粕我都不喜欢，但入乡随俗，况且是先人的丧事。我记忆中的外公精神矍铄，在我的印象里，他特别像书本上的鲁迅先生，他也爱叼一根烟，他也崇拜鲁迅先生，他退休前是高中数学教师，曾因为十年浩劫进过监狱，进监狱前致力于理想，出监狱后致力于上访。
我父母一辈子谨小慎微，不知不觉中我也会受到他们的影响，我的一生如我父母，信奉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信奉着别人怎么样我们也怎样。我曾经以为我们家的人都是这种混了大辈子都不知晓生命意义的平庸的人，直到长大后听妈妈及父辈们断断续续地谈起外公的事，我才知晓自己身体里那股子躁动得不得一刻安宁的血液，来源于哪里。
从前，我回到老家，外公像一个仿佛经历过新航路开辟，见识过麦哲伦冒险的人，永远在那里慷慨激昂，不知疲倦地向后辈们讲述他过去的见闻，他给我们讲灯泡的灯丝制作原理，他会用黄金分割点来解释灯泡的问题。他会拿着一本老旧得掉了线的书，带着老花镜，点着烟，看一页，停下来讲一页，讲完了便赞叹一番，叹息几句却不见家人应和，便放下书出门去走走，让他的被时代风干了的身躯和灵魂吹一吹新时代的空气，呼出一口，又吐出满肚子的烟气。
这屋子实在是太乌烟瘴气了！
他常常一天到晚都在念叨着鲁迅先生的《药》，早上念开头，晚上念结尾。“秋天的后半夜，月亮下去了，太阳还没有出，只剩下一片乌蓝的天；除了夜游的东西，什么都睡着。”“哎，不对，咱这现在是夏天啊，啊我也睡不着啊哈哈。”说着说着，他的烟灰落了一地，像梅花落满了南山，像他惨淡的人生，也像他暮年的余晖，一剁一剁的，还闪着火星。
外公外婆家住的是平房，我们住不惯，平日回老家都住在有楼房的亲戚家里，那一日早起赶火车，在出租车里，我妈忽然看见了车窗外的外公在像往常一样地在遛弯，我妈冲着窗外喊了一声爹，可是外公没有听见。
谁料这一别竟成永诀。
很多很多年以前，我妈娟子根本不认识她爹，甚至有点恨她爹。那时正逢十年动乱，她爹被抓进监狱，他们家被抄家，她爹的那些书都是罪证，他们呢说他是“现行反革命”，被残酷地批斗，被关到监狱里去劳动改造了。我妈兄弟姐妹五个，跟着我外婆来到乡下居住，那时候的人都叫他们“笆篱崽子”，意思是蹲监狱的人下的崽，在学校里也受尽歧视。我大舅长大成年了，高中毕业正逢取消高考，他就外出做活了，帮别人拉煤，帮别人卸煤，挣到的工资全部拿回来交给外婆，养活着一家子弟妹。大舅本分，老实，为家人任劳任怨。但那时候家里穷啊，饭刚一上桌就没了。我妈有一次谎称学校交钱，骗了外婆几毛钱去买“小光头”糕点，被发现后挨了一顿揍。我问我妈后不后悔，我妈说不，那年头馋啊，为了吃饱，挨一顿揍算啥。我妈在学校里最怕开家长会，因为爹在蹲监狱，妈工作太忙走不开，也最怕学校让填表格写父母工作单位，我妈只能偷偷地写：母亲：皮革厂，父亲，劳动改造。他们家是现行反革命的家，那是当年那里最为轰动的一个案子，出了事后家里穷得叮当响，外婆和大舅两个人根本养不活这么一大家子人。有一天，我妈学校要交两块钱做校服，回家跟外婆说，外婆翻遍了家里的上上下下，翻出来一条头巾，头巾里面套头巾，大头巾套小头巾，头巾里又套了不知道几层手绢，打开最小的手绢，终于露出了两块钱，外婆就将这家里仅有的两块钱拿去给我妈做了衣服。那时候他们住在乡下，每段时间定期进城买粮，外婆瘦弱的身躯，拖着一家人的口粮，外婆买完了粮，从县里往回赶，她是外乡人，不熟悉路，便在夜里摸摸索索地走了一条小路回了家，路上，外婆碰见了狼，还是一窝，外婆路上被雪滑了一跤，粮食掉出来一部分到了狼身边，外婆不认识狼，她以为那是一窝野狗，她想也没想，就爬过去，爬到狼身边将粮食捡了起来，若无其事地回家了。很惊险，也许那天的狼吃饱了，我外婆居然平安地回到了家里，回来后人家问她是从哪里回来的怎么这么久，她说了她的路线，别人诧异地问道那条路有狼的，你没碰到吗？外婆这才知道原来碰到了不是狗，是狼。可能那天，狼真的吃饱了。年迈的外婆每每想起这件事，就心有余悸，那时候真是命大呀！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很快，十年动乱终于结束，外公放出来了，但是还没有平反。外公回来后开始了漫长的上访之路，在上访之余，他就做木匠活，他的木匠手艺，都是在监狱里学下的，大舅结婚用的家具，也都是外公打的。他赚到的第一笔工资，给家人每人买了一根香肠，我妈说一辈子没吃过那么好吃的香肠，大口大口地生噎，一整根吃完了都没来得及回味，但她只记得那味道美极了。
后来，外公的案子终于平反了，他的工作也恢复了，他回到了学校上班，回到了他的三尺讲台，我们一家人终于扬眉吐气了，我妈终于可以出去说我爹是老师了。外公外婆都是知识分子，但五个儿女都没有念大学，在那个年代，这样的家庭太多了。外公被平反的时候拿回来八千块钱，十块十块一张的，我妈说那时候她从来没见过那么多钱，外婆拿头巾包起来，回家便放在炕上，把钱一张张拿起来看，一张张地看。
大舅性格和外公不像，跟外婆也不像，他生来温吞，老实，本分，厚道，就或许就因为这样，他娶走了邻居家，也是方圆十里最漂亮的女人，也是最败家的女人。这个女人和她女儿在我小的时候来过一趟我家，走的时候穿走了我妈当时最贵的两件衣服。
大舅年轻的时候任劳任怨，老实本分，他曾经学习很好，可是被时代耽误了，没有高考，只能去做力气活，年少的时候，他的工资解决了家里弟弟妹妹们的口粮，可是随着外公的平反，工作的恢复。家里渐渐不需要他付出了，他结婚了，成家了，搬出去了，可是由于家里面那个女人不会过日子，工资没两天就被败光了，随着女儿的出生，开销更大了，于是他不得不常常回到家里，向父母开口：“妈，我们过不下去了，你再给我点钱吧。”给着给着，就过了大半辈子，给着给着，大舅忽然就病倒了。他家里那个女人不是省事的主，年轻的时候挥金如土，花枝招展，年纪大了也不安分，今天要出家，明天又信了个什么教，动不动就穿着道袍上山，好几天不回家，女儿初中没毕业就不念了，开始在社会上混，早恋早婚早早离婚，没干过一件正经事。后来大舅和她离婚了，但离婚不离家，还在一起生活，大舅病了，这个女人却一直在照顾他，这个女人推着轮椅上的大舅，带着他们一家上门来求外公外婆要钱，几万几万地拿，他们拿去给大舅治病，也顺便享乐。他们一家去了一趟北京看病，回来还带回来一箱子衣服，里面的一件短袖就400多块。
外公外婆一辈子没享过福，日子好了，他们依然无法适应新生活。他们节俭得近乎苛刻，给他们任何的礼物任何的金钱，他们都无法享受，他们无法改变老思想，无法享受新生活。
几年之内，大舅一家以各种理由，陆陆续续地从外公外婆处连借带拿，一共有30多万。他们家用这笔钱治病，盖房子，享乐。等到他们家的房子拆迁，一共分了三套房子，他们卖了一套给大舅治病，装修自己住了一套，还剩下一套。这期间外公去世，家人提出要他们还钱，他们震惊又愤怒：“老人尸骨未寒，你们就在这争家产！”头七过了，又提，又哭又闹，只差上吊。那个女人说：“我都跟你们大哥离婚了，我都在照顾他，现在就花爹妈这么点钱，你们就这么计较，爹生前都说给我们了，你们就是欺负爹不能说话了。”她把离婚证一摔，就给外婆跪下了，诉说着正不正，邪不邪的言论。外婆难过，为了老人的晚年，大家不再提。最后大舅说把剩下的那套房子卖了，还外婆钱，家里人说你直接把那套房子卖给妈，不就行了吗？他不吱声了，可是他后来真的写下了一纸以房抵债的协议书，签了字，按了手印（他只承认借了父母25万，其实远远不止，这套小县城的小两房也只值15万左右）。于是，他承诺以这套房产来偿还外婆的债务，外婆也搬进了这个房子里以安度晚年，可是我大舅，却迟迟不办理任何手续。他口头上承诺这个房子给妈，可是不采取任何行动，每次一提办过户，他就拖，一天说生病，一天说吐血。坐下来严肃谈时他就哭，说自己和老婆离婚了，这两套房子他们俩一人一套，他得回去跟老婆商量，你们是要逼我去睡大马路吗？我宁愿出门让车撞死，也得给老婆孩子留一笔。”
而后，家里人得知，那两套房子，他全部过给了他女儿。而等到他去世后，这笔债务会随之消失。
外公一世都遗憾，一世都凄苦。他已是前世的影子，他今生的寄托又在哪里呢？大舅像是他残存在世间的肉身，却已完全地堕落为一具行尸走肉。他大半辈子的沉浮都结束了，人世间的喧嚣，他再也不知道了。于此，我是个旁观者，也是个异乡人。
自那以后，我没有再见过我大舅，他还活着，但是好像已经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