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读《季羡林谈师友》一书，季老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我最讨厌人摆官架子，然而偏偏有人爱摆。这是一种极端的低级趣味的表现。我的政策是：先礼后兵。不管你是多么大的官，初见面时，我总是彬彬有礼。如果你对我稍摆官谱，从此我就不再理你，见了面也不打招呼。知识分子一向是又臭又硬的，反正我绝不想往上爬，我完全无求于你，你对我绝对无可奈何。官架子是抬轿子的人抬出来的，如果没有人抬轿子，架子何来。因此我憎恶抬轿子者胜于坐轿子者。如果有人说这是狂狷，我也只当秋风过耳边。”这简直是说出了我的心里话，我不但有同感，还要举双手赞成。
抬轿者何以令人憎恶呢？我认为主要的原因是，抬轿者那些唯命是从、溜须拍马、阿谀奉承、奴颜谄媚、卑躬屈膝、摇尾乞怜的言行，一是损害了健康的人际关系；二是亵渎了公平的处事法则；三是污染了良好的社会风气。其实，抬轿者古已有之，譬如，春秋战国时的易牙，为取悦齐桓公，竟杀了自己3岁的儿子，亲手蒸给桓公吃；汉朝时的邓通，为讨好汉文帝，就用自己的嘴给汉文帝吸去毒疮的脓；清朝时的和珅，为迎合乾隆，对乾隆皇帝言听计从，总是说：“好的，是的。”再看看现实社会，只要你稍加留意，抬轿子的人便随处可见。比如，有的人揣摩上司的嗜好以投其所好；有的人整天陪着长官吃喝玩乐；有的人刻意夸大为领导歌功颂德；有的人对上级来的检查组、工作组、调研组前呼后拥，挖空心思地让上面派来的这些人员住好、吃好、玩好等等。那么，奴性为何从古到今都难以根除呢？我认定，主要是抬轿者的补偿心理惹的祸。这些抬轿者当自己摇身一变成为坐轿子的角色后，便有意无意都会要求部属为其抬轿，理由是，他们原来也是这样通过抬轿而爬上来的。就这样，一级做给一级看，一代传给一代，如此一来，奴性又哪能根除得了？
司马迁在《史记·汲郑列传》中有这样的记述：“下邦县的翟公曾对我说过，当初他做廷尉的时候，宾客挤破了门；等到被罢官后，大门外几乎可以架起网来捕鸟。后来他又被起用为廷尉，有些宾客就又想回来，于是他就在自己的门上写道：‘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翟公在得势掌权时宾客盈门，失势没权时却是门可罗雀。官复原职后，那些宾客们又来巴结，他便在门上写了这几句意味深长的话。这个故事足以告诫坐轿者，那些出卖自己自尊和人格为你抬轿的人，所看中的仅仅是你手中的权力，只试图以此来谋取他个人的利益，仅此而已。如果你还享受坐轿，我再以用进废退的原理作个提醒，要是应由你自己做，而自己又能做的事情，你却听任抬轿者为你代劳，比如，茶水有人为你泡好，车门有人帮你打开，公文包有人替你携带等等，这样一来，由于你的手脚等肢体少动少用，身体的机能定会过早地退化，这也真是“当官老得快”呀。
有愿意抬轿的，就有乐意坐轿的。每每看到那些抬轿者，我都会在心里问他们一句：“你们对自己的父母也有这样好吗？”也许是我的声音太微弱了，那些抬轿者置若罔闻，依然我行我素，并乐此不疲。对此，我只能深感遗憾。
诚然，我国是礼仪之邦，人与人之间，包括上下级之间应该保持适当的礼节。但任何事情都要把握一个度，做到适可而止。我打个比方，一个男人在寒冬遇见一位衣服湿透了却显得无助的陌生女子，他急着想行个好，而他能做的也只是帮她找来衣服。礼节过分的情况，就等同于那个男人还想亲手帮那位女子换衣服，总会给人一种有非分之想的感觉，那就太不光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