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我之觉得沈先生“有趣”，并不全在他的那一桩趣事，更多的是他写作、做人的一种气质。
像是读到他曾在有一本书的后面写道：“某月某日，见一大胖女人从桥上过，心中十分难过。”我便忍不住要发笑。汪曾祺说自己一直想不通沈先生为什么要难过，我倒觉得无需深究。只是想到他是一本正经地写下这句话，那就已经很有“笑果”了。
到后来他转而研究文物，在昆明四处收藏他喜爱的手工艺制品。有一回，他不知从哪儿弄到很多土家族的挑花布，摆得满屋子都是，成了一个小展览馆，他大约还要亲自向来看展览的人们解说。想起陆游和友人炫耀自己的书巢时的那股子得意劲儿，想必，沈先生话里话外也该是春风得意的。
汪曾祺在提到沈先生时，还说过他很善于谈天。谈天的范围很广，时局、物价……谈得较多的是风景和人物。他几次谈及高山绝顶上的一户人家，谈及杜鹃花，谈及一位老先生的猫，谈及徐志摩和烟台苹果，谈及金岳霖和他的公鸡……汪老说：“沈先生谈及的这些人有共同特点。一是都对工作、对学问热爱到了痴迷的程度；二是为人天真到像一个孩子，对生活充满兴趣，不管在什么环境下永远不消沉沮丧，无机心，少俗虑。这些人的气质也正是沈先生的气质。”不能更赞同这段话。
孟子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我常常想，真文人者，亦是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而凡拥有赤子之心者，其文字与气质必定是“有趣”的。沈先生便是这样一位“有趣”的真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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