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以上列举出的这些问题之外，还有一个让华夏诸国都极为头疼的问题，那便是由于中央权威丧失而导致的异种文化入侵，这其中最典型疼的莫过于楚国的北上和北狄的南侵了。这种局促的境况在齐桓公称霸时期又达到了顶峰，南方的楚国北上征服了陈蔡和郑国，北方的戎狄侵扰中原，甚至一度导致了卫国的灭亡。楚国的北上与北狄的南侵，如果从深层次来讲，是一种文化上的冲突。北狄的文化特性究竟是什么，我们无从得知，但至少与中原讲究的礼乐文化是截然不同的。楚国文化是一个系统性的文化体系，其中具有“重死轻生”的特性，对于中原文明的冲击显然更加激烈。在这种“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的危机时刻，为了抵制异种文化的入侵，挽救华夏文明于倒悬，此刻也急需一位具有权威的领袖，重新整合中原的力量对其进行合力的抵制。

在以上种种原因的纠葛之下，霸主的权威便呼之欲出了，齐桓公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成为天下霸主的，其在称霸期间的所有作为，也都是围绕这三个问题而展开的。比如齐桓公在葵丘会盟时所强调的“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以及盟约中有关“不准把水祸引向别国、不准因别国灾荒而不卖给粮食”的条款，针对的就是各诸侯国互相为敌，攻伐不断的问题而提出的要求。盟约中“不准更换太子、不准以妾代妻、不准让妇女参与国家大事”的条款，则又是针对各国内部所存在的混乱而提出的硬性要求。至于其举行召陵会盟伐楚及“存邢救卫”的功业，则是为了应对外族入侵的困局。

在齐桓公死后，由于齐国陷入了内乱，无法继续履行霸主的职责，地处中原腹地的宋国便想趁机担当重任。但宋国无论是经济、军事的实力，还是影响力，都显然无法与齐桓公相比拟，自然也就受到了旧霸主的抵制，从而将原本团结一致的中原诸国再次撕裂。这样一个一盘散沙、互相扯皮的局面，显然又是楚国所乐见的，因此在宋、齐两国争执不休的时候，南方的庞然大物楚国再次兴兵北上，使得华夏诸侯再次陷入危局。

在这个危急的时刻，晋文公的出现可谓正逢其时。面对人人为之战栗的楚人，晋文公虽然心中忧虑，但还是决定出兵抵制，最终在城濮一战击溃楚军，成功地从接过了齐桓公手中的霸业旗帜，挽救中原文明于危难之际。

从齐桓、晋文的功业来看，作为霸主的职责就有三个要点：其一是消除各国内部隐患，防止杀父弑君的故事重演；其二是维护中原和平局面，禁止以大侵小，维持各国的祭祀不致断绝；其三便是带领诸侯共同抵制外来文化的入侵。基于以上的职责，如果我们可以给“霸主”下一个准确的定义的话，就应该是：经周天子授权，代替天子统领华夏诸侯，行使礼乐征伐的职责，维护中原礼乐秩序，抵制异种文化入侵的诸侯领袖。

从这个定义出发，在认定一个人是否是“霸主”时，就需要看他同时符合以上的几个条件。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传统意义上我们所认为的春秋五霸，显然只有齐桓公和晋文公能够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霸主；其余的如楚庄王、吴王夫差、越王勾践，他们本身便是异种文化的代表，属于是中原霸主抵制的对象，显然不足以称其为霸主；秦穆公、宋襄公以及后来的夫差、勾践，虽然有称霸之志，但他们的影响力仅仅局限于他们所在的局部区域，不具备代替天子行礼乐征伐之实，显然也不具备成为霸主的条件。因此真正能称得上霸主的，只有是齐桓公时期的齐国和晋文公以后、晋悼公之前的晋国。如果非要具体到某个个人，来套用春秋五霸的说法的话，那也只能是：齐桓公、晋文公、晋襄公、晋景公、晋悼公。

有了这么一个认识的基础之后，我们再进一步探讨：为什么晋悼公复霸成功的那一刻，反而是晋国失去霸业地位的开始？

我们知道，晋国的霸业是从城濮之战开始的，自从晋文公从齐桓公的手中接过了霸主的旗帜，后来的晋国国君无论是精明强干还是昏晕无能，都一直在践行齐桓公“兴亡继绝”和“尊王攘夷”的旗号，并将这两个旗号作为自身霸主身份合法性的来源。

在晋国主霸中原的前半段里，以大侵小的灭国战和关乎君位争夺的政变就很少发生了。与此同时，在晋国的统领下，在春秋初年搅乱中华的诸戎势力也渐渐被清退出了中原腹地，到晋景公时期北方的赤狄被完全消灭，自春秋初年开始威胁中原的北方戎狄已经基本被限制在晋国北部了。

但也正是在晋景公时期，中原各国面对的问题又开始以新的形式出现。其一是包括晋国在内的中原诸侯，或多或少都出现了族大逼君的强卿政治，晋国不仅不能消弭诸侯内部的威胁，甚至就连自身的危机都难以解决，作为霸主的权威性受到了严重挑战。在与中原诸侯打交道的过程中，楚国渐渐学会了中原的那一套礼乐文化，南北文化之间的差异也越来越小，从文化上抵抗外来者入侵的动机也受到了挑战。当霸业秩序赖以存在的根本受到动摇的时候，各国对于争霸战争也就产生了厌倦之心，甚至连晋景公都不希望战争再持续下去，从而表现出了和平主义的趋向。

但历史自有其惯性，特别是各国的既得利益者，不愿意放弃让他们得以持续壮大的霸业模式，这也就使得晋景公寻求弭兵的努力注定会走向失败。弭兵失败后，各国公室再次被绑上了争霸的战车，直到晋悼公复霸的成功。此时维系整个华夏联盟的，不再是齐桓、晋文时的那种实实在在的威胁，反而是他们想象出的一个共同敌人，楚国便是扮演了这样的一个角色。也就是说，经过了百年争霸之后，华夏诸侯联盟，从一个原本是共同抵御外敌的命运共同体，演变成了一个想象的共同体。

这个想象的共同体自有其缺点，那就是必须要依赖外部的假想敌才能存在，假如这个假想敌的威胁不在，这个共同体就会面临解体的危险。因此士燮在评论晋国内政时所说的那句“外部的威胁一旦被消除，便是国内变乱的开始”，对于华夏联盟这个想象的共同体，是同样适用的。而晋悼公复霸的努力，恰恰就是消解这个假想敌的过程，其最终造成的结果，不仅仅是使得晋国内部出现了分化，也为晋国霸业的崩溃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