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曾悲痛地认定，正是童年时代的创伤毁了他的一生。
他那美艳的伤口带着原生家庭的标记，在黑暗中生长蔓延，种子是父母亲自种下的，土地正是自己的家庭。那伤口最终开出美丽而惨痛的花，吸取他的快乐和自由，将他囚禁，最终使他粉碎。
卡夫卡小时候，他的父亲赫尔曼由于整日忙碌在商店里，只有晚上才回家，也只有这个时候卡夫卡才能与父亲见面。父亲是卡夫卡不能忽视的，又是完全陌生的存在；他毫无温柔可言，在卡夫卡幼时的记忆里只有严肃和权威感。
父亲从小生活的环境就是嘈杂的，再加上几年部队生活练就了大嗓门，所以只要他一回家，家里就不得安静。在卡夫卡还是小婴儿的时候，就常常被父亲弄出的这些噪音吓醒。父亲毫不关心沉睡的婴儿，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被吓醒的婴儿惧怕这种强势的声音，慢慢地在他幼小的世界里留下了恐怖的阴影：卡夫卡终其一生都在对噪音的惧怕中度过，这种心理问题始终折磨着他。
赫尔曼把军人的一套用在儿子身上，他要求绝对的服从。卡夫卡一天天长大，赫尔曼对其的控制欲也愈加强烈。他要求儿子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他希望卡夫卡有军人的姿态，时常让他走军步、行军礼、唱军歌、痛饮啤酒等，还教他粗鲁的说话方式。但他完全意识不到，那种常由大笑伴随的大声命令，在卡夫卡幼小的心灵中引起了多少恐惧。
自私的父亲把儿子完全看成自己的附属品，因为是自己生的，所以可以随意摆弄。他口口声声说爱，但那种爱却带着刑罚。因为我爱你，因为你是我儿子，所以你必须按照我的要求，履行你的职责，听从我。不顺是最大的罪孽，不顺从将面临着失去父爱的惩罚。
卡夫卡在父亲面前是极其自卑的，这种自卑深入骨髓，让他自惭形秽，抬不起头来。卡夫卡的祖父雅各布·卡夫卡是一名屠夫，身强体壮，力大无比，据说能用牙齿衔起一袋土豆；父亲赫尔曼从小就能吃苦，7岁能帮助家里干各种很多小孩子不能做的粗活，14岁离家奋斗，19岁当兵，三年后升为中士。父亲想把卡夫卡培养成像他一样的壮汉，可卡夫卡却没有继承他们的健硕，一直是文弱书生的样子。这是父亲对卡夫卡不满意的源头，他从一个人最本质的特性上否定卡夫卡。父亲一直打击卡夫卡的这种孱弱。虽然卡夫卡实际上生得很俊美，1米82的身高本不需要自卑，但在父亲的打击否定下，他对自我形象的认知非常差，这使他总是处在一种强烈的不安中；他潜意识里一直想证明自己，重新得到父亲的认可。
这种自卑化成一股力量，刺激了卡夫卡的内心，使他坚决要在某一方面做出成就，打败父亲。父亲最不擅长的方式最容易被打败，那就是写作，卡夫卡只有在文字里，才敢对父亲说不。他希望有一天，父亲可以认真读他的作品，认可他，那样，他就不会再被自卑捆绑。写作带给他优越感和自信心，他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重新安排、主导这个世界里的规则和理性等一切，这便是他创作的意义所在。
在原生家庭中，父亲对孩子尤其是男孩的影响至关重要。他们引领着孩子迈向世界，帮助孩子建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认识这个世界的法律、秩序和纪律。父亲帮助孩子适应这个世界，带着安全感和自信心在世界中寻求个人健康的成长和发展，而极端以自我为中心的、错误的引领，必将导致无法调和的父子冲突、关系的破裂乃至生命的分裂。
可怜的卡夫卡无法达到父亲的要求。他身体瘦弱，无法练就健壮的体魄；性格内向，没有父亲的大嗓门；喜欢阅读，沉默寡言的性格也不符合父亲的要求。在赫尔曼看来，卡夫卡整个人都是一个错误，需要纠正。他会用语言和情绪去宣泄这种不满，不断让卡夫卡认为自己是个错误，父亲则绝对正确；他对卡夫卡越来越粗暴，这是一种残忍的惩罚。
父亲是卡夫卡沉重的十字架，是他的毁灭，也是他的拯救。那十字架带着尖锐的痛楚钉进他的灵魂深处。他认为不服从父亲，遵从内心的引领用写作逃离这个赤裸裸的现实世界，是他的罪恶。他理应受到亚当夏娃一样的惩罚，被逐出乐园，终身飘泊，自生自灭；他没有得到父亲的爱，是他自作孽不可活。
在著名的《致父亲》这封信里，卡夫卡试图理清头绪，对父亲进行某种反抗；他在反思自己是否真的有罪，他试图结束多年来沉浸在罪恶感中生不如死的日子。父亲是否同他一样有罪或者至少存在过错？卡夫卡把父亲与自己同时放在审判席上，然后，卡夫卡发现，审判席上还有一个身影，那是他的母亲。
卡夫卡的痛苦不仅来自专政暴虐的父亲，同样也来自懦弱无知的母亲尤莉·洛维。和母亲的联系是所有自然血缘纽带的最基本的形式，这种血缘纽带能给人以依赖感与归属感。孩童跟母亲的和谐关系直接影响其整个童年时代，甚至一生。然而，卡夫卡与他的母亲尤莉关系同样是病态的。
尤莉3岁时母亲病逝，继母同父亲又生了3个儿子，加上之前的两个弟弟，她成了6个孩子中年龄最大的姐姐，也是唯一的女孩。在继母的管教下尤莉不得不充当女仆与五个弟弟“代理母亲”的角色。她整天忙得团团转，用无私奉献的方式赢得大家的喜欢和信任，获得家人的爱；她只有做得无懈可击才可以在这个家庭生存下去，因为她得到的爱始终是有条件的。
尤莉的生活总是在为别人付出，完全没有自我，这样自我价值感低的母亲，所有的精力和思考都用来去证明“我还不错，大家都喜欢我”这件事。她根本没有精力也没有兴趣去关照自己的儿子，可怜的小卡夫卡，因为这个小婴儿，只知道索取爱，还不能给尤莉带来她需要的认可和爱。
小婴儿来到这个世界，离开妈妈温暖的子宫，这里过分的明亮，到处是混乱嘈杂的声音，听不见妈妈的心跳，没有安全的空间；他不能动，不会说话，面对一切的陌生他备感无助，只能大哭。这时，母亲温柔的抚摸，带着慈爱的眼神和甘甜的乳汁，是帮助这个已经快崩溃了的小婴儿镇定下来的灵丹妙药；他开始感到安全，感到爱，开始和这个世界建立连接。
但卡夫卡和这美好的一切无关。当小婴儿卡夫卡拼命大哭，寻找妈妈的安慰时，她正在忙里忙外围着生意转。在丈夫的要求下，她做了他的助手，白天黑夜陪着丈夫，根本没有什么与卡夫卡单独接触的机会。她该履行的职责统统交由一个因金钱交易而来的保姆。这种虽然出生在看似和谐的家庭，却有一种被亲生母亲遗弃的恐惧心理，在卡夫卡的潜意识里扎下了根。
就心理学而言，婴儿不能和母亲建立精神和情感的链接，没有对母亲产生依靠心理的话，他的情感之门将永远关闭，无法与他人建立真正的亲密关系。成年的卡夫卡的确如此，他在人际交往中存在严重的焦虑和障碍。
童年的卡夫卡，每次面对父亲的批评教训，他心里想呐喊、想抗议的时候，母亲都会准时出现，在中间做“和事佬”的工作，劝他理解父亲，不要生父亲的气。看似母亲在帮助他，实际却从来没有一次站在他的立场上，为他说过一句话；硬生生地把卡夫卡正常的情绪给压下去，让他连发脾气的权利都没有，反而会因为生父亲的气而倍感自责。卡夫卡身上最后一点的男子气概，在母亲的“温柔”劝导下，也消失殆尽，剩下的是无穷的羞耻感和挫败感。“父亲为了自己好，没有错，我竟然生父亲的气，让母亲为难，我太不应该了。”这样的内心戏每天都在上演，折磨着小卡夫卡。母亲的做法使得卡夫卡永远地被父亲专制和粗暴的教育方式束缚在地牢里，终日不得见光。
父亲往往在发怒时威胁要抽他，他涨红着脸，急匆匆从裤子上解下皮带，可是他不是举起皮带，而是把皮带放在椅子上备用。按照卡夫卡的说法，这就好像一个人要被绞死一样：“假如他真的被绞死了，那么一了百了，一切也就过去了；但是如果他经历了要被绞死的一切准备工作，直到绞索已挂在他面前的时候才知道被赦免，这样，他终生都会受到这种折磨。”
根据卡夫卡的传记，他的父亲没有使用过真正的暴力，没有进行过肉体上的虐待，但精神的虐待却更加触目惊心。例如，卡夫卡做错事，父亲会把他摁在椅子上，气愤地抽出皮带，恐吓小小的卡夫卡，要鞭打他一番。那令人颤抖的皮鞭始终没有落下来，可那份极度的惊恐与耻辱的瞬间却被定格和被无限拉长。父亲的做法貌似很仁慈，不让小卡夫卡受到皮肉之苦，实则是站在道德至高点逼迫他下跪。这种行为的背后的含义是，你罪恶如此深重，我还对你这么好，所以你应该对我的宽恕感激涕零。当卡夫卡从这种恩赐的荆棘中艰难地爬出来时，他已经没有任何做人的尊严可言。
而这个时刻，母亲在哪里？她就安静地在一旁，从始至终，看着儿子被恐吓、被侮辱、被裁决。然后在父亲惩罚够了以后，才现身来安慰受伤的卡夫卡。殊不知与父亲的惩罚相比，这才是更深的惩罚，因为在暗中进行的一切表明，母亲认同父亲的做法，默认父亲的审判，支持父亲的裁决，认同卡夫卡本该受到这样的对待。于是，一种更深的负罪感被内化，那是一种对灵魂的凌迟。
年幼的卡夫卡内心会有对父亲的不满和叛逆，他本可以像其他青年一样，奋起反抗，度过青春期，但温柔的母亲把最后一点正常的、属于他的理性判断也给绞杀了。她不停做的工作就是，让卡夫卡对父亲感恩，承认自己的罪恶滔天，父亲能宽恕他，他以后该对父亲完全服从，否则就该继续遭受各种惩罚。所以，母亲才是那压死卡夫卡的最后一根稻草。
最高的惩罚并不是使犯罪者受到公正的审判，而是使他们能够不断地自我审判和自我谴责。卡夫卡的父亲做到了，他成功地让小卡夫卡自我审判和谴责，而不是彻底反抗他的粗暴。这场谴责长达几十年，成为卡夫卡灵魂深处的一场酷刑。
从弗洛伊德的“超我”理论出发，我们得知，当“超我”和“自我”产生矛盾，发生紧张关系时，负罪感就产生出来，负罪感又伴随着自我惩罚的需要，从而导致以自身为对象的施虐和自我毁灭的病态现象。美国精神分析学家卡伦·霍尔奈的“自我憎恨”说提出，当一个人感到实际的自我与理想的自我差距过大时，有可能产生病态心理，即自我憎恨；他会对自己提苛刻无情的要求、不断自我谴责、自我贬低和怀疑、禁止自己的任何享受、自我折磨乃至毁灭。而原生家庭所塑造出的支离破碎的卡夫卡，也几乎把自己逼成了受虐狂。
在日记中，卡夫卡写道：“今天早晨，我又一次感受到久违的、想象一把刀子在心中转动的快乐。”自虐，似乎能带来某种快感，让他沉浸其中，欲罢不能。他说：“我的一生都是在抵御结束生命的渴望中度过的。”他不仅想象自己受酷刑、被刀绞、被撕裂，更想象着自己的死亡，死对他来讲比活着更有吸引力。当得知自己患了肺结核，无法医治时，他感到愉悦和轻松，得病的痛楚和想象受虐一样，让他得到快感。
卡夫卡的整个生活就是一场自虐。他白天上班，晚上写作，放弃常人的生活乐趣，将所有关于性、饮食、哲学思考和音乐方面的快乐全部废弃，“因为我的全部力量微不足道，只有集中起来才能对写作的目的略有用处。”他深居简出，通宵达旦沉浸在写作的世界。他甚至觉得“最理想的生活方式是带着书写工具和一盏灯，待在一间宽敞的、封闭的地下室的最里面。饭菜由别人给我送来，总是放在地下室最外面那扇门的背后，与我隔着很远的距离。穿着睡衣在拱顶下走过去取饭菜，是我唯一的一次散步。然后我回到桌子旁，边思考边慢慢地吃饭，吃完饭又立刻开始写。”
他认为自己只有写作这一小块地方可以得到施展，除此毫无用处，唯有透支身体，才不至于把一切弄得更糟。他甚至在去世前三个月，饱受病痛的折磨下，仍创作了《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他不觉得这种摧残自我的生活有什么悲惨，反而觉得骄傲。他曾对情人费丽丝夸耀说，自己有着天生的苦行能力，能为写作放弃作为人的“欲求”，是他最大的幸福。
卡夫卡在与异性相处的心理方面也是病态的，他始终不敢走近梦寐以求的婚姻。对婚姻的渴望和恐惧同时并存在他的心里，三次订婚，却也三次取消婚约。卡夫卡孤僻的性格无法忍受别人对他过于接近。他不只一次说，亲朋好友令他受不了，并非因为他们坏，而是因为他们生活得太近。当他与恋人鸿雁传书时，他感受到甜蜜与爱，而一旦对方来到他身边与他单独在房间待两个小时，就会难受无比。“从我决心结婚的那一瞬间开始，我就再也无法入睡了，脑袋日夜炙热，生活已不成其为生活，我绝望地东倒西歪。”
为此，卡夫卡感到深深的内疚，他认为是自己的罪过给两个姑娘带来了不幸。由于内疚，他在与费丽丝交往期间开始沉湎于一些有自我惩罚性的自虐幻想。1913年9月初，他在致费丽丝的信中写道，鉴于自己给她带来的痛苦，他祈求用不久前因绝望而设计出的一种酷刑惩罚自己：“在经过一幢房子时被绳索套住脖子，粗暴地拖进底层窗户，然后继续往上拉，穿过所有的天花板、家具、墙壁和阁楼，把我扯得血肉模糊、支离破碎。拉到屋顶后，绳套已是空的，因为在穿越瓦片时，我躯体的残余部分已脱落了。”
卡夫卡的人格已经超出正常范围，可归入神经症的行列。恐惧，让他放大眼前所看到的一切，巨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