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年级后，我有了自己的自行车，我们那里叫做单车。那是一辆拥有着非常鲜艳颜色的座驾，红的、绿的、紫的、黄的颜色像无序的颜料随意泼洒交杂在一起，很是奇特。所以我从没和别人撞过同款的单车，这使我小小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有了自己的单车，我上学的时候，从步行穿过小路变作骑车经过大路。那是条很宽敞明快、很适合通行车辆的路。水泥铺得平平整整，线路笔直，前后的景致和行人一目了然；惟一的缺点是道旁的树较阴凉的小路稀疏了许多，但终归也彼此掩映着，投下断续成片的阴凉。总得说来，是一条非常适合飙车的路。

        在小学校里，教室楼层的高低是一种地位的体现。小学校的教学楼有三层，塞着七个年级总共十四个班的教室和两间教师办公室。学前班和一年级在一楼，二年级后的教室就在楼上了。低楼层的孩子仰望高楼层的孩子，低年级的孩子景仰和惧怕着高年级的孩子。对于这所小学校来说，年级的高低同时意味着一种除去教师以外的权威的大小，这种权威没有极大恶意，但总会带着一种威慑力，因此叫人隐隐地惧怕。这种自然熟成的定律一届届地往下感染着，每个孩子也都自然地遵从着。

        因此，二年级对于这个小学校的孩子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分水岭。教室变作了二楼，从此，也登上了权威的台阶。对于二年级的男孩子，这无形增加了一种期待——对于攀爬权利顶峰，成为六年级大孩子的期待；而对于二年级的女孩来说，她们似乎突然意识到了自己的成长，懂得要在一楼的孩子们面前矜持礼貌，要比他们显得聪明，要成为一种表率了。

        有无自己的单车也是一种身份的无声宣扬，拥有单车的重要性不次于登上更高的楼层，并且要付出的代价小多了也便捷多了。大一些的孩子们基本上都有自己的单车，因此更重要的战斗就从每天早上从家到学校的这一段路上展开了。

        晴朗的早晨，多数教室在一楼的孩子们还在小路上蹦跳着扯着花花绿绿的书包走着的时候，大孩子们已经跨坐在自己骄傲的坐骑上，奋力地踏着两个脚踏板，用飞也似的速度发泄着自己充沛的热情了。那是种很野性的、带着危险性的场景——宽阔的大路上，五六岁的孩子慢条斯理地靠着路沿走着，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岁的孩子却恣意地在大道上横冲直撞地飞驰。那都是镇上的“野孩子”，只有纯天然的还没有许多约束的孩子才能理解的——骑车是一种玩耍而不是一种用于上学的道具。每个早上，双手骑的、单手骑的、甚至于完全放开了双手骑的，孩子们在路上相互较量着自己的技巧，飞驰着比拼速度，像无数筒小导弹向小学校里炸去了，只留下担惊受怕的更小孩子们和道上的纷飞扬尘。

        因着这种飙车的行径而遭受事故是非常平常的。在我还是只能在一楼上课的小小孩子时和变作一个骑了自行车的大孩子时，各发生过一次印象十分深刻的事故。

        我在一年级而没有车的时候，也是要自己背着书包走着回家的。回家虽是走的小路，但先前还有一段大路的主道需要走。那是一个明朗的下午，道旁的青草开得茂盛，掩盖了干涸的排水道。我和同回家的小朋友边走边说笑，谈论着一些童稚的话题，直到过马路时，也完全没有注意疾驰而来的车辆。于是，很突然的一个天旋地转，我的身体被疾驰的车辆带动着转了一个大圈，本是面向左方的脸生生变作了面向右方。我原地摇晃了一下，完全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于是毫无自知地继续走。直到走到对面的马路，我才看见马路旁的排水沟里躺倒了一辆摩托车，摩托车下压着一个黑皮肤的叔叔，嘴里胡乱地低声说着什么。我才恍惚明白过来，刚刚是被车撞了，只是我很迷糊，撞我的叔叔怎么到了水沟里来？我于是快步走开了，路上和小伙伴摘了许多的花，说了许多的话，只是什么花、什么话，却都完全地不记得了。

        一直到了现在，我也始终没有明白那场事故中的巧妙，我怎么巧妙地完全没有收到伤害，而肇事者却摔到了沟里。我把一辆车撞飞了，还是车先动的手。不可思议。

        另一件事，大约是在三年级的时候，那时我不仅骑车技术已磨练得非常“高超”，并且也换了一辆颜色低调了许多，但结构却非常独特的坐骑；同时它还比前一辆单车多了个后座，可以载人了。

        于是，事发的那天早晨，我正骄傲地骑车载着我的好朋友一起前往学校，一路上风和日丽、有说有笑、心情愉悦，完全忽视了前面安然横卧的那条圆头的大黄狗。等到我注意到它时，为时已晚，车的前轮已直直撞在它的身上。因着这撞击，车身失衡，我也侧跌在地上。无辜的黄狗发出一声哀嚎，大大地受到了惊吓，扑在我身上胡乱地踢蹬，还报复地撒了一泡尿。于是，光天化日下，它嚎，我也嚎；它扑棱着它的四只脚，我也惊慌地甩动着我的四肢，一人一狗凶猛地缠斗着，惹得旁边的孩子又惊讶又感到可笑。在我撕声裂肺地哭号和胡踢乱蹬的攻势下，黄狗落荒而逃，我赢得蓬头垢面，胳膊、胸脯上都被狗抓挠出了伤痕。

       被狗抓了是要得狂犬病的，孩子从小被大人这么威吓着。何况我可能在那场乱斗中还不小心喝下了一些狗小便呢？我于是惶恐至极，手脚都怕得软了，毫无脸面地当街痛哭，哀求着过路的相识的同学把我送回家。

        最后我自然是回了家的，至于是怎么回得家呢，我已不太能记得了。也许是有好心的同学送我回家了，也或许是我无人相助只好自己委屈地哭着回去了。但我内心里还是倾向于去赞同前一种假设，因为呐，生活总该是要多些温情的吧。至于那个坐在我后座上的好朋友，我与她回忆起这件事时，她非常严肃笃定地告知我，她那时是很奋力地举起了我的书包帮我打了狗了的。好吧，我勉为其难地相信了，于是和她哈哈大笑。

        现在想想，我对那条黄狗是很愧疚的。人家好好地晒着太阳，多么惬意，怎料得飞来了我这个横祸呢？实在是很抱歉。希望自那之后，我再没见过它的岁月里，它都能好好地安逸地晒着太阳。

       在大路骑行的时光也很迅疾地过去了，后来的一段时间里，学校对孩子们勒令说：“十二岁以下的孩子不允许骑自行车！”于是，大路上的单车慢慢地稀薄了，野孩子们也规矩地走起了路，对大孩子们来说，仿佛突然少掉了一些什么，心里空落落的，走在路上的声响也少了。

        于是大路上萧条了许多，可孩子其实还是一样的多。许多年了，大路或许还在，并且更加宽广了也说不定。我再没有回去过。

                                                                                                                                                     楠桢

                                                                                                                           二零一七年五月六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