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像作者简介： 张卫东，生于1959年底。80年代末开始写诗。2001年5月至2010年5月与成都部分诗人发起创办诗歌民刊《人行道》。2012年4月开始独自创办诗歌民刊《或许》。自印有诗集《幸福日子的艰难时事》《物色》《从来处来》。现居成都。
诗歌：阅读的可能
• 张卫东 •
亚当 • 扎加耶夫斯基说：“诗歌是一门艺术，因此不能减少到只是精神活动。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需要记住，就像在破碎的镜子里一样，惟有在精神生活中，我们才偶尔得以一见‘永恒’小小的、移动的火焰，不管嘲讽（或不嘲讽）的读者如何理解这一点”。可见，对于个人的精神生活（诗歌生活）来说，一首诗能够被发现并引发他人的阅读兴趣，应该是令人愉快的，但又是很难很不容易的。
如果纵贯古今，横扫中外，把所有的诗歌作为一个巨大的集合，那么，它被阅读的可能肯定是绝对的。但如果按国别、种族、语种、断代等细分为无数个子集，那么，其中某一个被阅读的可能就会大打折扣。如果再将任何一个子集按形式、流派、风格等等继续分下去，甚至分到一本诗集，一个诗人，一首诗，那其中的一个被阅读的可能性就非常偶然，近乎微乎其微了。这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需要选择怎样的诗歌、进行怎样的阅读？
这好象是一个数字游戏似的假设，尤其在当下的中国。它似乎提醒了我们：诗歌写作在阅读层面上的渺茫和无意义的期待。虽然，任何一个诗人渴望自己的诗歌被人阅读，被人记住，即便完全是处于虚荣心的满足，也是无可厚非的。只是这一愿望的实现并不取决于他本人，而取决于他的写作，取决于读者的选择，取决于无数的“偶然性”。况且，那种简单层面上的、附会式的阅读对于一个真正严肃意义上的诗人来说应是无足轻重的。
然而，今天的人们似乎太习惯于以个别代替一般了。事实上，一个人对不同的诗，不同的人对同一首诗，其感觉实在是太因人而异，大相径庭了。就中国新诗近三十年的进程来看，诗歌被普遍地阅读过吗？什么样的诗歌、被什么样的读者、以什么样的方式阅读过？这种阅读对于一个诗人，一次具体的写作过程，一首诗来说至关重要吗？如果回答是否定的，我们为何还要讨论这样的问题？事实上，对诗歌的阅读，或者诗歌在这个时代精神生活中的位置，对诗歌命运的关心，每个圈子，每个人是很不相同的。我之所以在此谈论对诗歌的阅读，其方向是指向另一意义层面上的，这种意义层面上的阅读将不仅仅取决于读者的嗜好，更取决于他们的知识学养、审美取向和对词语的认知、解读能力，而个人生存境况、性格气质、以及阅读时的心理状态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但具体到一首诗或一本诗集，显然，它必须以自然、诚实、独特的姿态才可能吸引人们对其作一次这样集中、深入的阅读。这样的阅读，应既是对平庸的群体性阅读的避免，也是对那种以“强势诗人”文本为参照的阅读的消解。尤其在当下，在人们对诗歌长期冷漠、贬责甚至拒绝的今天，在诗歌和社会越来越相互疏远越来越需要解释、沟通的时候，这样的阅读更显得至关重要，更具有特殊的意义，尤其对于诗人。
当然，如果我们希望人们对诗歌的阅读产生足够的、长时间的兴趣，那就首先看看我们自己，看看我们所想要或正在从事的写作，以及我们的写作境况就再清楚不过了。作为一代人中间的一个“特殊”群体，阅读或拒绝阅读诗歌的原因必然与我们身处其中的境况、知识水平和言语能力乃至人格精神、价值取向等有关。可以设想，在从事诗歌写作之前，我们多多少少都是出于对文学的喜爱，同样可以设想的是，随着写作的继续与深入，我们对诗的喜爱之情（或者说趣味）却渐渐减弱以至消失了。这样一种情形在我们这一代人中恐怕已经普遍存在且见惯不惊了。然应该清楚的是，我们都是历史中人，是当下社会中的一分子，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历史因素造就并限制了我们，成为我们身上的一部分，这就注定了我们自身在意识、观念、行为等诸多方面的局限性。认识并承认这一点并非多余，更不必遮掩。对诗歌未来命运如同对人类未来命运一样让人难以预测。就当下而言，生存与写作环境对于我们每个身处其中的人来说固然是窘迫的，但阅读与写作之于我们又何尝不是生存之一种呢？关键是自己怎么去选择去把握。
那么，我们的实际境况又怎样呢？90年代初以来，随着商品意识与市场经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击着这个社会的方方面面，冲击着人们的大脑，随着“理想主义时代的终结和现实主义时代的开始”，诗歌和诗歌写作突然失重并相对于80年代中期的火暴而迅速被冷落了下来，尽管上世纪末开始有所复苏并又渐渐热闹了起来，但仍因为难以调整的方向上的多元化，意识上的急功近利或无法介定的审美尺度而仍然处于混乱无序状态。我们来不及庆幸就已卷入一场看来是永无休止的纷争中。尽管二十多年来诗的写作与研究采用了不少或舶来、或发掘的新潮理论和治学方法，其写作与研究的面貌发生了某些改变，但真正得到认同的新东西却微乎其微。因此，事实上我们仍然深陷于我们迫切希望逃离的某些传统与体制之中。我所说的认同不是群体的、公开的认同，而是个人的、内心的认同。诗歌的阅读和写作在继续、在深入，作品在增多，但写作本身的趣味却在减少。情况就是这样。
可是，当我们漠视历史与传统、漠视体制对写作的限制时，“我们”又该如何定义呢？事实上，“我是谁”仍然是一个难以忍受或习惯的问题。总而言之，像上一代学者那样以树立一个“对立面”来唤起写作的激情似乎已不可能，墨守成规有可能落入重复劳动的陷阱而使我们的写作毫无意义，诗歌与特定主流意识形态之间“张力的消失”导致了我们与特定的写作传统的疏离，并且表现为在传统与体制的写作方式之外犹疑徘徊，表现为对传统与体制趣味的警惕、无奈、甚至逃离。但必须注意的是，因此将我们的写作完全躲进个人意识的象牙塔并长期封闭起来，不断自我重复的写作同样是狭隘的，这种画地为牢，孤芳自赏式的写作，同样会给他人的阅读从审美、语境和情感上带来生涩、不适或厌倦，其写作的意义从阅读的层面上讲其可能性肯定会大打折扣。要知道，那种陷入空无之境，唯有与自己对抗的情形虽是由特定的文化背景所造成，但个体间的写作差异却很不相同，关键是心态和能力。盲目的固执甚至偏执肯定是不可取的。
虽然，就当下诗的阅读和写作现状来看，确实有着为数众多“占山为王”似的诗歌网站与“圈地运动”般的诗歌民刊，其自我复制、相互复制、群体复制的“高产”写作笔笔皆是，他们或自我拔高、自我陶醉，或相互吹嘘，相互攻讦，喻诗于杂耍般的嬉笑怒骂或游戏般的自娱自乐自以为是之中。但是，这种喧哗与混乱的呈现却很难令人相信它们中有多少是理性、深入、客观和诚实的。而这样的阅读与交流对于写作，其有效性又会怎样呢？这种呈现与交流空间的便捷与拓展究竟会把我们的阅读和写作引向哪里？显然，它更为急功近利者大开了方便之门（尽管这些动机与目的是那样的滑稽和虚妄）并使不少人在那种或自恋、或放纵、或神经质般的追逐中渐渐丧失了自我坚持的最初立场和方向。这种对阅读和写作最起码的严肃与认真态度的丧失，是否引起了我们的警觉和置疑？当然，这样的写作遭到拒绝也就不足为怪了。因为，无论写作的环境与情形怎样变化，我们终归还是要靠作品本身来说话的。我想，一首好诗一本诗集至少应该给我们带来一种久违而全新的阅读体验，一种语言秩序和良好的文化氛围以及对写作的那些美好记忆。
然而，我们却尴尬的发现，在这样的语境下，诗人与其写作的个人定位越来越缺少稳定、可信的参照物。所谓思想、文化、学术、方法等方面的多元化，仅仅是一个屡被渲染而实际上却非常混乱、粗糙的格局，能够辨认的往往只是一些表面的特征，真正独立、深刻、持续的立场、方法、观念仍然少之又少。同时，诗的研究与理论也越来越脱离具体的诗歌写作与现象，尤其不再是作品的注释与解读（对少数“功成名就”者例外）。且看当下，“诗人”之间的沟通与交流看似热闹，而实际上，学历至上，自持甚高，自我中心，党同伐异，拉帮结伙，追名逐利，所谓交流已蜕变为划定在各自认可的壁垒之中。此种情形虽从表面上应证了后现代所呈现的多元化趋势，但应贯穿其间的自觉、真诚、和谐、宽容等良好机制却终难形成，这种学术规范与不同趣味、流派间的矛盾统一之所以困难重重，应当说既有学术的问题，更有人格与人品的问题。然而，旧的一元格局确实已经不存在了，从体制到观念都已面目全非。正如当今许多学者所言，世界呈现给我们的仅仅是一些难以把握的碎片。如果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及其各个层次之间普遍具有同构关系，那么，说我们生活在碎片当中，也应当可以指称诗歌的阅读与写作这个小世界。一个人怎样才能使自己的阅读与写作成为值得他终身从事的事业？仍然是长期困扰我们的一个既难以把握又难以放下的问题。
其实，诗歌与哲学一样，诗人所有的努力，就是为了发现那些未被发现的，言说那些未曾言说过的，进而最终抵达世界与心灵的陌生处。然看看当下大量的诗歌写作呈现给我们的又都是些什么？也许是我的孤陋寡闻，但就我近几年来所读到、看到、听到的那些或来自诗歌网站、或来自诗歌刊物的无数诗作，要么粗制滥造，随意挥来且数量惊人，读起来却言语磕巴意韵平平毫无诗意诗性可言，此一类；要么，看似形式严谨，语言无懈可击，用词也华丽，但细究起来，却如舶来之作，既无个性独特所言，更无文化根基所在，完全听不到来自作者血液的搏动和发自内心的声音，此为二；还有一类，好象也具有某种个性与独特，用情也很真切，然却不能处理好形式与言说的关系，给人以思维混乱，条理无序之感，读起来如坠五里云，昏昏然不知所言何指，味同嚼蜡。以上这些都从不同的方面给诗歌的阅读与写作带来了程度不同的隔膜和损伤，并使我们的写作时常深陷于长久的茫然困惑之中。那么，我们需要怎样的阅读与写作呢？就二十余年的写作告诉我：我们需要沉毅内省充满真诚的；我们需要独特新颖充满个性的；我们需要言语优美充满张力的；我们需要思维清晰充满意韵的；我们需要具有震撼力且充满智性和血性的。然而，我们很难独到这样的文字。
但这些都不应是我们放弃或拒绝甚至贬损、诋毁诗歌的理由。无论从文学历史还是文学发展的角度看，诗歌都是最具有文学性的文学样式，其写作的前卫性与启示性也总是引领着其它艺术形式的前进与发展。正如布罗茨基所说：“诗歌作为人类语言的最高形式，它并不仅仅是传导人类体验之最简洁、最浓缩的方式；它还可以为任何一种语言操作——尤其是纸上的语言操作——提供可能获得的最高标准”。就这个意义上看，中国新诗二十多年的发展所取得的成果也是不可小觑的。可是，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却并不清楚。作为普通读者与诗歌疏远，我想，除了特定的历史所造成的社会大背景外，也许是因为从公开刊物中获得的错误印象以及道听途说的对一些诗人某些言行的不解或憎恶（当然，可能也包括我前文所述的那些情况）。但作为诗人，我们拒绝诗歌的责任却不能推卸给别人。拒绝了诗歌，就是拒绝了文学当中最核心的部分，就是遗忘了文学。拒绝了诗歌，即使我们的文章缀满文学术语，我们的写作还是与文学无关。而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除了如上所说，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我们每个人在阅读与写作中都会遭遇到的致命的难点，那就是对写作本身、对自我认知、对人性中自我意识里那些丑恶部分的自觉批判与勇敢超越。
事实告诉我们，同任何样式的文学写作一样，诗歌写作中的种种表面和深层的变化及其可议之处，都可能成为文学研究的丰富资源，但为何反遭漠视或拒绝？学术界对诗歌现状及写作为何如此怨责？而尤其是对许多虽名不见经传，却颇具写作实力或潜力，长期以来默默坚持独立写作的诗人为何如此冷漠和不屑？我想，唯一可信的解释是，在当前文学研究与评论的主流模式或曰主流言说方式中，诗歌难以转化为知识，难以成为文学知识生产的有效资源，难以给众多研究者或评论家带来“吹糠见米”般的好处。他们似乎永远也走不出知识与学位的局限，走不出自我意识的羁袢或“功成名就”者的名单。他们是“权威”。但这一切对一个自觉的诗人很重要吗？又有什么关系呢？
而真正的问题在于：当我们面对诗歌无动于衷或束手无策，当我们无法超出现有的写作框架去体会和阐释诗歌时，我们会发现，被拒绝的不仅仅是诗歌中的“诗性”，还有文学中的“文学性”。我们经常会看到，当仅仅是知识亲近文学时，大量论述其实只涉及文学的外壳，并且屡屡将作品和现象肢解成碎片，或因误读误解将他人的阅读与写作引向歧途（特别是对普通读者或初涉诗歌的年轻人），论述越多损害越多，当然误导也就越甚。因为知识不是文学，知识也永远替代不了文学。因此我要说，从被拒绝这个意义上讲，应该是件幸事，因为被拒绝虽然有些落寞，却躲过了那些经常发生的亵渎和炒作。当然，尽管我们的写作并不仅限于对内心那不可言说之物的言说。但我仍然以为，对诗歌的拒绝是一个严重的事件，它显露出了这个时代的病症，也显露出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根本缺陷。
布罗茨基说得好：“培养良好文学趣味的方式就是阅读诗歌”。很难想象，当我们从来不阅读诗歌，从来不曾对那些陌生地域或不可言说之物抱有敬畏与探索之心的时候，我们的写作还有多大的价值。假如在我们的言说中没有一丝一毫的诗意，没有留下一丝一毫的空缺给那难以言明的对象，有谁会听？假如我们自己就从来没为诗歌、为我们自己的写作感动过，我们又如何说服自己继续写下去，并说这样的写作是诚实的，她由内心出发并指向了内心？由于特定的时代现状及我们的生存境况，由于许多必然与偶然的因素在我们身上产生的作用，使我们与诗歌之间既有一种天然的距离，又有一种天然的关联与亲近。如果我们对诗歌的冷漠超过了普通读者，如果我们对诗歌的贬责贯穿了我们的整个写作，倦怠和虚空还会时时袭扰我们。何况，从文学教育的角度看，我们的阅读与写作所附带的一份责任也是不容推卸的。因此，尽管有种种理由，诗歌在传播上遇到的困难都应该由我们来减轻而不是加重。但一切都要从真切的阅读和诚实的写作开始。
然交流的通道并没完全堵死，问题是我们怎样去寻找、疏通和把握。一首好诗是应当容易被解读和交流的，也应该是为他人所乐于阅读的。列夫·托尔斯泰曾这样告诉我们，一部作品的优劣应看其是否包含以下三个要素：内容的新颖与独特；形式与技巧的把握；作者对其作品所倾注的感情（真诚）程度。并指出，一、三两个要素是一部好的作品所必须具有的，这是吸引和打动读者致关重要的不可或缺的要素。我想，这就是作品与读者交流并可能引起共鸣的有效通道，也是诗歌被阅读的可能。
初写于2006.3.20
改定于2018.1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