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文化在糟粕包裹，油装异彩涂抹一番之后，会是一片富丽堂皇的景象。而现实真的是可以整日万象皆新，欣欣向荣的大好景象吗？
我不敢相信一个被变迁主宰的的文化，剥开层层粉黛后依然容光焕发；在面对了繁复的玉玺易主、盛世即衰、背井离乡、自显彷徨的呐喊，以及根本逃不过的、来自时间的铅华洗尽、水流侵蚀，几百年摘不下来的面具背后，我猜测它有一副沧桑的面孔，或者甚至偏执于颓废、苍老，在容许这些的文学里不可一世。
严歌苓说中国文学到了这个世纪，总有用窝囊废的心态在写作的“时尚”；笔者对着人物挑拨离间，拆散了一对对如花美眷，有一股笔不落在“断井颓垣”誓不罢休的“窝囊废”气质；时尚貌似流行了太久，不写爱情，又是一只只报丧鸟，笔下永远离不开猥琐卑微低劣惨淡。牡丹亭和梁祝偏偏不靠非自然成就不了爱情，不能没有蝴蝶，没有还魂，曹雪芹红楼未完无名氏续写也难逃悲剧的底子，怕是时事竟迁，鲁迅也逃不了这个圈套；就是电影来了，新的来了，红高粱继续“英雄好汉王八蛋”，再到贾樟柯也出离不了。荒诞与迷幻主导写作者的眼睛，翻开书是迷雾——对读书人来说。
我居然发现“纯粹”这种看似高大的东西，在这些作品里依托的却总是是萧索沧桑颓废。似乎硬有一套不苍老不文学的势头——至少对这些人来说。
“窝囊废”们双眼模糊，衰老无助，独以失望透顶的过来人口气，自觉放弃战斗，以悲观主义总结一生。窝囊们喊不出海明威“消得灭，打不败”的口号，总是摆出一副“对，我就是衰老颓唐不中用的人，我甚至对自己轻蔑，但我偏阴魂不散”的消极态度。
这些固然是不积极的，但“积极进步”在我短浅的历史眼光里只是革命工具，我不敢说样板戏和郭沫若为曹操翻案来的东西造出了什么“丰富、完整的形象人格”。偏偏人文主义是新思想的大致来历，又有一句“人文主义，它的深度，无不抵于悲观主义，悲观主义起舞，便是悲剧精神”；我便又可以庆幸地笑到，在叛逆成河的年代里，文化若带着颓废的沧桑，恰巧可以成为大浪淘洗过的东西。这个时候，就不必再讨论什么品质不品质，道义不道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