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之藩

    常到外國朋友家吃飯。當蠟燭燃起，菜餚布好，客主就位，總是主人家的小男孩或小女孩舉起小手，低頭感謝上天的賜予，並歡迎客人的到來。

    我剛一到美時，常鬧得尷尬。因為在國內養成的習慣，還沒有坐好，就開動了。

    以後凡到朋友家吃飯時，總是先囑咐自己，今天不要忘了，可別太快開動啊！幾年來，我已變得很習慣了。但我一直認為只是一種不同的風俗儀式，在我這方面看來，忘或不忘，也沒有太大的關係。

    前年有一次，我又是到一家去吃飯。而這次卻是由主人家的祖母謝飯。她雪白的頭髮，顫抖的聲音，在搖曳的燭光下，使我想起兒時的祖母。那天晚上，我忽然覺得我平靜如水的情感翻起滔天巨浪來。

    在小時候，每當冬夜，我們一大家人圍域個大圓桌吃飯。我總是坐在祖母身旁，祖母總是摸著我的頭說；「老天爺賞我們家飽飯吃，記住，飯碗裏一粒米都不許剩，要是糟蹋糧食，老天爺就不給咱們飯了。」

    剛上小學的我，正念打倒偶像，破除迷信，我的學校就是從前的關帝廟，我的書桌就是供桌。我曾給周倉畫上眼鏡，給關平戴上鬍子，祖母的話，老天爺也者，我覺得是既多餘，又落伍的。

    不過，我卻很尊敬我的祖父母，因為這飯確實是他們掙的，這家確實是他們立的。

    我感謝面前的祖父母，不必感謝渺茫的老天爺。

    這種想法並未因年紀長大而有任何改變。多少年，就在這種哲學中過去了。

    我在這個外國家庭晚飯後，由於這位外國老太太，我想起我的兒時；由於我的兒時，我想起一串很奇怪的現象。

    祖父每年在「風裏雨裏的咬牙」，祖母每年在「茶裏飯裏的自苦」，他們明明知道要滴下眉毛上的汗珠，才能撿起田中的麥穗，而為什麼要謝天？我明明是個小孩子，混吃混玩，而我為什麼卻不感謝老天爺？

    這種奇怪的心理狀態，一直是我心中的一個謎。

    一直到前年，我在普林斯頓，瀏覽愛因斯坦的《我所看見的世界》，得到了新的領悟。

    這是一本非科學性的文集，專載些愛因斯坦在紀念會上啦、在歡迎會上啦、在朋友的葬禮中，他所發表的談話。

    我在讀這本書時忽然發現愛因斯坦想盡量給聽眾一個印象：即他的貢獻不是源於甲，就是由於乙，而與愛因斯坦本人不太相干似的。

    就連那篇亙古以來嶄新獨創的狹義相對論，並無參考可引，卻在最後天外飛來一筆，「感謝同事朋友貝索的時相討論。」

    其他的文章，比如奮鬥苦思了十幾年的廣義相對論，數學部分推給了昔年好友的合作；這種謙抑，這種不居功，科學史中是少見的。

    我就想，如此大功而竟不居，為什麼？像愛因斯坦之於相對論，像我祖母之於我家。

    幾年來自己的奔波，作了一些研究，寫了幾篇學術文章，真正做了一些小貢獻以後，才有了一種新的覺悟：即是無論什麼事，得之於人者太多，出之於己者太少。

    因為需要感謝的人太多了，就感謝天罷。無論什麼事，不是需要先人的遺愛與遺產，即是需要眾人的支持與合作，還要等候機會的到來。越是真正做過一點事，越是感覺自己的貢獻之渺小。

    於是，創業的人，都會自然而然的想到上天，而敗家的人卻無時不想到自己。

    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這是我們中國的一個最完美的人格所構成的一個最完美的故事。介之推為什麼不言祿，因為他覺得貪天之功以為己力，是君子所不屑為，也是君子所不應為的。

    愛因斯坦剛到普林斯頓時，主任與他商量報酬問題，他說五千。主任說：「給你五千，如何給一個大學畢業生呢？還是算一萬五千元罷！」這不是外國的介之推嗎？

    為什麼介之推與愛因斯坦專幹這類傻事？立過大功，而不居功若此。他們知道作事與立功，得之於眾人合作者多，得之於自己逞能者少。於是很自然的產生一種感謝眾人、感謝上天的感覺。

    我們回頭想一想，五六十年來的中國比我七八歲時的思想能強幾何！史家如果寫這五六十年來的我國歷史時，一定命名為狂妄而幼稚，無法與無天的時代。

    無論哪一行、哪一界，多是自吹自擂，自欺自騙。日子長了，連自己也信以為真了，而大禍至矣。

    因為沒有做任何真正的事，沒有建任何真正的功，自然而然不會有謝天的感覺。

    哲學家們知道這個症候最為可怕，所以造出許多知好知歹的人物與故事來。

    有一個人問一位文學家，我記得是雨果罷，「如果世界上的書全需要燒掉，而只許留一本，應留什麼？」雨果毫不猶豫的說：「只留〈約伯記〉。」約伯是《聖經》裏面的介之推，富亦謝天，貧亦謝天，病亦謝天，苦亦謝天。

    我們的思想界尚在混沌幼稚時期，需要約伯的精神，需要介之推的覺悟。這個覺悟即是：一粥一飯，半絲半縷，都是多少年、多少人的血汗結晶。感謝之情，無由表達，還是謝天罷。

一九六一年除夕於曼城

本文摘錄自《在春風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