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种共识。
但是共识并不见得就正确。
因为秦朝统一了六国,为中国的形制打下了基础,所以秦朝在历史认知上属于正统。特别是在成王败寇的意识下,秦国的国君、秦国的功臣自然是要比六国强点,要不然为何是它统一了天下?
但是国家的强大虽在乎君臣,却是世代合力的结果,并非一人之力。
商鞅变法是秦国强大起来的关键,是法家“法”派正式运用到国家层面的成功案例。
相对于儒家的仁义治国,法家的核心是以“法”治国,在这个基础上,因为侧重点的不同发展为三个流派,即慎到的“势”、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
要清楚的是法家三分,但并不是各自单飞,在治国的运筹中,一般都是三管齐下,只不过各有侧重。慎到侧重于君王权势大统,申不害注重帝王之术,即官场驭下之术,而商鞅主张的是以法为不可动摇的原则,健全法制,排除人治的因素。
可以看到,“势”其实就是后来“黄老之术”的起源,简单来说,君王只管方向和大事,而“术”则注重人心管控,看重掌握政权和推行法令的手段和策略。
其实这二者都是“人治”,是否见效更多地取决于君王的个人能力。
而商鞅的“法制”,则保证了个人因素被缩小到最低,整体制度能够在任何人缺席的情况下正常运转。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当然是法制为最优。但是生在战国时代,对治国之道,这些学者们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只知道天下人心已乱,何种思路、何种决策才能更好统治百姓,强大国家,其实大家心里都没有定谱。
因而才有稷下学宫的辩论不休,才有赌上国运的变法改革。
商鞅和申不害的学术观点在法家中各有侧重,两个人也选择了不同国家进行辅助。
申不害韩国为相15年,“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帮助韩昭侯推行“法”治、“术”治,使韩国君主专制得到加强,国内政局得到稳定,贵族特权受到限制,百姓生活渐趋富裕,史称“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十五年间便使韩国强盛起来。
让一个弱小的国家在强敌环伺下,逐步强大起来,其才能不可小觑。
而商鞅通过“法”治改革了秦国户籍、军功爵位、土地制度、行政区划、税收、度量衡以及民风民俗,并制定了严酷的法律;经济上,他主张重农抑商、奖励耕战;军事上,他统率秦军收复了河西之地,让秦国从被各国轻视欺凌下站了起来,成功地为嬴驷称王打下了基础。
如果我们忽略掉秦始皇、吕不韦、李斯以及各位秦朝大将的丰功伟绩,只取申不害、商鞅这个时间段来独立看二人的政绩、成就,其实都是改天动地的改革派、法制派。
讲个人才能的话,其实并无高下之分。
但是讲学问侧重的话,“术”派的人治缺乏“法”派法治的稳定性、持久性,它太依靠君王和良臣了。申不害与韩昭侯用“术”有余,定法不足,“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因此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韩国的问题。韩昭侯、申不害一死,韩国很快又衰落了。
另有一点就是虽然法治得以在秦国延续,商鞅却被嬴驷车裂,个人的下场很惨。
而申不害的死在史书上没有过多记录,只是“卒于韩都”。这显然是自然死亡,而不是我们看到的电视剧《大秦帝国》中的变法失败自杀——那是为了衬托商鞅成功的艺术加工,不足取信。
二人的才能足可匹敌,学问商鞅的思路更对,但是收场,申不害就要好得太多了。
学问选择是才能,人生经营不也是才能?
所以说“申不害才能不如商鞅”,要么是被秦国后来的大事件给震撼,给商鞅附带上了光环,要么就是被电视剧给欺骗了,以为申不害因变法失败而自杀了。
申不害的“术”派变法确实是失败了,但是这个失败是在韩昭侯和申不害死后,赖以生存的“人治”中坚力量丧失,才失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