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地位越高，能力越大，在他的意识中“我”的概念就越小，“我们”的概念就越大。
2017年下半年，因工作需要，我从班主任岗位调动到行政人事岗位，接下来的一年我时常觉得自己是一个孤胆英雄。
白天属于我一个人，夜晚也属于我一个人；办公室里面的生活属于我一个人，外面的生活也属于我一个人；工作日属于我一个人，节假日亦属于我一个人。枯燥的行政生活，迫使我开始思考哲学中的三个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去哪里”。
乔斯坦·贾德在《苏菲的世界》中说：“这世界就像魔术师从他的帽子里拉出来的一只白兔……所有生物都出生于这只白兔的细毛顶端……然而当他们年纪愈长，也就愈深入兔子的毛皮，并且待了下来。他们在那儿觉得非常安适，因此不愿再冒险回脆弱的兔毛顶端。唯有哲学家才会踏上此一危险的旅程……其中有些人掉了下来，但也有些人死命攀住兔毛不放……”
我无法定义自己是待在了兔毛深处的人，还是从兔毛掉下去的人，亦或是死命攀住兔毛不放的人，但毋庸置疑的是，我深信自己确实已经深处其中，因为我内心深处愈发强烈的孤独感，正逐渐如尼采所说：（有些人）独处着，但并不是因为他想孤独。
这种孤独感持续到了2018年下半年，直到我废寝忘食地读完了尤瓦尔·赫拉利的《人类简史》，真正第一次从宏观的角度看待整个人类的发展史，才略有所缓解。我开始从回到现实的观点来解答自己的问题，第一“我是一名人事干部”，第二“我从教师那里来”，第三“我要到教师那里去”。
但与此同时，我发现思考恰如一个死循环，解决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就会随之而来。“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去哪里？”不知不觉间就缠绕着我的内心和灵魂，伸出一只爪子使劲儿挠，直到我疲惫不堪。
或许有人会说，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问题，“我们是教师，我们来自学生，学生来自孩子”，何至于让人疲惫不堪？
答案或许如此，但假如我们让这个问题一直延续，就会迫使我们到达兔毛的中端，“人是什么？人来自哪里？人将会去哪里？”，以及就目前而言的兔毛顶端“宇宙是什么？宇宙来自哪里？宇宙将会去向哪里？”
显而易见，相较于兔毛中端和顶端的问题，兔毛底端的问题似乎更贴近实际，更有实用性，也更容易解答。
所以，这也或许解释了乔斯坦·贾德的答案“他们在那儿觉得非常安适，因此不愿再冒险回脆弱的兔毛顶端……继续他们原先的谈话：请你把奶油递过来好吗？我们今天的股价涨了多少？番茄现在是什么价钱？你有没有听说戴安娜王妃又怀孕了？”
但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却诞生出一个很是怪诞的现象，即想要在兔毛深处活的舒适，就必须要有挂在兔毛中端的眼睛，甚至是爬上了兔毛顶端的大脑。我们的意识和身体在长达数百万年的历史中，发展出了各自独立的成长路径，超脱了简单的“我想吃东西，我在吃东西”，变成了“我想解决哥德巴赫猜想，我在吃东西”。
所以，一个人身处社会之中，要想解决好“我是谁？我来自哪里？我要去哪里？”的问题，就必须要把眼睛放在“我们是谁？我们来自哪里？我们要去哪里？”的问题上，甚至是“我们身处的宇宙是什么？宇宙来自哪里？宇宙将会去向哪里？”的问题。
从“主义”的角度来说，“我”是一种个人主义，而“我们”是一种集体主义。无法否认，个人主义思想的诞生和发展，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将会是推动人自身解放和发展的巨大动力。
同样不可否认的是，集体主义基于个人主义将所有这些解放和发展，凝聚成了一股洪流，让个人主义解放朝着人类社会需要的方向发展，从而促进了整个人类历史和社会整体的解放和发展。
马克思从社会学角度提出“人是所有社会关系的总和”，即“我”生活在社会中，就是处在无数个“我与我”（即“我们”）之中，而正是这种无数个“我与我”之间的关系决定了“我”在“我们”中所处的地位、所拥有的身份、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所承担的责任。
简言之，从社会学角度而言“我们”是“我”存在的前提，而并非“我”是“我们”的前提，个体的“我”是整体的“我们”所赋予的一种概念，“我们”的缺失，也就意味着“我”这个概念的消失。
所以，对于生活在兔子毛深处的我们而言，那些将眼睛挂在了兔子毛中端“我们”位置上的人，往往要比只把眼睛留在了兔子毛底端“我”上的人，会处在更高的地位、拥有更好的身份、扮演更强的角色，以及对无数个“我”承担起更大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