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刚操办完女儿的婚事。信佛的老婆对我说：“我们一起去普陀山去烧香，求菩萨保佑我女儿早点有身孕，让我们早点抱上孙子。”我欣然地同意了，这样我们便去了普陀山。
普陀山回来后，第二天我鼻子就出血了，老婆关心地对我说：“建平，你要去医院看看的，是不是老毛病发了。”我以前在单位里在压力容器内烧电焊，由于又闷又热鼻子血管破裂过，后来去医院激光把血管堵上的，我说没事，可能血管破了，也没当一会事，然后去上班了。
过了一天，早上我的鼻子又出血了，老婆知道后坚决让我去医院检查，没办法于是我叫单位里的张厂开车送我到苏州耳鼻喉科医院进行检查。
挂好号后，医生知道我鼻出血，让我去做鼻腔镜，做完后对我说：“要去苏州100医院做CT。”，我说：“为什么？”他告诉我的鼻咽里生的增生物，于是我与张厂开车赶往100医院，交了费去做CT，CT结果说有2公分大的增生物。拿了CT报告再回到耳鼻咽喉医院，医生建议我住院，做进一步检查。这时我马上打电话给帮我做保险的友邦保险经理查美金同学，说明要住院，她说：“建平，小医院不行的，还是去大一点医院，再去检查一下。”我听了她的话离开医院回去了。
老婆知道后，第二天一早陪我去了市立医院本部，那里有我一个做医生的朋友。我说明来意，于是他领我去见耳鼻科医生毛主任，毛主任看了片子后，立马在我鼻子里喷了麻药水，半个小时后用钳子取了增生物，然后去做病理报告，告诉我一个星期后，去找他拿病理报告。
一个星期后，我开车一个人去找毛主任，毛主任见到我笑着对我说：“没事，这个病是早期的，去附二医院放射科找陆主任去看，我已经与他联系好了，他看这病苏州最好。”我告别了毛主任，感觉天要塌下来了，眼泪禁不住往下掉下来了，在医院的长椅上足足坐了一个小时，思前想后上有年迈的父母亲，下有刚结婚的女儿，还有工厂几百万的贷款和几十号工人怎么办?
面对这突然而来的大病，我不得不冷静下来，决定去附二院找陆主任去。
我定下心来，离开了市立医院本部，开车前往市附二院。在附二院，我直奔住院部6楼，去见放射科主任陆静官，陆主任认真看了我的病理报告，叫我去办住院手续，住下来准备做进一步检查。
老婆等到我下午，还未回家，焦急地打我电话，我在电话如实地讲了我的情况，我在电话里听到了她的哭泣声。
一个小时后，她准备了住院的洗漱工具和替换衣服，和我大姐一起打的来到了附二院。她俩见到我后，放声痛哭起来了，因为我们村上前几年也有人得我一样的病，没有多长时间就走了。我安慰她俩说：“医生讲没事的，我是早期的，只要对症下药会好起来的。”并咐嘱她俩不告诉年迈的双亲和有身孕的女儿，怕年迈的双亲为我担心，怕有身孕的女儿来医院和伤心影响胎儿，然后劝她俩回去了。
我这边办好了住院手续，护土问我谁是病人，因为我当时根本看不出我是有病的人，我说我就是，她惊讶地看了我，说跟我去病房吧。来到病房，里边住着一位老人，他是横泾人是生了食道癌，他也是陆主任的病人，他告诉我说陆主任是横泾人是他们村上的还带了一点亲，是上海复旦大学毕业的博士生，他实践是在上海肿瘤医院实践的，叫我安心看病吧。
一夜无眠，一早护士为我抽了血，并送来了各种检查预约单，有B超，心超，CT，磁共振等各种项目，叫我按预约单时间去检查。
一会儿值班医生来查病房了，我没有看到陆主任的身影，来了一个年轻医生，原来他是陆主任的学生，我问他陆主任怎么没来?他回答我说：“陆主任去台湾参加学术交流会了，要半个月回来。”我一脸的无奈。
这时我外甥知道我病情后，打电话来说：“舅舅，你把可病理报告取出来，我帮你去上海肿瘤医院去复检一下。”我听后说：“等查好病房以后去拿。”
查好病房后，于是我带了身份证，又去了市立医院本部，交了押金，工作人员把病理报告给我了。我马上打电话给外甥说病理报告了取出来了，他听后讲一小时后来医院，我急怱急怱地赶回附二院。
一小时后，我老婆女儿女婿姐姐外甥5人都来到了医院，女儿见到我后，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伤心的哭了，外甥问我拿了病理报告与我女婿一起开车去了上海。
老婆知道了陆主任要半个月回来，急得不得了，我也内心不安起来了，毕竟生的是恶性肿瘤，怎么办?怎么办?到如今真的好为难！
于是我打电话给我要好的钱同学，想让他给我岀出主意，我大致把这里的情况讲了一下，他知道后说：“还是去上海吧，伲单位的一个领导在附一院看的，人都走了。”我听后汗毛孔都竖起来了，心想去上海去看，人生地不熟的，多么的不方便，正当我犹豫不决的时候，女儿对我说：“爸还是去上海吧，在这里我也不放心，万一看不好，我们怎么办?”听了女儿的话，我思绪万千，是啊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健康才是对家人的一份责任，坚信了我去上海看病的决心。
于是女儿去找医生，办理了出院手续，离开了附二院。
老婆的外甥帮我联系了上海肿瘤医院的放射科王主任，他给了我王主任的电话号码，叫我直接去上海找他。我想不能直接打电话给他，这样不礼貌，于是发了短信给 他，说朋友介绍的，想去他们医院去治疗，他回短信说可以。
记得我与老婆开车去上海，那一天是星期五，我们赶到上海肿瘤医院已经接近中午了，医院门诊大厅里人山人海，问了咨询台，说王主任在七楼。我与老婆乘电梯上了七楼，见到了王主任。他给了一个挂号单给我叫去挂号。挂号后，他帮我表面检查了一下，说明天再去找他。
从医院出来，我与老婆在附近找了一家宾馆住下来了。
第二天，我与老婆早早去了医院，见王主任的诊室门关上了，我们便在诊室门外等他。真是等人心焦，直等到下午2点，仍未见王主任来，这时老婆焦急地对我说：“建平，你阿要打个电话问问吧。”于是我打电话给了王主任，电话里他不耐烦地对我说：“今天阿拉休息，侬回去吧。”我听后挂了电话告诉了老婆，老婆气得直跺脚，心想明明关照我们来的，有这么一个不守信用的医生，怎么能有好的医德帮我治病？便无精打采地回去了。
我与老婆直接开车回浦庄厂里去了，单位里厂长与车间主任，问我怎么回来了，我把这次去上海的遭遇告诉了他们，他们也觉得这个王主任不讲信用，不能叫他去看病了。
车间主任告诉我，他们村上有个老人10年前去上海看的，现在活得好好的，叫我去问问，哪个医生看的。于是我托了老人儿子的朋友，领我去了老人儿子的工厂里。
老人儿子工厂在胥口，他姓周，周老板热情招待了我与朋友，当即答应我星期一陪同一起去上海。刚好他还要陪另一朋友的父亲去上海看病，并相约在医院碰头。
星期一一早，女婿开车与老婆三人一起去了上海。上海肿瘤医院的门诊大厅依然人山人海，周老板先领他朋友的父亲去见专家，叫我在门诊大厅等他。
半个小时后，周老板领我去见了专家，专家推荐了介绍了放射科应红梅教授，专家写了纸条叫我直接去找她。
应教授，也在7楼，与先前给我看病的王主任，隔开一个房间，见应教授门诊门口挤满了病人，我进去见到了应教授，她四十来岁，笑意挂满了脸，我顿时倍感亲切，她看了我带去病例报告对我老婆说：“侬爱人的病，这里几十个病人，侬爱人最轻了。”我和我老婆听后压在心上的石头终于落地了，几经周折总算可以安心看病了。
由于医院床位没有，不能住院，我与老婆只好在外面租了一套四十来平方的小户住了下来。
接下的日子，应教授安排了各种检查，并开始制定治疗方案。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应教授认真负责根据检查结果，与其他专家一起研究终于半个月后把治疗方案制定出来，进行放疗治疗，一共要进行29次。
放疗时间，定在上午7点钟，每次十分钟。每次放疗结束后，便与老婆乘地铁去了上海的各个好玩地方，只当是一次长途旅行。有时陪老婆去逛逛商场，买件心爱的衣服，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一个病人。
放疗15次后，我便有了放疗后的副作用，喉咙开始痛了，头颈皮肤也红肿了，吃饭也变得困难了。老婆开始想着法子，给我做了好吃可口的饭菜。
我在痛苦中，放疗着。25次后，放疗的副作用更加严重了，身体慢慢地虚弱了，再也不能出去走走了，春节也马上要到了，大姐打电话来说：“老娘牵挂我，这么长没有去看望她了。”大姐骗她我去出差了。
医院春节放假了，女婿开车来接我回去。我拖着病弱身体先去了父母家，父母看到我这个样子，叫我不要在外操心了，母亲直到去世也不知道我生这场大病的。
春节就这样简简单单过去了，我又去上海接受最后几次的放疗了。
放疗继续中，我度过了别人难以想像的日子，146斤的我，最后只剩了90多斤了，头颈皮肤完成溃烂了，后脑勺的头发全部掉光了，喉咙也全部溃烂了，感觉自己快要离开人世了。
终于结束了放疗，又检查了身体，肿瘤是全部消失了，我的半条老命也没有了。曲折而漫长的求医过程，连自己也不敢相信，但愿人人有副好身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