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霾色变：我们生活在巨大的恐惧中

雾霾一直都在。可最近朋友圈里关于雾霾的文章数量，却出现了继《穹顶之下》后的又一个峰值。

原因在于，近来雾霾重而且持续。大家对雾霾的恐惧，也达到了一个新的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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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听到“雾霾”这个词是2012年。

那时我怀孕，因为胎象不稳，离开北京回到山西娘家养胎。我还没到，先生就发来信息，说我太幸运了，刚一走，北京就爆发了雾霾。在妈妈家里，我看着电视上关于北京雾霾的报道，庆幸自己躲过一次千年不遇的气象灾害。

过了半年才知道，原来雾霾不是暂时的，也不是突发的，而是历来就有，并且很难治理。

2015年3月，柴静发布了《穹顶之下》，对雾霾的了解也更加深入。

2

我们家住在高层。

在过去，高层最大的妙处在于视野，拉开窗帘，就能看到远处的车水马龙、城市的灯火通明，进而生出一种俯瞰众生的快感和世界掌控在手的美好错觉。

而现在，高楼层对我来说，更多意味着恐惧。站得高看得远，就比低层对雾霾有更加直观的感受。靠北边的窗外，没有遮挡，天气最好的时候，能看到远处的山。然而一年中的大多数时候，我都看不到也记不起那山的存在。而随着PM2.5指数的攀升，这座城市的很多标志性建筑，也会在南边的窗玻璃外面后退，甚至消失。

每次带孩子去体检，医生都会问一个问题：每天能不能保证2小时的户外活动？于是妈妈们对孩子的户外活动都格外注重。春天夏天，我常被小区里一起玩的妈妈调笑，说我自己懒得带孩子下楼，还以“雾霾”为借口。可雾霾真的不是借口。他们住在低层，窗户外面是苍翠的树和茵茵的草，阳光洒在露珠上，生机勃勃岁月静好。而我的窗户外面，一片无边的白雾，笼罩在城市的上空，每一座建筑都在拼命挣扎，却徒然无功。

那时大家还没有每天关注PM2.5指数的习惯。

3

起初大家都是无知者无畏，每次聊起来，一句“死不了人”尽显豁达。

孩子一岁多的时候，刚会说话。出门戴着口罩，小区里的老人们都喜欢问他，为什么戴着口罩。他口齿不清地吐出两个字，“雾霾”。老人们都被他逗乐，说你这么小个孩子还懂雾霾啊！那时雾霾还是个笑话，现在那些老人们出门，也都戴上了防霾口罩。

这是认知的进化。可如果情况得不到改善，认知的进化只会带来更多恐惧，而恐惧如果找不到出口，就会四处蔓延。

我是个消极的利己主义者，对环境的忍受阙值非常高。我会买净化器，会戴口罩，却不会有半句怨言，因为我对生活总体来说是满意的，雾霾作为一点不和谐因素，并不会使我觉得多么不快乐、不方便，在可忍受的范围内。除此之外，骨子里我还有着外乡人的自卑，害怕我抱怨北京有雾霾的时候，会被说“你不喜欢北京有雾霾，那你滚啊！”

然而即使是这样的我，也开始看着窗外的茫然，感觉到绝望。

因为我的孩子上了幼儿园。

幼儿园的每间教室，都摆着一台净化器，天气不好的时候，老师们会把净化器打开。可教室的门经常被孩子们打开合上，外面的空气大量涌进。而且，对于教室那样大的空间来说，一台净化器起到的作用，顶多算得上心理安慰。

所以每天早上起来，我都会先拉开窗帘看看，如果连近处家乐福所在的那幢建筑都看不见了，就会要求他不去幼儿园。

可是孩子拒绝，他喜欢幼儿园。有时我不得不骗他说幼儿园放假了，或者以看动画片、买玩具为条件，交换他留在家里。

然而欺骗孩子，和用平常被限制的东西来交换他不去幼儿园，对我来说，也是挠心的折磨，这些都关系到孩子的品质和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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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时候，我还是会无奈地给他带起口罩，送去幼儿园。

可是每每在幼儿园门口和他挥手说再见，我都会腿软。慢慢地踱回家，在三台净化器的轰鸣里，内疚不已。

是的，我在客厅里放着三台净化器。其中体积最大功率也最大的那台是11月刚置的。

11月对我来说是噩梦般的一个月，孩子从10月初到11月底，咳嗽了整两个月。两个月里没怎么去幼儿园，每天在家百无聊赖。生着病，一天三顿药，本就情绪不好；天气不好，不能外出，更是憋出我们俩两身暴躁。

难得出去透透气的机会，是去医院。医生看他的眼神，像看流水线上的产品，然后例行问几个问题，就斩钉截铁地说，空气过敏。——他们每天接待的，大多是空气过敏的孩子。开了药，嘱咐不可以玩毛绒公仔、不可以穿带毛的衣服、净化器要24小时工作、雾霾天不许外出活动。

药都吃了，医嘱也都遵守了，可孩子还是不好。辗转换了五六家医院，每次都开出差不多的药，只是量越来越大。空气过敏的孩子，很多需要做雾化，而做雾化用的那两种药，对身体有伤害，一个疗程最多用三天。可三天过后，病情没有丝毫好转，而且雾化一停，当天的咳嗽就会特别严重。为了不让孩子太痛苦，只好一直用，连续做了二十多天的雾化。最后药量加到最大，仍不见好。

他每咳嗽一声，对他对我都是折磨。有一天带他在楼下商店买菜，回家后他靠着门咳嗽了五分钟。终于停下来时，我崩溃了，兀自瘫坐在沙发上嚎啕大哭。孩子害怕地看着我，也哭了。我一边哭一边说，“求求你了，你快点给妈妈好起来吧！”

最后，是北京中医院开的中药和推拿起了作用，11月底的时候，孩子终于好了。两个月里，我换了五六家医院，有公立医院，有私立医院，还有口碑很好的小诊所，挂号费、检查费、医药费花了近一万，又在11月花八千再添置一台净化器。

加了一台机器后，客厅的PM2.5值，通常能控制在10以下，雾霾特别严重的时候，开最大风，也能勉强维持在20以下，可我并不欣慰。都说能用钱解决的问题不算问题，可是钱花了，只解决了这一室的问题，我仍然要每天纠结送不送他去幼儿园。

孩子病一场，我的心里也落下了毛病。有时他咳嗽一声，我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害怕新一轮的咳嗽光顾。

这就是我送他去幼儿园会腿软的原因。他雾霾过敏，我很怕早上把一个健康的孩子送去，晚上接回来一个咳嗽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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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想过离开。

和身边的很多朋友一样，每到雾霾严重的时候，就开始考虑一家人的退路。可是这么多年来，一直奋斗在北京，安了家，立了业，人脉、资源都在北京，也好不容易给孩子安排好了未来的教育。说走就走，谈何容易？

何况，我们并没有多少退路。因为职业的局限性，我们只能在大城市；因为外语水平的局限，我们不敢考虑移民。

只能默默地忍受着，小心地保护着自己和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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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只是我个人和小家的恐惧。

而在大霾天，当我打开门，从不戴口罩的快递员手中接过快递、从没有任何防护的外卖小哥手中取到午餐，都有些惭愧。眼前的生计和对身体不可知的微小伤害，任谁选，都会选前者。我只是惭愧自己太惜命，没和他们同呼吸。

而在我长大的小城，“雾霾”这个词，还是北京专属。山西是煤业大省，从煤矿崛起开始，我们的空气里，就常年飘舞着黑色的颗粒，冬天还充斥着刺鼻的味道，几十年来大家早已经司空见惯。

我爸爸仍然会在每个大霾的早晨，坚持出门锻炼。

戴口罩？他不接受，说别人会笑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