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现代社会快步前进，我可以很清晰地感知到焦虑情绪的蔓延。
百度搜索“焦虑”一词，有8880万的搜索结果。身份焦虑、三十岁焦虑、单身焦虑、中年焦虑......有人说“生活越是困苦的哲学家，他的学说就越关注个人幸福”，而我之所以总是注意到“焦虑”，或许也是因为我之前时常感觉到焦虑，“隧道视野"的凝聚，格外关注这个现象。而如今这种情绪顿减，内心感觉很安宁。
英伦才子阿兰·德波顿的《身份的焦虑》一书，让我受益颇深。按照个人的理解，整理如下：
我们为何会感到焦虑？
一、社会参照形成自我认知，追求存在感渴望被关注
如果世界上只存在一个人的话，那么不管他是高挑还是矮小、英俊还是丑陋、年轻还是衰老，他都是没有概念的，因为他没有参照对象。
我们是好还是坏，来源于我们与他人的互动、沟通，通过外界的不断反馈，我们才形成了关于自我的认知。完全不受他人影响的人少之又少。而大多数人是如阿兰·德波顿在书中所说：
我们的“自我”或“自我认知”可以用一只漏气的气球来作比方——任何时候，我们都需要他人的爱（对于气球而言，便是源源不断的氦气）来填充自己的内心，而经不起哪怕是针尖麦芒大的刺伤。我们的情绪变得难以理喻，一会儿因他人的褒扬而开心，一会儿为他人的漠视而伤怀。
同时，我们不仅在乎他人对自己的看法，我们还渴望着被看到、被关注，我们需要感知到自己的存在的价值。
亚当·斯密在他的《道德情操论》（1759）中说：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辛苦劳作、来回奔波到底为了什么呢？所有这些贪婪和欲望，所有这些对财富、权力和名声的追求，其目的到底何在呢？难道是为了满足自然的需求？如果是这样，最底层的劳动者的收入也足以满足人的自然需求。那么人类的一切被称为‘改善生存状况’的伟大目的的价值何在？” “被他人注意、被他人关怀，得到他人的同情、赞美和支持，这就是我们想要从一切行为中得到的价值。富有的人忘情于财富，是因为财富能够自然而然地为他吸引世界的目光。穷人则完全相反，他们以贫穷为耻。他们感觉到自己生活在世界的目光之外。一旦感到自己被世界所忽略，人类天性中最强烈的欲望将必然难以得到满足。穷人进出家门都不为人所注意，即使在闹市，他也会像独处在家一样默默无闻。而名流显贵们则不然，他们一直为世界所瞩目。所有的人都渴望能够一睹尊颜。他们的行为成为公众关心的对象。他们的片言只语、举手投足都不会被人忽略。”
二、不宽容的评价引发身份焦虑
“因爱情而失去理智的移民杀死了参议院的女儿”、“有购物狂倾向的女通奸犯在信用欺诈之后服毒自杀” 、“因与母亲发生性关系致使双目失明”，如果你看到这种耸人听闻的报纸标题，你对这些主人公会有什么评价呢?道德缺失？毫无理智？罪有应得？
但是，如果告诉你，这些标题所对应的就是文学作品中的奥赛罗、包法利夫人、俄狄浦斯王呢？你心中可能就会“突”地一下，觉得别扭并收回指责的话语了。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一直习惯地认为这些姓名所指代的人物具有内在的复杂性，应该受到严肃而尊敬的对待，而不应该像报纸对待它的受害者那样以色情和批判的语言描绘他们。
阿兰·德波顿说，悲剧让我们学会不贸然评价他人，并且变得谦卑：
但实际上，这些人物身上并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使他们毫无争议地成为关注和尊敬的对象。这些文学作品中传奇式的失败人物之所以显得庄严高贵，并非由于他们自身的素质和品德，而是由我们看待文学作品的方式所决定的，而这些方式是由其作者和记录者教给我们的。
悲剧陈述故事的方式能够同时产生两种影响，其一是能够使观众不愿贸然批判这些英雄的所作所为，其二是观众变得更加谦卑，因为他们认识到如果有一天，他们也将面临这些英雄人物曾经面临的困境，他们也会很容易地遭受毁灭。悲剧在讲述幸福生活实属不易时，令观众悲伤；悲剧在讲述追求幸福生活时的失败事例时，令观众谦和。
亚里士多德认为如果我们认识到自己有可能也会处在同样的情境下，有可能也会犯主人公所犯的错误时，我们会对那些不幸的人学会同情与理解，而不是冷漠、讥讽、有欠宽恕：
我们对他人惨败的同情几乎全都是因为我们强烈地意识到，一旦把我们置于特定的环境中，我们也会非常容易地遭遇与他们相同的悲惨经历；同样，一旦他人的行为看起来是那些我们永远也不可能有的行为的时候，我们对他们的同情就会大打折扣。当我们听到一些在我们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的时候，例如轻率地同他人结婚，与家人发生乱伦事件，妒火中烧的时候杀死了自己的恋人，向老板撒谎，盗窃金钱，或让贪婪的本性毁掉自己的前程，我们就会问：一个头脑清醒、心智健全的人怎么会做那样的事情？只要我们认为有一道生铁铸就的墙壁把我们的本性和境况同他人的本性和境况截然分开，只要我们认为我们可以很安全地一直保持一种傲慢自得的态度，我们的大度和容忍就会被冷酷和讥讽取而代之。 但悲剧作家让我们认识到一个几乎难以接受的事实：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任何一个有罪的人所犯的每一个错误都可以追溯到我们自己的某一方面的本性；在我们内心囊括了人类所有的品质，包括最优秀的品质和最恶劣的品质，在合适的情形下，或不如说，在错误的情形下，我们能够干得出任何事情。一旦观众认识到这个事实，他们就有可能摆脱他们傲慢自得的态度，从而感觉到自己施与同情和保持谦虚的能力大有提高；他们会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他们个性中的一些不良品质虽然一直没有导致严重的事件发生，但一旦置于特定的情形之下，这些缺点就会毫无约束地、灾难性地占据整个心灵，从而轻易地把他们的生活破坏殆尽——然后，他们的屈辱程度和悲惨程度将会毫不亚于那些报纸上的“因与母亲发生性关系致使双目失明”的新闻标题所指称的主人公的遭遇。
同时，东西方的思想殊途同归，陈寅恪先生曾说，对于古人，我们要抱着“了解之同情”，发人深省：
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
阿兰·德波顿说：
工作失败本身固然可怕，但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一旦失败，就会受到他人苛刻的品头论足，失败也不会变得如此恐怖。我们除了惧怕失败所导致的物质损失之外，还惧怕世人对待失败的毫不宽容的态度，即世人倾向于把那些在事业上没有取得成功的人称为“输家”——这个词语冷漠地指向两层含义，首先是指称一些人在某些方面受到损失，其次说明他们的所作所为使他们丧失了获得同情的权利。
三、不可控因素的制约引发焦虑
阿兰·德波顿说焦虑是当代欲望的伴随产物，因为生计与名誉均受至少5种无法预测的因素的制约：
1.受变幻无常的才能的制约
如果我们的身份取决于我们的成就，那么人们普遍认为，成功所需的就是才能以及——当心灵的宁静上升到重要位置时——对才能的可靠把握。但在多数活动中，才能并不能供我们随意支配。它可以在一阵时间出现，然后径自消失，丢下一个烂摊子。我们不能随意召唤我们身上最优秀的品质。我们远远不能拥有自己偶尔展现的才华，我们的成就大多好像来自于某种外界力量所施的恩惠，而这种外界力量的出现与消失决定了我们的生活轨迹和达成目标的能力。
2.受运气的制约
我们的身份有赖于一系列可以被粗略地概括为“运气”的有利条件。但令人遗憾的是，拿运气作为对我们一生得失成败的解释，已经变得难以为人接受。虽然我们在理论上依然承认运气影响着事业的发展，但在实际生活中，对一个人的评价往往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他对自己的生平应该承担基本责任。把成功归结为“好运气”显得过度（甚至令人可疑地）谦虚，而更为严重的是，把失败归咎于“坏运气”则显得可鄙。成功者自己制造运气，现代格言如是说。把自己的身份建立在偶然因素之上固然令人恐慌，但在一个以理性控制为主要特征的世界里，几乎不能用“坏运气”对失败提供可信的辩解，生活在其中恐怕要更加困难。
3.受雇主的制约
因为另一种可能性的存在，我们生活状态的不可预测性变得更加糟糕，那就是我们的身份不得不受雇主优先的制约。
4.受雇主盈利原则的制约
雇佣工作的稳定可靠性不仅依赖于机构中的权术运作，而且依赖于公司在市场上保持盈利的能力，然而任何生产商都很难长期保持有竞争力的地位和价格上的优势。残酷的竞争会给很多员工带来焦虑感，如同站立于一块正在融化的浮冰上，因为公司提高盈利率的最有效、最快速的途径几乎无一例外的是大幅度地裁员。
5.受全球经济发展规律的制约
公司和其员工的生存受到经济整体发展规律的威胁。 西方国家的经济史，自从进入19世纪以来，一直遵循一种发展与衰退交替重复的模式。最典型的模式是四五年的经济发展之后，紧随着一二年的经济紧缩，偶尔会出现持续五六年之久的大面积的经济衰退。国家经济的曲线图就像起伏绵延的山脉一样。在曲线所有向下运动的地方都包含着长期运营的公司的破产，工人的下岗，工厂的倒闭，以及股市的崩盘。我们倾向于把这些不幸事件归结为偶发事件甚至在将来能够避免的因素。但是，不管各国政府以及各国中央银行如何努力，依然无法避免经济的起伏动荡。
追求存在感、他人不宽容的评价、不可控的因素制约都可能引发我们的焦虑。
但是焦虑真的毫无好处吗？我们如何控制焦虑？我们又该如何尽力不引发他人的焦虑？
下一篇文章看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