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花旧床
那张涂着枣红色漆料、镂刻着虬曲雕花的床，已经很旧了。
它是我结婚时父母为我准备的婚床。床是祖上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床头挡板雕着菩萨送子的暗花。婚事完毕，我就回了县城，再很少回老家住那张床了。那张床就一直搁在那房间里。
多少次，我对母亲说，把那张床处理了吧，送人或者卖了，母亲眼睛一瞪说：“哪有婚床送人或者卖掉的！”
这张床还曾是我父、母亲的婚床，我结婚之前，一直放在父、母亲的房间里。我结婚时候，到家具店转了几次，终于看好了一套床具，床架精致灵巧，床垫柔软舒适。可是母亲就是不同意，非要把她的那张床挪出来摆到我的新房里。
我知道，母亲固执，她的意见很难更改，但是一张旧床摆在装饰鲜艳的新房里，那多不协调。母亲不顾我的反对，硬是把那张床挪了出来，放在院中晾晒，她又用鸡毛掸小心地拂拭上面的尘土，一个榫接处都不放过，又端来清水，小心、用力地擦拭着，她手中拿的仿佛是一块砂纸似的，要擦出木纹条理，仿佛要把它翻个新似的。
母亲执意这样做肯定自有她的道理。上面虽然铺了崭新的被单、席梦思，罩上了纱帐，但是一张旧床摆在那装满现代电器、家具的房间里，总给人感觉像新衣服上面的一块补丁，显得寒碜。
结婚，用家中的老床是我们村子里祖祖辈辈留下来的规矩，至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规矩，谁也说不清，只是听人说，婚床用一辈一辈传下来的，吉祥。母亲不识字，有时，我会告诉她这里真的没有什么科学根据，她也会频频点头，说我说的有理；虽然她平时不古板，但是对于子女终身大事这样的事儿她却恪守着乡村传统的习惯。她说如果不按老辈的规矩来，将来有个什么，那会后悔一辈子的。
新婚过后，当我陆续把那些家电、器具都搬到城里的新房时，唯独那张旧床落下来了。我搬家后，母亲依然把那张拾顿的干干净净的，准备给我随时回家住，那张床虽然长年累月的空着，却一直保持着清洁，直到母亲去世后。
一次，我回家，偶然发现父亲又在晾晒那床，我说，那床还拾顿它做什么，也没有人住。父亲嗫嚅着：“我把它晾晒一下，也许你哪一天回来，晚了，或者下雨，回不去，住着不会潮湿。”
父亲已垂垂老矣，两鬓早已斑白，他小心翼翼地擦着床板，很像当初母亲的动作。我的眼睛突然有一种潮湿的感觉。那张床在岁月的侵蚀下，油漆已经斑驳脱落，床也变得相当古旧，但是有一种东西却在那古色的暗花里清晰地传出，那里面有着一种小心翼翼的祝愿。
一首老歌
这是一所破旧的乡村小学校。年轻的女教师在斑驳脱膝的黑板上吱吱哑哑地抄写歌词。
歌词终于抄完了。女教师甩了甩酸麻的胳膊，然后拿起柳条做成的教鞭，指着黑板上的歌词，她唱一句，孩子们跟着唱一句。孩子们的歌声中没有这首歌应有的婉转抒情，他们用齐声朗读语文课本时才有的那种亢奋激昂，大声地跟在女教师声音后面声嘶力竭地鹦鹉学舌。
女教师很陶醉于这首歌的旋律。一节课上，她几乎没有在意学生的跑调、漏词，不顾学生的玩闹、调皮。她仿佛是在为自己而歌唱。她的目光专注而深情，好像要穿透教室深厚的墙壁投向遥远的田野深处。她的眼睛里面似乎有种晶莹的东西在闪亮。“夜夜想起妈妈的话，闪闪的泪光鲁冰花……”
孩子们在歌声中等来了下课的铃声，他们想逃出教室，游戏里有他们欢乐不尽的时光。但是女教师似乎还意犹未尽，沉醉在那优美、哀婉的旋律之中，还仿佛还跋涉在遥远的记忆之中。孩子们的骚动终于让那位女教师停止了沉醉，她悠悠地说，你们迟早有一天会懂得这首歌所传递的深情的。
直到许多年之后，我的母亲已经辞世，一次，路过一间小茶馆，偶然听到了这首歌的旋律，我不由得停下了脚步。许多年前，那个春光明媚的午后，女教师和一群天真烂漫的孩童的音容笑，貌如一块玲珑的琥珀，这时突然呈现在了眼前，我心头涌起的澎湃，正与那萦绕耳边的旋律合拍。那是在他乡遇到童年小友的亲切，那是从阴霾的冬季走进春天阳光里的明亮。
自从母亲去世后，妈妈这一称呼，也像母亲用过的物品一样被我珍藏起来。我静静地伫立在小茶馆门前，眺望远天，天空青碧如翡翠，正一往深情地凝视着大地。那蔚蓝的天空，使我想起了母亲凝视的双眸。年轻女教师那句“你们迟早会懂”的话，像一把钥匙一样打开我对母亲、对往昔的回忆。站在这熟悉的旋律声之中，我有一种想流泪的感觉。
其实，许多时候，我真的渴望有些事情永远都不要懂。我想起了许多年前看过的一部电影，片名已记不得了，但是影片里主人公的一句台词却让我印象深刻：你不知道的将永远不会伤害你。在母亲面前，我真的想永远做一个懵懂的孩童啊。
天下母亲
20年前，我跟着一位堂舅，学做木匠，走南闯北，招揽活计做。刚开始那会儿，我笨手笨脚，常常挨打受骂。尤其是冬日的夜晚，常常睡在主人家用麦草铺的地褥上，一床自带的薄被难抵冬日的严寒。我蜷缩在被窝里，摸着冻肿的手，越发想家，想念家中的母亲。
一次，我到山东给一户人家打一张八仙桌，料子是上好的桑木。主人家吩咐，再用下脚料做几个凳子。做凳子是学徒的基本功。我握着沉沉的斧子，一下，一下，用力地砍斫。锯凳腿时，女主人就蹲在我旁边。她看我吃力的样子，关切地问我：“这么小，怎么就出来做学徒，家中还有哪些人？”我胆子小，怕见陌生人，低着头，闷声地锯着凳子腿。
堂舅出于讨好女主人的缘故，大声呵斥我：“你是死人吗？别人问你话，怎么不吱声？”女主人连忙劝堂舅：“孩子还小，别吓唬他。”我有点儿感激地望了她一眼。
谁知道，一不小心，锯子拉深了，一条凳子腿废了。当着主人家的面，我有些尴尬，不知如何处理。按照规矩，这是要赔钱的，如果运气不好，主人家会扣去我们很多的工钱，甚至一分不给。堂舅也看到了，他的反应极快，拿起一根木条，狠狠地抽在我的后背上，一边抽，一边骂：“你这个不长眼的东西，只知吃饭的家伙……”女主人连忙夺过堂舅手里的木条，说：“弄坏就坏了，打孩子也不能再把东西复原。”我缩在一边嘤嘤地哭泣。女主人用身体挡着气势汹汹的堂舅，一边帮我擦着眼泪。
晚饭堂舅没给吃，我饿得睡不着。这时，女主人端了一碟鸡蛋饼给我，念叨说：“在家里，母亲怎么也舍不得打，舍不得让你做这样的重活儿。”因为饥饿，我坐起身，端起鸡蛋饼，三两口就把它吃光了。她一直就静静地坐在旁边看着我，我有点儿不好意思，抹了抹嘴，对她讪讪地笑了笑。
堂舅还耿耿于怀，一个劲地赔不是。女主人说：“孩子又不是故意的，不要你们赔了。”堂舅顿时如释重负，眉开眼笑，摁着我的脑袋，对我说：“快谢谢人家。”因为白天挨了打，我还记恨他，脖子梗着，任他摁，也不低。女主人推开堂舅的手，说：“算了，还是孩子；孩子的妈妈将来知道这事儿，不定会对你有意见的。”她端着碗，临走时还帮我掖了一下被角。
堂舅因为主人家不要他赔钱，一个劲地讨好说：“您真好，您这样的好人家，将来一定会发大财的。”
女主人笑呵呵地说：“将来有什么好，谁也说不准。只是，我也有一个孩子，在外面做工，我希望他都能遇到好人，对他好一点儿。”我发现，堂舅有点儿难为情地搔搔后脑勺。女主人说：“天下母亲的心都是一样的，谁家的孩子都是母亲身上掉下来的肉，谁不疼呢。”
离开时，她送了我们很远，还把她孩子穿过的一件旧棉衣送给了我。后来，我走南闯北，经过许多的地方，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母亲，常常满怀怜惜地在我的碗里或者放一个鸡蛋，或者多放一块肉，走时，或送一双鞋，一件衣服。
年终回家，母亲问我在外面的情形，我会把这些幸福放大，告诉妈妈，在外面好着呢，有很多像您一样关心着、照顾着我的人。母亲听了，很欣慰，一脸的笑意，嘱咐我跟着堂舅用心学手艺。长大后，我一个人在外独自漂泊，还常常想起那一位位不知道名字的母亲来。
奶奶的爱
有时，我忍不住问奶奶，怎么对爷爷这么好？奶奶笑笑说：“你爷爷当年迎娶我时用的是八抬大轿哩！村子里的新娘就数你奶奶一人有这样风光。 ”
爷爷年轻时，当过兵，在奶奶心中，爷爷是一位英雄。爷爷每次向他的儿孙说起当年烽火岁月的故事，奶奶都在旁边静静听着。这些故事被爷爷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重复，也被奶奶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听着。爷爷垂垂老矣，牙掉了，说话嘴不大收风，含糊不清，儿孙们也不再愿意听那些老掉牙的故事了，只有奶奶还一如既往地津津有味地听着。有时爷爷记想不起情节了，敲着脑壳，自言自语：那是什么来着的；奶奶就会适时地提个头，或者补出他记不清的内容。爷爷就一拍大腿，连声说，对，对，就是这样。他的脸上因兴奋而显得神采奕奕。
到了垂墓之年，爷爷越发像个孩子，坚硬的东西吃不得，一样东西吃不上三顿就腻了，奶奶变着花样做东西给爷爷吃。爷爷喜欢吃花生，但是没有牙，吃不动，奶奶就把花生米炒熟研成末，拌上糖，既能干吃，又能像炒面一样兑水拌成糊状吃。春天，爷爷要吃荠菜饺子，奶奶就挎个篮子去麦地里割。我说，集市上有的是，我去买两斤，奶奶说，集市上的荠菜都是塑料大棚里长的，不如野生的香、嫩、好吃。奶奶去挑荠菜的时候，爷爷就扶着拐杖，坐在东墙根，不言不动，望着不远处麦地里蹒跚着挖野菜的奶奶。
爷爷对奶奶的关心却常以一种粗暴的方式表达。奶奶是位小脚老太，走路急速，他看奶奶走路匆匆如风一样，爷爷就瞪眼睛，大声呵斥：“老太婆，你奔什么命，走得这样急，小心脚下！ ”外人听他的语气还认为他生气呢；奶奶不气不恼，回了一句：“走路，我自己不知道嘛。 ”于是爷爷就接着唠叨她若干年前绊过一跤一个月下不了床的事。奶奶就说，那是什么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了，要不是那个淘气孩子把棍子放门前，能跌倒！
爷爷对奶奶而言，就是太阳，奶奶天天围绕着爷爷转，听着他口齿不清的故事，变着花样给他弄吃的，耐着性子帮他洗脚、洗头。婶婶看不惯奶奶保姆一样地侍候着爷爷，奶奶说，这么多年，习惯了，哪一天真的不能侍候他了，恐怕一定是埋黄土里去了。
爷爷先奶奶而走，奶奶突然一下子就变得老态龙钟了，变得迟钝、呆滞、怅然若失，与人说话也是心不在焉，做事丢三落四，一年之后，奶奶也阖了眼，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