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总是以深深的敬意和诚挚的感情，把生活中的那些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市民老百姓作为自己作品中的主人公。
他总是通过对平凡的劳动和普通风俗的诗意描写，引导读者去发现大千世界万事万物之美，获得重温世界的美感，领略平民百姓的纯朴高尚的灵魂。
他总是通过对普通民众从不屈服旧生活的压力的精神力量的揭示，歌颂生活的美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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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读汪曾祺，是语文课本中的高邮咸蛋。
再读汪曾祺，是《异禀》《受戒》《岁寒三友》等声誉颇高的短篇小说作品
三读汪曾祺，是断断续续花了两个星期的《汪曾祺精选集》
前两次零零散散的看汪曾祺先生的作品时，我总有总说不出的感觉，虽然叙事好像很平淡，但是不论是小说或者杂文中的单纯性回忆都很有味儿！
我一向认为，看书要看完一个作者的大部分作品，了解他的生平经历，才能开始理解他的作品，所以我挑了题本精选集看，可即使看完了这本书，我相信，我也还是只窥得冰山一角，不敢妄加评论，因此这里我只谈这本书所得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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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印象中，他写的最多的就是家乡高邮的故事和西南联大的故事。
他也曾说过“我写旧题材，只是因为我对旧社会的生活比较熟悉，对我旧时邻里有较真的了解和较深的感情。我也愿意写新的生活，新的人物，但我以为小说是回忆，必须把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样，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经过反复沉淀，除尽火气，特别是除尽感伤主义，这样才能形成小说。”
我很喜欢这段话，我很喜欢热腾腾这个词，生活就是要有热腾腾的样子。
热腾腾很容易让我联想到，一杯散发着朦胧水汽的牛奶，一碗泡面，温暖的笑容。很多人都在说热腾腾，热腾腾对于我来说就是积极乐观，充满期待的生活。
也因为看了他的小说，所以前段时间我十分想写写我家乡的故事，可仔细想想，我小时候生活的那个小镇，仿佛对我来说并不甚熟悉，因为没有太关注周围人的生活，以至于我现在不能思路特别清晰的描述出他们的故事。
但那个时候还是有那么几个特别的人。
我上小学时，有一个女人，她有点儿傻，经常会在学校门口看到她，大概是智力受损，停留在7.8岁的状态，但她那时看起来是已经20多岁了，她知道我的名字和我周围一些小伙伴的名字，我忘记她是怎么认识我的了，大概是她亲戚认识我父母，我的一个小伙伴就是她的远亲，她经常在街上乱逛，我记得她对我笑，还记得我跟她说过话，具体什么就不记得了，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
上初中时，我遇到三个女生，有一个女生，她也是智力有问题，看起来傻傻的，所以经常被男生欺负，记得有一次非常严重的是，她被班里的男生逼到男生寝室打，拳打脚踢。
还有一个女生，是小儿麻痹症遗留，所以肢体有些问题因此也受到歧视，也是男生们欺负的对象。
...
当我回忆的时候，除了身边的朋友，印象最深刻的反而是那些奇怪的，弱势的人，不知为什么我的记忆点比较奇怪，也许当初我曾默默关注，却始终不敢坚定的伸出援手。
3
汪曾祺先生的文章里经常会出现一些颇具小镇生活代表性的东西，每次看到都觉得有些怀念，十分亲切，这些人和事在现实生活中逐渐消失，又觉怅然若失。
“他开了一爿剃头店，字号也就是“时福海记”。剃头的本属于“下九流”，他的店铺每年贴的春联都是：“头等事业，顶上生涯”。自从满清推翻，建立民国，人们剪了辫子，他的店铺主要是剃光头，以“水热刀快”为号召。时福海像所有的老剃头待诏一样，还擅长向阳取耳（掏耳朵），捶背拿筋。剃完头，用两只拳头给顾客哔哔剥剥地捶背（捶出各种节秦和清浊阴阳的脆响），噔噔地揪肩胛后的“懒筋”--捶、揪之后，真是“浑身通泰”。他还专会治“落枕”。睡落了枕，歪着脖子走进去，时福海把你的脑袋搁在他弓起的大腿上，两手扶着下腭，轻试两下“咔叭”--就扳正了！老年间，剃头匠是半个跌打医生。”
我小时候有段时间经常落枕，每次都要去剃头店找师傅扳正，再贴上膏药。
那个时候理发店大多是中年男性，店面也十分简单朴素，剃头匠果真算是半个跌打医生。不过现在这种理发店也慢慢消失了，很少能够再找到一个会治跌打的剃头匠。
现在的理发师是叫做“发型设计师”，但是他们大部分的又不会设计发型，顶着一个杀马特的发型，玩弄些简单的招数，竭尽全力的想推销出去几瓶洗发水或护发素。
“最常见的是“丁丁糖”。“丁丁糖”即麦芽糖，也就是北京人祭灶用的关东糖，不过做成一个直径一尺多，厚可一寸许的大糖饼，放在四方的木盘上，有人掏钱要买，糖贩即用一个刨刃形的铁片楔入糖边，然后用一个小小铁锤，一击铁片，丁的一声，一块糖就震裂下来了，——所以叫做“丁丁糖”。”
我们那里这种糖叫“打糖”。
会在路上见到一个老头推着一个自行车，车后座上放着一个框，框里装着很大一块的糖，因为需要用小锤敲开，击打，就叫做打糖。他边推车慢走便吆喝着“卖打糖哟！卖打糖哟！”。这种糖很便宜，又十分黏牙。小孩常常会买来吃和玩儿。现在也很少见了。
4
汪曾祺先生刻画了很多形象生动的人物，有的读来让人发笑，有的读来让人肃然起敬，有的也让人心情沉重。
我现在还不是很明白为何《受戒》名气最大，我却并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之处，有很多其他的小故事反倒觉得更有趣一些。
《徙》中讲的高北溟先生教书育人，就让人敬重，这样的老师不多，我也很希望有这样一个老师。
“他教学生，也是因材施教，无所阿私，只看品学，不问家庭。每一班都有一两个他特别心爱的学生。高先生看来是个冷面寡情的人，其实不是这样，只是他对得意的学生的喜爱不形于色，不像有些婆婆妈妈的教员，时常摸着学生的头，拉着他的手，满脸含笑，问长问短。他只是把他的热情倾注在教学之中。他讲书，眼睛首先看着这一两个学生，看他们领会了没有。改作文，改得特别仔细。听这一两个学生回讲课文，批改他们的作文课卷，是他的一大乐事。只有在这样的时候，他觉得不负此生，做了一点有意义的事。对于平常的学生，他亦以平常的精力对待之。对于资质顽劣，不守校规的学生，他常常痛加训斥，不管他的爸爸是什么局长还是什么党部委员。有些话说得比较厉害，甚至侵及他们的家长。因为这些，校中同事不喜欢他，又有点怕他。他们为他和自己的不同处而忿忿不平，说他是自命清高，沽名钓誉，不近人情，有的干脆说：“这是绝户脾气！”
高先生要求“随班走”。教一班学生，从初一教到初三，一直到送他们毕业，考上高中。他说别人教过的学生让他来教，如垦生荒，重头来起，事倍功半。教书教人，要了解学生，知己知彼。不管学生的程度，照本宣科，是为瞎教。学生已经懂得的，再来教他，是白费；暂时不能接受的，勉强教他，是徒劳。他要看着、守着他的学生，看到他是不是一月有一月的进步，一年有一年的进步。如同注水入瓶，随时知其深浅。他说当初谈老先生就是这样教他的。
他要求在部定课本之外，自选教材。他说教的是书，教书的是高北溟。“只有我自己熟读，真懂，我所喜爱的文章，我自己为之感动过的，我才讲得好。”他强调教材要有一定的系统性，要有重点。他也讲《苛政猛于虎》、《晏子使楚》、《项羽本纪》、《出师表》、《陈情表》、韩、柳、欧、苏。集中地讲的是白居易、归有光、郑板桥。最后一学期讲的是朱自清的《背影》、都德的《磨坊文札》。他好像特别喜欢归有光的文章。一个学期内把《先妣事略》、《项脊轩志》、《寒花葬志》都讲了。他要把课堂讲授和课外阅读结合起来。课上讲了《卖炭翁》、《新丰折臂翁》，同时把白居易的新乐府全部印发给学生。讲了一篇《潍县署中寄弟墨》，把郑板桥的几封主要的家书、道情和一些题画的诗也都印发下去。学生看了，很有兴趣。这种做法，在当时的初中国文教员中极为少见。他选的文章看来有一个标准：有感慨，有性情，平易自然。这些文章有一个贯串性的思想倾向，这种倾向大体上可以归结为：人道主义。
他非常重视作文。他说学国文的最终的目的，是把文章写通。学生作文他先眉批一道，指出好处和不好处，发下去由学生自己改一遍，或同学间互相改；交上来，他再改一遍，加总批，再发给学生，让学生自己誊一遍，留起来；要学生随时回过头来看看自己的文章。他说，作文要如使船，撑一篙是一篙，作一篇是一篇。不能像驴转磨，走了三年，只在磨道里转。
为了帮助学生将来升学，他还自编了三种辅助教材。一年级是《字形音义辨》，二年级是《成语运用》，三年级是《国学常识》。
在县立初中读了三年的学生，大部分文字清通，知识丰富，他们在考高中，甚至日后在考大学时，国文分数都比较高，是高先生给他们打下的底子。更重要的是他们学会了欣赏文学——高先生讲过的文章的若干片段，许多学生过了三十年还背得；他们接受了高先生通过那些选文所传播的思想——人道主义，影响到他们一生的立身为人，呜呼，先生之泽远矣！
《跑警报》这段实在搞笑，想与大家分享。
联大同学也有不跑警报的，据我所知，就有两人。一个是女同学，姓罗。一有警报，她就洗头。别人都走了，锅炉房的热水没人用，她可以敞开来洗，要多少水有多少水!另一个是一位广东同学，姓郑。他爱吃莲子。一有警报，他就用一个大漱口缸到锅炉火口上去煮莲子。警报解除了，他的莲子也烂了。有一次日本飞机炸了联大，昆明北院、南院，都落了炸弹，这位郑老兄听着炸弹乒乒乓乓在不远的地方爆炸，依然在新校舍大图书馆旁的锅炉上神色不动地搅和他的冰糖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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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想用什么话来形容汪曾祺先生的文风或为人，实在是学疏才浅，没这个能力，还是借用书中的一段话。
他总是以深深的敬意和诚挚的感情，把生活中的那些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市民老百姓作为自己作品中的主人公。
他总是通过对平凡的劳动和普通风俗的诗意描写，引导读者去发现大千世界万事万物之美，获得重温世界的美感，领略平民百姓的纯朴高尚的灵魂。
他总是通过对普通民众从不屈服旧生活的压力的精神力量的揭示，歌颂生活的美和力。
我希望你看了这篇文章能够去读一读，感受一下那种沉淀下来的旧生活，用一种平和的心态去感受每一个小人物的故事，平淡之中又十分够味。
触动我的情节还有很多，这里就不细写，如果你读过汪曾祺先生的文章，期待与你交流。
相信看到这里也是真爱，不去点个赞，发表下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