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份，因九十四岁高龄的母亲身体每况愈下，遂将跟随我在外漂泊多年的母亲送回老家杨家汊村，在照料母亲的同时（母亲已于5月份仙逝），有了闲暇的时间在村头、田野、湖边、山间走走看看，想寻找童年的记忆。离开故乡四十多年，虽然时不时地会回来一趟，但都是来去匆匆，没有静下心来体会今天的乡村。这次细细看看、慢慢走走、静静想想，才发现已是物是人非，沧海桑田，别有一番感概。已是乡音未改两鬓白的我，回到这个原点，再也找不到原来的味道，很难寻回童年的痕迹。于是有感而发，写下这篇《消逝的乡村》。

                                                     一、逝去的村落

         我所在的杨家汊村是鄱阳湖边上的一个中等大小的村落，从族谱上记载，大概在三百多年前明末清初之时从西源坂迁居而来。这附近有叫杨家汊、徐家汊、郝家汊等多个江姓人居住的村庄，为何江姓人氏的村名以其他姓氏称呼，我没有仔细考证，也许在江姓人在此居住之前这些地方居住着杨姓人、徐姓人和郝姓人。三百多年来，村子发展得并不快，应该是由于医疗水平的低下、生活水平的贫困、战争带来的祸乱、以及自然灾难和瘟疫等原因造成的。我小时候村子里人口不足500个，村子长不足400米，宽不足200米。村子里的房子大部分是江南传统的砖木构架，典型的三间结构，中间是接待客人的厅堂，两边是人居住的厢房。以立柱树木数分为五树屋、七树屋，大部分是五树屋。为数不多带有天井的几栋棋盘屋是以前大户人家的，解放后基本上都划为地主，棋盘屋就被没收分给几户贫农家庭共同居住。外墙砖大部分是土砖，少数有钱的人家才用火砖。

        现在的村子完全变了样，唯一保留原来建筑风格的房子，是我是爷爷1948年盖的那栋房子，是七树屋，算是比较大的。建成的时候也是用的土砖，据说爷爷准备过两年再换火砖。这一无意间的决定带来的显著好处是，避免爷爷被划成地主成分，算是万幸的了。我1981年考上中专离开家的时候，就是从这栋房子出去的，那时这房子还是我们家和大伯家堂兄共有的，房子依然是土砖。1987年的时候，哥哥将我们家拥有的一半房屋转卖给大伯家的堂兄，堂兄才将土砖换成火砖。这栋曾经显得高大的房子现在低矮、孤零、寂寥、沉默地蜗在那里，与周边耸立着的、高大而又豪华的新式钢筋水泥砖混结构的房子是那么的不协调，那么的不合时宜。这栋老屋也早已无人居住，堂兄另外做了新房子搬出去了。但这栋房子对我有特别的意义，这里承载着我童年和少年全部的记忆，我只能在这栋的老屋面前追忆过往如烟的往事。

        还有一栋保留传统风格的房子，那便是祠堂，但那是我离开之后的1994年建造的仿古建筑。原来的祠堂在文革期间破四旧时拆除了，生产队用老祠堂的材料建了一栋新式建筑。既是生产队办公场所，又是开大会的礼堂，还兼放粮食的仓库。改革开放后，传统文化和旧的民俗重新回归，村里又将那栋礼堂房屋拆除，重修了祠堂。祠堂成了供奉祖先、操办婚丧庆典礼仪、过年祭拜神灵、给新添人丁上家谱等重大事宜之地。祠堂面积并不大，结构也不复杂，与我去过多处有名的古村所保留的大祠堂相比，就显得寒酸多了。祠堂内所立换村规民约也非常简单，都是些新农村建设的新时代词语，没有显示村庄的特色，更缺乏三百多年村庄的历史传承和文化底蕴。

       近四十年来，村子的扩建速度超过了建村以来的前三百来历史，比我1981年上中专离开家乡时扩大了至少两倍，年轻人在外工作、做生意、做工程、打工等赚的钱，一定要在村里盖栋房子，因此村子往村后的荒山延伸得长长的。我放牛时觉得位于村后龙神山的小水库离村子相当远，但现在的房屋已经建到水库堤坝那里，那里曾经是我放牛时荒山野外。现在村里房子都是钢筋混泥土，砖木构架完全被放弃了，乡里应该再也找不到可以建传统砖木构架的木工师傅了。村里的房子盖得很漂亮，有的很豪华，甚至超过城里的别墅，但看不出古老村子的厚重历史和悠久传承。

        新农村建设让村里道路建设、环境卫生大为改观，和城里一样，大路小巷都铺设了水泥，不再有灰尘和泥巴了。以前的那条穿越整个村子南北被称作“间隔道”青石板路，早已无影无踪了。“间隔道”到底是哪三个字，我也不能肯定，是按家乡话的字音而写的，现在的小孩都不知道有过这么一个地方。那时，青石板路是村子的中心，相当于城里的中心老街，现在成了村子的边缘之地。整个村道都保持着干净整洁，定点摆放了垃圾桶，和城里一样定点投放垃圾，村民们已经养成了不乱扔垃圾的习惯，保持着村里的洁净。同时乡里还有专门的清扫队，开车收集垃圾的电动车，逐个村子逐个村道捡拾路边的纸片、塑料袋、饮料瓶等垃圾。这确实是一大进步。

        然而，村子虽然依旧在那里，但再也找不到传统村子的影子，古老的村落在不知不觉中，在不经意间，在你的眼里、心中消逝了。只模糊地你的记忆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还有多少人会想起、描绘得全原来的杨家汊村。也许这是时代进步的必然，然而总有种让你说不上来遗憾。

                                            二、沉寂的乡音

        记忆中的乡村，是安静的，人们安然地固守在这块土地上，以多年不变的生活节奏和生活方式，随遇而安地过着日复一日的日子。虽然1949年后，经历了土改、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人民公社等历史变迁，原有的宗族社会被完全改变了，但生产方式依然是牛拉肩的传统劳作方式，没有大的改变。然而乡村又有自己固有的热闹、喧嚣和吵杂。凌晨一定能听到公鸡啼晓打破沉寂的大地，它空谷回响，传向四方，随即便是沉睡的村子慢慢复苏，狗吠、牛哞、猪哼、猫喵，以及鸟叫蛙鸣的声音此起彼伏，形成乡村特有的生机盎然的田园交响曲。

        这其中人的声音一定是主旋律，特别是女人们。千百年来的传统，造成了女人在农村社会的地位低下，即使是解放后妇女翻身作主人，也依然改变不了父权社会的惯性。但乡村的女人要比男人承担更重的生活负担，鸡鸣之后最先起床的一定是各家各户的女人们，天蒙蒙亮就要准备一家老小的早饭，清晨和日落之时的袅袅吹咽，和着晨雾和晚霞缭绕在乡村的天空，那是女人们创造的一派祥和安宁的景象。女人的声音更是充满着村里村外每个角落，池塘边、小河旁、湖畔岸三五成群的大媳妇小姑娘们集在一起洗着衣服，聊着闲话，家长里短，随着棒槌有节奏捶打衣服的声音，嘻嘻哈哈、大大咧咧地将生活的重负予以喧泄和释放。那时的农村妇女大多没读什么书，不讲究什么修养不修养，聊天说话都是大嗓门，隔着山都能听到。更不要说泼妇骂街的吵架对骂，指桑骂槐的冷言冷语，打骂小孩的声色俱厉。但那些声音是贫困时期农村社会的生动写照。

        男人们永远是生活的主角，他们占据着村庄的主要舞台。在我们村这个舞台主要是在一日三餐的聚合地点。男人们的一日三餐是不会安安静静地在家吃的，村里有那么几个固定的吃饭聚会地点，大树下、屋檐旁，村道边等，一到吃饭时间，男人们便都端着大大的饭碗，从家里盛满满的一碗饭，上面盖上薄薄的一层没有什么油水的菜，便端着饭碗到就近的约定俗成的地点边吃边聊、谈天说地，说古论今，男人们聊着奇闻趣事、传播小道消息、议论家庭琐事、评价矛盾纠纷、说点男女绯闻，没有固定的主题，天南海北，从古至今，永远不缺乏话题，除了文革那特殊时期，也没有特别的禁区。有时说着说着便争得面红耳赤，脾气大、嗓门高的总是占着上风，不管有理没理，他的观点不容反驳。如果遇到刮风下雨下雪等恶劣天气，男人仍然不甘寂寞，一定会找个很随意的人家房屋内，继续着每天默写的吃饭聚合。人民公社时代，生产队长会就着这个场合分配工作，催促大家尽快吃完上工。有时是家里的女人们要洗碗洗锅，找过来要碗，骂自己的男人只顾聊天碗都不送回去，男人们这才慢慢散去。这种方式可以打发着无聊的时光，增添无穷无尽自娱自乐的趣味。

       乡村的声音远不止于此，特别是夏天，晒场上、村道边一家家将竹床、铺板、躺椅等纳凉睡觉的东西，早早地占据有利的张风的位置，一排排地摆着，也有的到湖边的船上找个凉快的地方，这便是村里人夏天对待酷暑的唯一办法。忙完了一天的劳作，吃完晚饭洗完澡，大人小孩们就躺下纳凉。人们扇着扇子，驱赶蚊子，吹着凉风，仰望着满天的星斗，上了年纪的老人便情不自禁地开始讲着出没于鄱阳湖的神仙鬼怪故事，女老一般讲类似于田螺姑娘、牛郎织女、七仙女、八仙过海之类的故事，她们永远相信善有善报。男老则会讲朱元璋陈有谅大战鄱阳湖、长毛过境抢掠的故事，因为这些事就发生这片湖水这块土地上，历史又不太久远。也有讲三国水浒隋唐岳飞的，有点文化的老人会说些二十四孝、昔时贤文、增广贤文而引伸而来的故事，他们永远相信命有定数的。文革时期破四旧，仍然无法阻止人们有意无意地、传扬着传统价值和处世之道的道理，我们这些曾经的小孩，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潜移默化地接受传统价值观，将这种地域文化传统观念揉进自己的血液中和灵魂里。

        可现在，我面前的村子，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都是静悄悄空荡荡的。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人们慢慢地养成了在家吃饭的习惯，聚在一起聊天的也有，但都是不多的几个人。电视空调的普及，让人不再需要在外纳凉，不再需要听古老的故事打发时间。这么大的村子，这么多的房屋除了年节时能看到人来人往，平时是安安静静的。许多房子是门窗紧闭锁上的，除了过年那几天平时无人居住。更让我惊讶的是，整个村子没养一头猪，没有一只鸡，湖边滩地上倒是栓着几头黄牛，那是几个村民们养的菜牛，不是我小时候放养的耕牛。乡村连“鸡犬相闻”都变得虚有了。6月份，家族中唯一的叔叔去世，我回乡奔丧，听说堂弟买了一头猪杀了办酒，我期待着能吃上久违的、家乡那肉质鲜嫩、味道纯美，香气扑鼻的土猪肉。但令我有点失望的是，我看到的那头养了八个月就重达330斤的猪，明显就不是家乡的土猪。想起不久前看到的一则报道，说中华土猪比大熊猫还稀有，全国市场上卖的猪肉只有2%是中国自己的土猪。这近乎绝种的一定包括我们都昌的土猪。“家”的说文解字是：上面的“宀”,表示与房子、屋,下面的“豕”则是猪。我们的祖先将养猪养鸡作为家的重要部分，可跟随我们几千年的猪却要绝种了。难道那味美肉嫩的土猪肉只能留在我们味蕾的久远记忆中？！

       这样的村子再也听不到熟悉的喧哗与骚动。据村里人说，以血缘统计，村里人口超过800多人，是否准确我没有统计，但平时只有大约10%、也就是7至80人长期在家居住，而且大部分是六、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只有少数的几个小孩。四十年，弹指一挥间，但乡村特有的乡音乡情却比传统村落更快的加速度消失。不可想象，再过二十年，乡愁乡音是否还有“乡”可寻？！

                                                        三、隐退的田地

        我家乡的地貌是鄱阳湖边丘陵地形，没有广阔连片的田和地，田和地起起伏伏一垄垄地向前延伸着，垄底的是田，两边的坡上是地。田和地都是小块的，不规则的，层层梯梯，首尾相连。这里曾经是地处蛮荒的偏僻之所，又不是兵家必争之地，能免于战祸，因此在宋元明清大动荡时代，中原北方大地战乱频发，许多北方人为逃避战祸便举家南迁，其中一部分人聚居于此。家乡的土话中还保留了中原古语的发音，被语言学家视为中原古语活化石。因此这块土地上形成了人多地少的局面。记得1981年我离开家的那年正好分田到户，人均各只分得六分田，六分地，合计1亩多点。虽然依湖而居，但以打鱼为生的只有一部分村庄，大部分村子还是以种田耕地为生，从田地里收获微薄的收入，维系着这片土地上人们的生存。因此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对田地非常看重，将其视为自己的生命。

       我所成长的年代是人民公社那个特殊的时期，那是那一代领导人奇思妙想创造出来的奇特的农村社会组织形式，甚至不同于前苏联和前东欧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集体农庄。应该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也可以说后无来者。20多年的社会实践证明了那是一场灾难，因为它无法保证我们这个农业大国农民的最基本温饱问题，还造成了大饥荒大贫穷。但留在我记忆中的还是有很多有意思的画面，我回乡的那4、5月份，本应是春耕春播的农忙季节。五十多年前的今天，田地里正是一派热火朝天景象。那时候，生产队集体组织生产，一大早社员们就扛着农具按照生产队的分工，成群结队地到田头地尾劳作，一路上有说有笑，特别是妇女们，叽叽喳喳，吵吵闹闹，说说笑笑地没个停。这季节应该是水田收割油菜插种早稻，地里收割小麦栽种棉花，收割栽种以女人为主，耕田耙地以男人为主。毫无疑问那是一种效率低下的生产组织方式，集体出工劳动，场面倒是壮观，看似一片繁忙，但因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实则普遍存在出工不出力，再加上集体所有，人的本性使然出力也不尽心，耕作不细，田地产出不高，导致整个乡村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但那个时期的农村，漫山遍野都是生产队社员的身影，还是能让人感到农村特有的生活气息。

       1981年的秋天，我上中专离开家乡之时，正赶上生产队将田地包产到户，正好我的户口还没转走，我家还多分了一个人的田地。说是包产到户，实际上是将田地分给个人，不久后的1984年，人民公社生产大队被撤销，重建乡村两级政府，自此结束了荒唐的人民公社历史。此后十来年的时间，是乡村田地发挥最佳效能的时期，分田到户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在短时间内解决了农村人口的吃饭问题，摆脱了绝对贫困的状况。那时我已经离开了家乡，读中专时，暑假回家还会参加家里的“双抢”，那时的人们干劲足，因为是为自己而干。到了九十年代中期，田地的产量到了极限，收益得不到增加，又有不断增加的种类繁多的收费，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再加上种子化肥等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种田已经没有效益，无法养活一家老小。九十年代，又是城市改革开放的大时代，外出打工给年轻的村民更大的机会，更多的收入，没有那个年青人愿意守着不多的几亩田地过活。从那时起，田地在新一代村民的心中，没有足够的份量了。

        前年回来就看到大型推土机在垄里山坡上作业，经打听才知道，国家要平整农田，将不规则的小块田地，平整一片片一层层连片的田和地，方便大型农机耕作和水利浇灌。原来分到各家各户的田和地，集中起来流转承包给一个或几个人。农田平整改造确实方便了农机耕作，提高了效率，符合现代农业的产业化发展趋势。但推土机平整田地也铲去了这片田地的历史和灵魂。原来那些一块块田和地都是有名字的，每个名字背后其实都记录着一个个故事，一个个传说。这个田名可能是某家的先人拓荒开垦出来的，那一块地名可能记载某个家族的兴衰，还有那片山正是邻村大户人家女儿的嫁妆赠送而来的，那口池塘记录两个家族为水源争执的纠纷......。这些田名和地名其实沉淀成一段段历史，是江姓家族生存发展的见证。也许现在的人们早起不知道这名字背后的真实故事，但它们默默地存在着，用自己的方式固守这块土地上的原始记忆。现在那些一块块田和地都消失了，连名字也没有了，那些记忆和那些属于这片土地上的特有历史也随之从物理上彻底消失在岁月的长河中。

        在家乡的那段时期，还是喜欢到田间地头走起。辍学回家放牛的三年时间里，我走过了村里每条田埂、每一块土地、每一座小山、每一片湖滩。再次走近它们，发现自己内心深处还藏着对它们的深深眷恋。但举目望去，见到的空空荡荡，寂寂寥寥田和地，再也看不到满山坡的人群。有许多田和地都撂荒了，池塘淤塞了，没有人珍惜，没有在乎。我知道，近二十多年来，这代年轻人大部分是随着第一代打工人在外面长大成人的，对这块土地没有太多的情感，他们不再依赖田地，不再眷恋故土，土地在他们的世界中已经隐身。他们见识了外面丰富缤纷的世界，知道城里有更多的就业机会，更好的事业前程，更具挑战性的致富渠道。“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不是这块土地上的年轻人的理想和追求。因此他们对这些田地所传承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是没有概念的，不再在乎那些悠久的故事消逝在历史的长河之中。这也许是城市化的必然趋势和结果。

                                                  四、消失的孩子

        孩子，一定是一个地方、一个群体的未来和希望，一定是社会和家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回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贫穷贯穿着整个成长过程，我们家在村里更算是极贫之列，再加上我本人在家中又是最不受重视、干活多吃穿差的那个孩子，因此幼年的经历曾让我内心深处产生过无法克服的自卑心理。然而童年和少年的生活经历，却深深印刻在我的记忆中，说是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也不为过。哥伦比亚著名作家马尔克斯曾说过：生活不是我们活过的日子，而是我们记住的日子。

          那时村子里到处是孩子们飞奔的身影和喧哗的声音，贫困状态下的孩子是买不起值钱的玩具的，但玩是孩子的天性，乡村孩子永远不缺少游戏项目，大自然给了足够的游戏舞台。摔飞标、滚钢圈、打地老鼠、跳房子、玩水、打架，以及上树掏鸟蛋、下河抓鱼虾.....等待，真可谓是无处不有、无时不在。人们说靠山吃山近水吃水，其实玩也是如此，我们小时候更多的也是围着鄱阳湖玩耍。

        春天的时候，最喜欢大雨之后。大雨过后，空气清新天空纯洁，田里、河里、沟里到处涨满水，大水汹涌地欢快地流向鄱阳湖，湖里的鱼正是产子之时，它们戏水而上要寻找自己产子的窝居。雨一停村里的少年们就立即行动，有自己结伴而去的，有跟随大人前往的。人们在水沟上游建坝拦水，在下游出水口用网、竹篾等工具拦上，将这一段小沟小河的水放干，鱼儿便自然地显现出来，在尚存的小水潭和泥巴里跳着翻着挣扎着。少年们随着鱼儿的显现欢呼着、跳跃着。这个场合我永远只是一个配角，虽然放过三年牛的我，算是一个纯粹的野孩子，但抓鱼摸虾一直没学会，笨拙的我还是和小伙伴们一样快乐开心。

        夏季是我们最自由的时候，丰水季节的鄱阳湖，大水上涨到村口，有的年份会淹掉靠湖边的房屋。我们这些少年们整天泡在湖水里，无师自通就学会了玩水（那都说不上是游泳）。那时的孩子们没现在这么娇气和金贵，忙于农忙的父母也没时间和精力去管。虽然每年都有小孩淹没在茫茫的鄱阳湖之中，有时是这个村的，有时是那个村的，但这吓阻不了我们奔向大湖的玩心，因为在水里自由自在的玩耍太畅快了。为此我不知道挨了父母多少次打，也没少被老师训。记得有一次上学的时候，我们几个偷偷地逃学去玩水，被女生告发，老师到湖边抓我们，在岸边喊我们上来，可我们就是不肯上来。老师无奈，只好把我们放在岸边的衣服拿走，那时我们全是光屁股玩水。这下傻眼了，过了一会，一个个只得乖乖地起来，用小手遮盖羞处弓背弯腰往学校里走，站成一排等待老师的训斥，那场面虽不雅但颇是壮观。

         秋天的时候我们最喜欢玩的是夜晚捉迷藏，那可不在家里躲躲玩的，而是在整个村子躲藏。秋收后地里的棉杆拔了，梱绑成一梱梱高高地堆放各家各户的门前屋后当柴火用。我们就在这些棉杆堆掏个洞，再做些伪装，成了捉迷藏的天然藏身之处。有时玩累了就坐在一起讲故事，这个时候我一定是主角，大人们讲的故事我都能记住，且能绘声绘色地讲给小伙伴听。有次我自己编了一个故事，讲完后问小伙伴们听过吗，大家都摇摇头说没有，我得意地说那是我编的。小伙伴们一个个面带失望之色，有被骗的感觉。那时都以为故事都是真事。这也许是我最早的“创作”吧。冬天的枯水季节，大片的鄱阳湖滩露出来了，那可是我们的广阔天地。特别是我放牛的那几年，我成了村子里的孩子王。星期天，村里上学的孩子喜欢随着我们这些放牛的孩子，浩浩荡荡地跟着牛队往湖滩进发。小伙伴们都想骑牛，人多牛少，谁能骑上牛就由我说了算，那是我最早行驶“特权”。到了湖滩，把牛绳往牛角上一缠，就让牛自由吃草去，而我们在宽广的湖滩上摔跤、打闹、奔跑、嘻笑，好不快活。

        少年时候的玩耍是几大段都说不完的，给我们的贫乏生活带去无穷的乐趣。女儿小时候跟我回老家，总会给她讲我小时候的奇闻趣事，她听得津津有味，目光充满羡慕地望着我说，爸爸小时候真幸福！但现在，村子里没有孩子们的声音，以前村里有初级小学，大队有高级小学。村里早就没有学校了，村委会（以前的大队）所在地每年级只有几个学生。据了解，村小学共有6、7个老师，教着每个年级4、5个学生，这还是三个自然村加在一起的学生数。大部分孩子们随着父母到县里、市里以及更遥远的外地读书去了。我在九江所住的小区就住着许多都昌人，年青人在外赚了钱就在城里买房子，户口迁到城里，再让父母带着孩子在城里读书。我经常会看到小区开阔的公共场所有孩子们在奔跑打闹，我想一定是村里来的孩子，城里的孩子一般不会有如此野性，走近一听果然是都昌小孩，他们身上还保留着的乡村孩子特有的气息。孩子们的父母们没错，城里的教育资源远胜于乡村，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是每个父母的心愿。但这些远离家乡的孩子，名为杨家汊人，却分散在多个城市，即使过年短短的十来天里回村短聚，也不相互往来，更难互相认识，甚至至亲的堂亲表亲都不一定十分熟悉和亲近，没有一起共同成长的童年记忆，没有发小情感，宗族观念家乡情怀更是荡然无存。没有孩子的乡村还有未来吗？！

        四十多年前，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了我们这个封闭的乡村，开启了我们国家现代化新进程。那时像我一样的农村青少年迫切地想离开村子，离开这片故土，觉得这里没有希望，没有前途，没有什么可以值得留恋的。从而心怀着的无限梦想，义无反顾地踏上追寻外面的精彩世界之路，要寻找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创造更好的生存状态、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价值。世事轮回，现在的孩子们从出生就随着那时候走出去的父母在异乡成长、就学和工作，可他们心中是否还有一个杨家汊，是否还愿意、或者还能不能找到回乡的路？！

       要说的话还有许多，但《消逝的乡村》必须结束。让我们共同守护灵魂深处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