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决策水平，在信息不足的时候做出科学决策……

本书的作者安妮·杜克是认知心理学博士，但她更引人注目的身份，是顶尖职业扑克选手。她曾多次赢得世界冠军，到手奖金超过400万美元。本书的很多内容，都来自她二十年职业扑克生涯的经验积累。

不过，这本书并不教你打扑克，它讲的是科学决策。听上去是不是有点奇怪？打扑克不是靠运气吗，怎么成了科学？当然，你和几个朋友随便玩玩，有可能真的是凭运气，但职业扑克玩家还真不能凭运气。而这种游戏也就成了研究和实践科学决策的绝佳场合。

为什么这么说？这是因为，职业扑克选手面临的是典型的决策任务。所谓的决策，就是收集加工信息，然后做出判断的过程。你想一想，这不就是牌手要做的事情吗？根据自己的牌，猜测对手的牌，然后选择获胜概率最高的打法。虽然起牌有运气影响，但最终决定输赢的，主要不是起牌的运气，而是你的判断和选择。换句话说，高手无法保证只起好牌不起烂牌，但他知道好牌该怎么打，烂牌又该怎么打，这就是决策的功力。

正是因为如此，博弈论之父冯·诺依曼在深入研究决策，开创博弈论的时候，想到的首先就是打扑克的场景。而且，打扑克时看不到底牌和对手的牌，信息有局限，这就意味着它比下棋这类双方信息一目了然的游戏，更适合用于决策研究。为什么呢？你想想就明白了，生活中遇到的决策问题，大多数都是信息有局限的，一目了然的情况太少见了。所以书里说，生活是扑克，不是象棋。

职业扑克玩家相比一般人，接受了更加严格的决策训练。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没有太多机会做重大决策，很难通过反复练习提高水平。但职业扑克玩家则不然。按杜克的经验，牌手常常需要在两分钟内做20个决策，而每一个决策影响的输赢，可能都是一套三居室住宅。所以，职业扑克玩家简直可以算是职业的决策者。

正是因为如此，杜克在淡出职业扑克圈之后，除了写书，也开始给 CEO 之类的高层提供培训和咨询服务，而内容正是如何科学决策。万维钢老师也曾经在专栏《精英日课第二季》里推荐过这本书。

下面，我们从两个方面入手，来分享这本书的精髓。第一，科学决策依靠什么？忌讳什么？第二，如何有效提高决策水平？

第一部分

我们先来说说第一个方面。按照杜克的观点，在信息存在不确定的情况下，科学决策高度依靠概率，而它最忌讳只看结果来判断决策好不好。

为什么这么说？先看看杜克玩的扑克游戏。她玩的是德州扑克，每个牌手拿两张牌作为自己的牌，底牌只有自己能够看到。然后陆续发出五张公共牌，公共牌每个人都能看到。每发一张公共牌，你都需要做出决策，下多大的赌注，是跟着玩还是放弃。等到五张公共牌发完，大家摊牌，谁能将自己的底牌和公共牌组合起来，形成最大的五张牌型，谁就获胜。

你想，德州扑克的不确定性在哪里呢？显然，你只能看到自己的底牌，对手的底牌是什么？这是不确定的。同时，你只能看到已经发出的公共牌，下一张公共牌对你来说是不是有用，能不能帮助你组合形成更大的牌型，这也是不确定的。

面对这样的不确定性，你是不是束手无策，只能凭感觉随便打了？如果是这样，那职业扑克比赛也就变成纯粹的运气游戏了。幸亏情况并不是这样。我们拥有非常强大的决策工具，那就是概率。

概率是什么？是事件出现的可能性。你想一想，牌局中的概率，体现在什么地方呢？你的底牌有百分之几的可能，大过对手的底牌，这是概率。下一张公共牌有百分之几的可能，帮你组成厉害的牌型，这是概率。如果再深一步，再把对手的心理因素考虑进去，那么，对手在拿牌下注时的种种表现，有百分之几的可能是真的拿到了大牌，又有百分之几可能是在虚张声势，这也是概率。上面的各种概率组合起来，就会成为你在做判断、做决策时的依据。

那么，对职业选手来说，牌局上的科学决策，其实也就是在充分收集信息、考虑各种因素的前提下，对概率尽可能做出精确测算，最后做出获胜概率相对较高、失败概率相对较低的选择。

这就是杜克的观点，不确定情况下的科学决策，其实就是测算概率、根据概率做判断的过程。牌局是这样，现实生活也是这样。比如说，你做股票投资的选股决策，就是测算各支股票的上涨概率，然后做出一个概率较高的选择。

至于概率如何测算，这是一门高深的学问，在实际操作中，它还包括对于失败风险的测算等因素，并不是本书的重点。而本书的重点在于提示你注意，用概率工具做科学决策，必须特别防止只看结果来判断决策好不好。这种偏见过于关注单次的决策结果，从而将决策结果和决策系统混为一谈了。

这种偏见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还是拿扑克来打比方。

在一局牌中，除非你的底牌和公共牌确定能够组成天下最大的牌型，否则哪怕你这盘获胜的概率是99%，你也还是有可能会阴沟翻船。毕竟，1%的概率也可能会发生。

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的水平再高，对概率的测算再精确，对决策的判断再准，你也还是有可能会输掉这一场比赛。再高的高手，哪怕面对初出茅庐的新手，也保证不了下一次一定能赢。

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不管是德州扑克，是斗地主，还是别的什么玩法，我们常常都会碰到高手被新手打败的情况。出现这种情况，一般人会觉得，这多半是因为高手牌太烂，新手牌太好。不过，高手自己会这样解释，自己虽然精准测算了概率，做出了获胜概率最高的选择，但小概率事件还是出现了。

同时，高手也并不会因为一次失利而心灰意冷。他们会说，虽然打一局无法保证能够战胜新手，但如果和新手打一百局一千局，他们一定会获得压倒性优势。高手有信心，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信息获取和加工能力、概率测算能力以及选择判断能力，这就是他在职业赛场赖以为生的科学决策系统。他懂得将决策系统和单次决策的结果分开。

遗憾的是，懂得将两者分开的高手是少数人。无论在牌桌上，还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总是会混淆单次决策结果和决策系统，过分关注单次结果，忽视系统，甚至以结果为导向，用单次结果去否定和推翻系统，这就是科学决策最忌讳的偏见。

关于这种偏见，杜克讲了一个故事。她曾在一次扑克锦标赛中担任现场解说，一局牌进入了两人对决阶段，杜克根据自己的决策系统做出专业判断，选手A的胜率为76%，选手B的胜率为24%。结果，最后一张公共牌发出，场上形势逆转，胜率比较低的选手B获得了胜利。这个时候，很多观众陷入了惋惜的情绪中，一名观众按捺不住地叫了起来：安妮·杜克，你算错了！而杜克非常平静地向这名观众解释，我没有算错。我说选手B的胜算是24%，而不是0，你要清楚24%的含义是什么。

故事里的这名观众，正是试图用一次单次决策结果，来推翻和否定杜克的决策系统。而杜克的解释有两层含义。第一，决策系统并不能保证单次决策的成功。第二，较小概率的事件，依然是有可能发生的。

当然，这种偏见，并不是只有牌桌上才有。杜克在改行做咨询之后，曾询问一组客户，他们过去一年做的最差决策是什么。其中一名 CEO 懊恼地说，他的最差决策是解雇了公司总经理，在解雇之后一直没能找到合适的继任者，导致公司经营始终不乐观。

不过，杜克在仔细询问解聘理由和决策全过程之后，发现决策过程经过了反复权衡和深思熟虑，也合乎管理逻辑。她判断，决策本身没大问题，也符合管理科学的决策系统。后继无人的局面，可能只是运气不好导致的暂时现象。而 CEO 的懊恼正是因为他过分关注单次决策结果，甚至体现了不恰当的结果导向。杜克认为，如果这名 CEO 带着这种偏见，推翻自己本来不存在重大缺陷的决策系统，就有可能给公司带来真正的大麻烦。

这就是偏见的危害所在，它会影响你的心态，歪曲你建立科学决策系统的努力。更有甚者，如果你沉迷于一次两次依赖于好运气的成功，你甚至可能根本不会去想办法研究概率，建立科学的决策系统。

这就好比某个新手在凭借运气战胜高手一次之后沾沾自喜，对高手的决策系统嗤之以鼻，而把下一次获胜的希望寄托于下次的好运气。如果老是这样的心态，就算打一辈子牌，也不会有任何长进，永远只是新手。

我们都很难避免这种偏见。如果给你一张纸一支笔，让你把自己经历的失败决策写下来，你是不是会第一时间想起那些结果不好的决策呢？相反的，对于背后的决策体系究竟是否科学，过程是否合理，反倒没那么敏感了。这是为什么呢？

杜克认为，这源于人类的心理特质。人类对决策结果的观察和判断比较直观，常常是依据直觉迅速完成。但对决策系统的分析，依赖于概率，就没那么直观了。人的直觉对于概率恰恰是不敏感的。

对于这种情况，诺贝尔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曾经在他的经典名著《思考，快与慢》里，将人类的思维模式拆分为系统1和系统2。系统1依赖于直觉，受很多偏见影响，往往不够理性，但它速度较快，往往占据主导地位。系统2比较理性，但需要主动控制，往往会被系统1掩盖。

对决策来说，决策结果看得见摸得着，属于系统1；决策系统涉及概率问题，复杂得多，也抽象得多，属于系统2。人们常常以结果论成败，正是系统1常常占据主导地位的结果。

我们回顾一下第一个方面的重点内容，在面临不确定因素的时候，科学决策依赖于对概率的测算和判断。而这样的科学决策，最忌讳的就是以结果论成败，过度关注单次决策结果，忽视建立科学的决策系统。这种偏见的出现，和人类与生俱来的心理特质相关。

不过，与生俱来并不代表要听天由命。杜克在这本书里，也提出了改进决策的方法。下面我们进入第二部分，如何有效提高决策水平。

第二部分

我们先来介绍一个提高决策水平的敌人，叫动机性推理，是我们在决策中很难摆脱的一种思维惯性。它是什么意思呢？是说，你在进行思考时，常常受到脑中先入为主的偏见影响，你会下意识地寻找证据来证明和支撑。

我们前面说过，科学决策过程是这样的：先是收集并且加工信息，然后计算概率，最后做出判断，选择成功概率最高的选项。显然，这个过程需要理性和客观，决不能被先入为主的偏见左右。如果你脑子里一开始就有了先入为主的想法，那接下来的计算和判断，极有可能只是装装样子。

这方面有个典型的例子。杜克在给扑克培训班上课的时候，曾经发现一个现象，大多数学生都对一种观念深信不疑，那就是，如果开局起到的底牌是两张相同花色的连续牌，哪怕这两张牌本身的点数很小，比如梅花六和梅花七，大家也会倾向于认为这是很好的开局，因为这样有机会形成顺子，甚至是同花顺，而不再去认真考虑对手和公共牌可能出现的情况。

问题是，如果稍微认真地做点概率计算，你就会发现，起手一个梅花六加梅花七，最后形成顺子然后取得胜利的概率，其实非常小，在各种各样的开局中，其实不算太好。但大多数学生脑子里，已经有了关于同花连续牌胜多败少的观念，这种观念先入为主，让学生陷入了简单化的动机性推理。

杜克曾经问过一些坚信同花连续牌胜多败少的学生，你为什么会这样想。答案往往是，“每个人都知道啊”“我在电视上经常看到高手这样取胜啊”。想想看，这不就是在为自己先入为主的判断寻找论据吗？至于高手利用同花连续牌取胜的概率到底是多少，其实并没有人做认真的思考。显然，这样的动机性推理惯性，会成为科学决策和判断的大敌。

我们再深究一下，我们为什么常常陷入动机性推理惯性呢？其实，这和我们形成抽象概念的心理过程有关。

我们关于某件事情的概念或者说判断，例如“同花连续牌胜多败少”这个概念，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呢？长期以来，很多人设想的过程是，我们先获知某种说法，然后验证，最后形成自己的判断。但是，认知心理学用大量事实证明，上面的这个过程，只是我们假象中的理想状态。真实世界中更加普遍的情况，是我们在获知某种说法之后，就先入为主地相信和接受这种说法，后来，仅仅是在偶然的状态下，在你有时间、有意愿的时候，你才会想着去验证一下。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丹尼尔·吉尔伯特发现，大量研究共同证明一个事实，人类是容易轻信的生物。我们陷入动机性推理的惯性，放弃了科学决策所需要的理性判断，正来自于这种容易轻信的本能。

那么，如果我们足够聪明，是否能够摆脱动机性推理惯性呢？心理学研究结果令人大跌眼镜，聪明不仅没用，甚至有可能反过来加剧这种惯性。心理学家设计的多种不同实验说明，聪明人在摆脱先入为主偏见方面，没有体现出任何优势，他们的聪明，只是为他们提供了更加强大的能力，来选择那些有利的证据，为自己脑中先入为主的偏见背书。

注意，这只是背书，不是验证。就和扑克新手关心电视上高手利用同花连续牌取胜的案例，为自己心里“同花连续牌胜多败少”这一偏见背书的情况一模一样。

看来，要避免动机性推理干扰科学决策，光靠聪明是没有用的。那要靠什么呢？其实答案不难找。既然动机性推理源于我们的轻信本能，这种本能让我们偷懒不去验证，那么，要解决问题，只需要有意识、有计划去验证就好了。

用什么办法做验证呢？杜克推荐了一个好办法，经常复盘。复盘本来是下棋的术语，是指棋局结束后，重演一遍对局时的招法，来检查每一步的优劣得失。复盘的概念在扑克和其他竞技里也有。高手都知道，提高水平的关键，很多时候并不在一次又一次的对局，而是在对局之后的复盘。现在，复盘的概念早已经超出了游戏和竞技的范畴，一切涉及决策的事情，都可以采取复盘的方法。

为什么复盘很有用呢？这是因为，通过复盘，你就能够很好地回顾你的判断和选择，检验你的决策质量。反复复盘，认真检验，才能克服动机性推理的影响，打破先入为主的偏见，提高决策水平。比如说，假如你是坚信“同花连续牌胜多败少”的初学者，如果你能详细记录下每一次你拿到同花连续牌之后的局面走势，认真复盘，反复检验你的决策效果，很有可能你就能摆脱这种偏见了。你的水平也就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提高。

不过，我们在做复盘的时候，同样会面临由人类心理因素导致的偏见影响，这一次出场的偏见是什么呢？是自利性偏差。

所谓自利性偏差，是指我们总是倾向于将好的结果归功于自己，将坏的结果归咎于环境和其他因素。这种偏差来自于我们希望获得心安理得的本能，生活中几乎无处不在。比如，你在路上摔了一跤，内心下意识的第一反应，多半是抱怨地面，而不是去考虑自己注意力不集中，或是腿脚不灵。也正因为如此，根据大数据记录，在多辆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91%的司机都会说，是别人的错。

需要注意的是，自利性偏差对于我们通过复盘改进决策的努力，具有巨大的破坏作用，特别是在决策面临不确定因素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像扑克这样的不确定决策游戏，结果难免会受到运气影响。如果我们在复盘时，被自利性偏差影响的话，就会将赢牌归结于自己的决策成功，而将输牌归咎于运气不好，或者对手起到了更大的牌。这样的复盘，复上二十年，我们的决策体系和决策水平，也不会有真正的改进。

所以，杜克将自利性偏差看作扑克选手提高水平的最大障碍，甚至对职业高手来说，都是这样。有一次，杜克和一位职业高手聊起高手刚输掉的一场锦标赛，这位高手正是以梅花6加梅花7的同花连续牌开局，结果他如愿以偿拿到了顺子，但对手拿到了更大的牌，战胜了他的顺子。杜克问这位高手，为什么你拿到梅花6加7时，会充满信心地打下去呢？结果这名高手怒气冲冲地说，这不是问题的关键。

显然，这位高手已经陷入了自利性偏差里，他并不关注梅花6加7，究竟是不是一种胜率够高的开局，他的复盘并没有去认真验证自己的决策，在他脑子里，输给对手只是运气不好罢了。设想一下，如果他的顺子最后取得了胜利，虽然这同样是高度依靠运气的小概率事件，他在复盘时会这样想吗？不会，他一定会归功于自己的大胆和果断。

所以你可以看到，连高手都难免在复盘时被自利性偏差影响，而这种所谓复盘，对于提高决策水平，确实毫无益处。

复盘可能碰到的问题，除了自利性偏差之外，还有情绪影响。人人都有情绪，尤其是在你面对那些失败牌局和不成功决策的时候，要将错误完整重现，然后心平气和不带情绪地分析错误，其实是很困难的。杜克说，刚刚进入职业扑克圈的时候，哥哥常常带着自己复盘，但即便是在有人帮忙的情况下，杜克还是很难面对失败，无法心平气和地回顾和讨论那些输掉的牌局。最后，哥哥实在受不了，只有想出一个变通的办法，只对杜克赢了的牌局复盘，去回顾和讨论，那些赢了的牌局，是否还有更加科学的决策，能不能打得更好。

不过，杜克自己也知道，这种只拿赢了的牌局来复盘的办法，效果肯定大打折扣。所以，她给我们推荐了一个更加有效的办法，这个办法不仅有助于减少情绪影响，还可以帮助你尽可能地缓和自利性偏差的影响。

这个办法是什么？杜克把它叫做追求真理小组。具体地说，你要找几个志同道合的人，大家一起组成一个小组，互相帮助，完成复盘。这样一来，就可以尽可能地克服自利性偏差和情绪干扰，保持冷静客观，验证和评价每一步所做的决策，使复盘过程变成追求真理的过程，真正帮助你提高决策水平、改进决策体系。

这样的小组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按照杜克的经验，它不用太多人，三个组员就够了，这样一来，如果两人观点产生对立，第三个人就可以当裁判。不过，即便只有三个组员，对组员的要求可一点也不低。首先大家应该充分共享信息，要不然，观点所依据的事实都无法一致，你说你的，我说我的，说一整天也没有意义。其次，组员说到自己时要努力坦诚，评论别人时要努力客观。最后，小组鼓励提意见，鼓励批评和争论，鼓励不同意见，但提意见要负责任，不能瞎提，不能提毫无建设性和可行性的意见。

看上去，找到一个足够完美的追求真理小组并不是那么容易。不过，只要你掌握了这种通过彼此结伴，克服自利性偏差和情绪影响的思路，你的复盘质量一定会有所提高。

最后补充一点，除了上面这个建立小组、结伴复盘、改进决策的建议之外，杜克还有一个帮你提高决策能力的建议，叫作时间旅行法。简单来说，当你面对一个决策任务的时候，你可以在大脑里做一个时间旅行，让过去的你、现在的你、未来的你一起做决策。

这样有什么好处呢？研究表明，现在的你在决策时往往难以摆脱情绪波动影响，决策往往不够冷静，而思考过去和未来的时候，你会调动审慎思维，有助于提高决策质量。更重要的是，你想象一下决策完成后在未来可能发生的结果，或是回忆一下过去类似场景的结果，就能对于当下决策可能的走向，产生直观感受，从而更好的做出决策。比如说，明天有重要会议需要早起，今天已经很晚了，但你还不想睡，你可以将自己旅行到明天，想象一下明天早上开会迟到的那个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或者，你也可以将自己旅行到去年，回忆一下去年因为晚睡而迟到错过重要会议的那个你，有多么的窘迫。这种时间旅行，是帮助你做出正确决策的好办法。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两个方面的重点内容。

第一，不确定条件下的科学决策，高度依赖对概率的测算；这种决策最忌讳看结果论成败；这种偏见过度关注单次决策结果，忽视决策系统，它是人类心理特质的产物。

第二，要提高决策水平，必须摆脱动机性推理惯性。要摆脱这种惯性的办法是经常复盘，但复盘过程常常又会受到自利性偏差干扰，要克服这种干扰，可以组建追求真理小组，结伴复盘。此外，采取“时间旅行”的方法，也有助于帮你提高决策水平。

转折期的心理历程，有它自己特有的规律。美国著名作家威廉·布里奇斯（William Bridges）在《转变》这本书中写道，转变要经历三个阶段：结束——迷茫——重生。

他说，转变总是从结束开始，在结束之后，紧跟着一段时间的迷茫和痛苦，在经历了这些迷茫和痛苦之后，慢慢才会有新的开始。

接下来我会花三节课的时间，来讲转折期的这三个阶段：结束——迷茫——重生。这一讲，我们先来说说转折期的第一个阶段——结束。

转变从结束开始

为什么转折是从结束开始的？为什么我们不能在人生中不断做加法，而偏要先做减法呢？

以前我也不理解这个问题，直到我自己也经历了很多转折，从一个体制内的大学老师，变成了一个自由执业的心理咨询师，我才慢慢理解：

这是因为，自我的发展是需要空间的。

就像装饰一所房子，你需要先把旧家具搬出去，才能把新家具搬进来。同样，你只有先结束，先放弃，才能为新的发展腾出空间。所以，转变是从结束开始的。

可这也是转变最难的地方。谁会愿意轻易结束呢？我们对结束有很多根深蒂固的误解。

第一种误解，是人们很容易把结束当做是一种终结的形式，一种事物发展的最终结果。

开始——结束，然后什么都没有了。可是在转变的历程中，结束不仅不是最终的结果，相反，它是另一种形式的开始。

第二种误解，是人们容易把结束当做是一种应该排除的意外，觉得那不是事物正常发展的轨道。

事实上，结束不是旁支和意外，它就包含在自我发展的历程中，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事情。

第三种误解，是把结束等同于错误。

最近有个朋友和他老婆之间遇到一些麻烦，他觉得自己当初选错了人，问我是不是应该改正这个错误，重新开始。

我跟他说，结束并不是改正错误。无论当时的选择是怎么样的，你当时这么选，一定是有你的理由的，这不是什么错误。

只不过，随着事情的发展，有些原来正确的事，慢慢变得不正确了，结束就慢慢提上了日程。

而且，结束是有很多含义的。离婚、分手只是结束的一种形式。

放下自己心里对理想爱人的幻想，改变伤害彼此的相处模式，这同样也是结束，而且也不比离婚容易。

所以，结束不是一种错误，而是我们顺应变化的一种形式。结束是以往这一段生活的终结，但不是生活本身的终结，它只是我们顺应变化的过程和必经之路。

结束中最重要的事：脱离

那么结束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还记得上节课我们讲的那个转变的仪式吗？青年需要脱离自己的原始部落，去野外寻找自我。

结束中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脱离。就像一个孩子从母体脱离，坚硬的外壳从蛇身上脱离，结束也开始于脱离。

结束的脱离有三个含义：环境的脱离、身份的脱离和目标的脱离。

第一个是环境的脱离，在结束的时候，你常常会离开你熟悉的环境和关系。

我们的言行举止是由我们所在的关系和情境来决定的。同样，关系和环境规定了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

所以当转变发生的时候，我们要先脱离原先的环境和关系，来重新思考自己。

我有一个朋友，前几年从一家中央媒体机关离职，去经营自己的公众号。知道了他要离职，所有的人都用一种奇怪的眼光看他。

那些熟悉的人会劝他，这个单位稳定，每年有这么多大学生想进来都进不来，不要冲动行事。那些不熟悉的人，会似笑非笑地用奇怪的语调说：“哇，这么有魄力啊。”

他去办离职手续的时候，办离职手续的大妈抬起头问：“小伙子，你确定你要离职吗？”

他说：“我确定啊。”

大妈说：“你可要想清楚，现在你这个岗位的进人指标，可是要部委领导才能批的。”

这让他有些忐忑，觉得自己是不是做了个错误的选择。

可是，当他真的离职了，到了新媒体的环境，接触了新的人群，他马上就觉得，那些死守着没落的传统媒体的同事，才是真正的异类。

我们说，转变会产生新的觉悟。可是新的觉悟很难一开始就有。你知道这也许是错的，但你很难马上知道什么是对的。

如果在一个环境或者一段关系中，你经常感到疲惫、沮丧甚至绝望，让你不敢想自己的未来，那也许就是你需要转变的信号。

如果你还在原来的环境和关系里，很可能所有的人都会告诉你，脱离环境是一个错得离谱的决定。这很正常，人总是倾向于自我证明的。

可是，如果没有从原来的环境和关系中脱离，我们就很难发现新的路。

就像在转变仪式中，青年需要脱离家庭和部落，在孤独的流浪中思考自己是谁，我们的结束，经常也是从离开熟悉的环境，或者离开熟悉的关系开始的。

第二个是身份的脱离，当我们脱离了原有的环境和关系的时候，我们其实也脱离了这个环境和关系所附带的角色和身份。

这会给自我带来新的困惑。

身份是什么？它是你看待自己的方式，也是别人看待你的方式。是关于“你是谁”这个问题上，你和别人达成的共识。

原来，这个身份的定义是稳固的，它既限制了你，也给了你足够的安全感和稳定性。现在，这个自我被打破了。你就会困惑，我到底是谁呢？

原来在浙大工作的时候，我并没有觉得浙大老师这个title有多光荣。可是在离职的过渡期，有一次应邀去一个企业讲座，在做PPT首页的时候，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把浙大的title加上了。

当我真正从浙大离职以后，我发现，有一段时间，我变得很心虚。

有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头的人说：

“陈老师，我们的孩子在大学里，遇到了一些情绪问题，我听朋友介绍，想来你这儿咨询。”

之前，确实有不少来访者来找我咨询。可是那时候，我一直以为他们是因为我浙大老师的身份来找我的。所以接到这个电话，我的本能反应居然不是问他的孩子出了什么问题，而是问她：

“你知道我从学校里辞职了吗？”

“知道的。”她笑了下，说，“我们信任你。”

至今我都很感谢那个妈妈的反应。她信任我，不是因为我在哪里工作，而是因为我这个人。这也让我重新去思考我自己。

当我们脱离原有的关系和情境时，对身份的困惑，是很普遍的。结束时，脱离的身份越是接近自我定义核心的身份，转变带来的痛苦就越强烈。

比如婚姻。

当你结婚时，你就会把自己定义为一个妻子或者丈夫，并以妻子或丈夫的身份来组织你的生活。所以一旦离婚了，你就会很痛苦。

因为对很多人来说，“妻子”或“丈夫”是一种很核心的身份，脱离这种身份，常常会伴随着强烈的羞耻和焦虑。无论我们再怎么为自己辩解，或者别人再怎么安慰我们，我们心里都会有一个小小的疑问：“是不是我做得不够好？是不是我失败了？”

这样的疑问，不仅跟身份脱离有关，也跟目标脱离有关。

第三个是目标的脱离，人是根据目标来组织我们的生活的。目标有我们过去的投入，也有我们对未来的期待。

可以说，目标界定了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也界定了什么是成功，什么是失败。

当我们选择结束的时候，常常意味着，我们同时也放弃了我们曾经坚持的目标。

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疑问：“都已经坚持这么长时间了，为什么不能再坚持一下呢？”如果你不能坚持，你常常会觉得，那又是一种失败。

可是换个角度，目标在组织你生活的同时，也会让你的思维变得狭窄，让你只看到和目标相关的部分。

在城市的写字楼里，你可以看到很多忙碌而不快乐的人，看到很多生活和工作失去平衡的人。

很多人也在坚持一个他们以为重要的目标。在他们眼里，升职加薪、获得老板的赏识就是最重要的事情。

他们经常鼓励自己的话，是熬一熬就好了，等升职了就好了，等期权到手就好了，等公司上市就好了。

在这样的目标体系里，不快乐的现在，就成了为未来而做的牺牲品。有一些坚持是好的，可是有一些坚持，也就是“我不愿改变”的另一种说法。

当人们脱离自己原来的目标时，会有很大的失落。如果以目标为标准来思考，也许我们是失败了。

可是，我们也获得了一个机会，重新去思考生活中什么是重要的，什么其实没那么重要，重新去寻找一个更有价值，也让我们更快乐的目标。

这对自我发展而言，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