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联主席从大院的八层搬到了民主楼的三层。搬家那天，骄阳似火，屋内屋外的人都热得困怠。我们几个人趁下午大家打盹儿的时候走楼梯下到了八楼的“文联层”，悄悄地从文联办公室借了小推车。为了减小动静，我们让小车的前脚离地半翘着，蹑手蹑脚地走过文联的一间又一间门，来到了最里面的主席办公室。看得出他应该已经搬走了不少东西，此时的办公室显得又空又大。
“您说，您非要搬走干嘛呢，又没让您腾屋子。”T哥一屁股坐在外屋的沙发上，一边朝里屋的主席嚷着。
主席悠悠地从里屋出来站到了T哥跟前，递了一根烟：“我这不是为组织着想嘛，老同志了，得给新同志让让道，让让屋。”
“都要搬哪些，您找找，我们装车”，S姐边用手扇着两个男人吐出的臭烟，边到处学摸着好东西，“这个你还要啊？”她一把抓起了一个不太干净但做工精致的座垫。
“就把这些画册和衣服搬走吧，哦，还有窗台那几盆花”，“我这没什么值钱玩意儿，倒是有不少好玩的东西，小姑娘，你要是有喜欢的就拿着。”我笑着答道“好”。
我们吭哧吭哧地用小推车送了两趟，才把他的那些画册书稿和花转移到了他的新办公室。一路上，除了我们这伙运送“真经”的“师徒四人”，基本看不见人，小推车在几次颠簸中差点把“真经”颠到路上的水坑里。
民主楼在大院后身的胡同中，是座暗红色的三层小楼。虽然每天上班都会经过这条路，但我之前好像从没往胡同里看过一眼，或者说在我印象里，从远处看那条胡同，更像是两座建筑物之间的一条缝。
楼前的小院干净利落，有五辆车安静地停在半封闭式的车棚里，车头和楼外的台阶有两米远，给所有进出楼门的人有一种压迫感。T哥倒没这种感觉，他坐在台阶上，边蒯着汗边说，“没电梯吧”。“就三层，还装电梯啊。正好，全当锻炼了！”
这是间不错的办公室——窗子外面有大杨树，叶又绿又茂；楼道鲜有人声，如果不走出胡同，恐怕真的会错觉自己置身在风景片或者默片的拍摄现场。
新搬来的东西堆了一地，从办公室一直码到了楼道，“先这么着吧，回头您自个儿慢慢收拾。话说你这人缘也够次的，堂堂一个正处级领导干部搬家，还得让我们x部的人给你搬，你平常那帮鞍前马后的人哪去了？”T哥靠在门口指着主席骂到。“这孙子，平常给你喝的100麻袋好茶都哪去了，让你扛半麻袋东西就不上算？”
“要我说啊，正处调挺好的，想来就来，不想来就不来，钱一分不少拿，多美啊！”S姐在楼道边溜达边劝主席。
“我看您把这电脑桌挪挪吧，这椅子都快跟后面的写字台挨上了。要不你就直接把这电脑桌撤了，把电脑搁写字台上，这样还宽敞点”，T哥已经开始帮主席琢磨起怎么布局新屋了。
“先将就着吧，我拾掇拾掇再说，你们快歇会，都站门外头干嘛。得，这屋也没地方坐了，你们就站着吧，给你们沏茶！”
“您甭忙活了，我们走了，一会我们领导看我们工作时间给您搬家该不高兴了。我们走了您也能歇会，回头慢慢收吧。”
还完小推车，我们三人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再没人提过主席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