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身体一直挺好的，从来不害什么病，也很少去医院。倒是我弟弟身体不太好，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医院。隔三差五就得去打个卡报个到。医院里的儿科医生全都认识我妈和我弟，连打扫病室的阿姨都记得她们。一段时间没见她们还会跟人念叨——这一向怎么没见那个牵着小男孩的女人来呢？
记得我弟弟四五岁时有一次肚子疼得满地打滚，去医院一检查才发现他的肚子里全是蛔虫，塞得满满当当的，肠道里整个儿一个水泄不通，连吃打虫药都没用了——实在太拥挤了，药都下不去。医生说只能马上开刀把肠子里的蛔虫给弄出来。是把肠子全拿出来用筷子捅，还是像从底部挤牙膏似的挤，至今我也想不明白。反正那一次把我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全吓了个半死，这么小就得动那么大的手术，万一有个意外呢？还叫人活不活？那天，我爸妈急得一整天都没吃饭，皱着眉头的脸比黄莲水还苦。不过最后弟弟被一个高明的老中医给救了，只在肚脐眼上帖了一剂草药，蛔虫就全拉出来了，免去了在肚子上开一刀的痛苦。我爸妈高兴得不得了，给老中医千恩万谢的，就差点跪下来磕头了。
我从没住过院，也不知道生病是啥感觉？直到有一天，八岁的我突然莫名其妙的病倒了。那天早晨我妈催我起床，我不肯起床，我说我病了。她刚开始还不太相信，以为我是发懒病，不想起床上学。见我一直躺在床上不吃不喝睡了一整天时，她才开始担心起来，确定我不是装的。她问我想吃什么？我说心里不舒服，啥也不想吃。她又摸了摸我额头，再摸摸自己的额头，看我发烧没有。她反复摸了好几次，自言自语的说好像没有发烧呀，到底是什么病呢？昨天还好好的。
到了天黑的时候，我的病情似乎又加重了。我开始胡言乱语，饿了一天的我有气无力的对我妈说，妈，我的头好疼，肚子也疼。我好难受，我是不是快要死了？然后闭着眼睛一个劲儿的呻吟。我越呻吟肚子就越疼，肚子越疼呻吟声就越大。最后我也搞不清到底是哪个地方疼了。我妈急得天旋地转，刚好我爸那几天出差去了，家里就她一个女人，帮忙的人都没有。那时我们那里还没有的士，代步的交通工具只有自行车，可我妈不会骑。去找公用电话亭打120的功夫也差不多能到医院了。我用半眯的眼睛偷偷看着我妈，她坐在我床边发了好一会儿呆，最后牵着我弟去了隔壁邻居家请她人代为照顾。隔了好一会儿，我听见门外有好多男人的脚步声，还有我妈心急火燎的说话声，不知道他们在外面叽叽呱呱说些什么。等我睁开眼睛时，一把竹椅出现在我床边。我妈利索的把一床厚厚的棉被铺在竹椅上，然后一把把我从床上抱起来放到竹椅子上的棉被里，像包粽子似的用被子把我裹起来。四个年轻的男子立马用肩膀扛着竹椅两边绑着的长杆把我抬起来。我妈招呼着他们说，快走，快走，晚了怕我闺女命不保了。
不知道我妈从哪里找了这么一个竹轿子来。那四个年轻人我也从未见过。轿夫和轿子好像从天而降，又好像从地底下冒出来的。一眨眼就来了。那是我第一次坐轿子。那天天很晚很黑，我睁着两只黑洞洞的眼睛看着周围的一切。轿子一颠一颠的上下晃动，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四个人一声不吭的喘着粗气。我妈走在轿子旁，紧赶慢赶的。她人矮腿短，跟抬轿的年轻人一块儿走，人家一大步，她就得跨两三步，人家是走，她就得是跑才能跟得上。当时我坐在轿子里有点儿害怕起来，因为我发现自己好像一点儿也不难受了，神志特别清晰，头不疼了，肚子不疼了，似乎所有的症状全都奇迹般的消失了。照理说我应该高兴才对，一分钱不花病就好了，不用打针不用吃药。可是我却开始着急了，唉，该死的肚子呀，你咋现在不疼了呢？
到了医院急诊科时，我妈把我抱到病床上，我像僵尸似的躺在那里一动不动，连呻吟都忘了，像一个被带到警局的小偷，乖乖的等待着警察的发落。医生拿了听诊器听我的心跳，用手拨了拨我的眼皮看了看，把我全身上下检查了一遍，半天没吭声。我妈急了，问他我到底得了什么病。他轻轻的吐出两个字——没病。我妈更急了，对医生说，您再好好看看，她在家里病得可不轻，吃不得，走不得，浑身都痛。医生又说，明天吃两碗饭就好了。她还是不信，又求着医生开点儿药给我，说我真的快不行了。医生烦不得她，只好开了一瓶葡萄糖水给我吊着。果真到了第二天，两碗饭下肚后，我所有的病都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