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连和高加林都有两次爱情经历，他俩英俊的外表、博学的才华深受女性喜爱。无论是深爱着于连的德·雷纳夫人还是玛蒂尔德小姐，她们都义无反顾地爱着于连；同样乖巧善良的巧珍和美丽真诚的亚萍也是不顾一切地爱着高加林。女子先于男子爱上对方，因此两位男主人公都掌握着爱情的主动权。但是他们的爱情又有所不同，比如说动机。

于连的爱情动机是具有报复性、功利性的，是不单纯的；而相比之下高加林的爱情更加自然。

于连第一次遇见德·雷纳夫人时突然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想吻她的手，因为他觉得“这样做可能对我有利，也可能减少这位美貌夫人对我这个刚刚離开锯木厂的穷工人的蔑视。我若不行动，岂不是懦夫的表现”，出于自卑心理和为了满足他的自尊心他吻了德·雷纳夫人的手。起初他与德·雷纳夫人除了孩子功课的话题就没有其他共同话语，常常是沉默状态。而敏感的于连认为“只要和一个女人在一起而无话可说，他便觉得受到了侮辱，仿佛这种沉默全是他的过错”。当于连受到市长侮辱，德·雷纳夫人为了安慰他，对他特别照顾，他却想：“有钱人就是这样，他们侮辱你，然后装腔作势一番，以为这样便万事大吉。”于连在和夫人的一次散步中给自己规定，必须在十点钟之前握住夫人的手，可“城堡的时针已走过九点三刻，于连仍不敢行动”，在最后的等待和焦虑中，于连心情万分紧张，几乎快要发疯了。在钟声敲响十下的时候，于连终于抓住了德·雷纳夫人的手，之后他“便沉浸在幸福里，并不是他爱着德·雷纳夫人，而是一个可怕的苦难已经完结了。”这一晚，他睡得很香甜，到第二天早晨，他已经把德·雷纳夫人忘得一干二净了，“他只记得昨晚已尽了他的责任，一个英雄的责任，为了这个观念，他才完全幸福了。”每次于连和德·雷纳夫人亲近一步在他看来便是“取得了一次胜利”“打赢了一仗”“正是以牙还牙的千载良机”。后来在同德·雷纳夫人的交往中于连却真心爱上了这个纯洁美好的女子。而他对玛蒂尔德小姐则可以说始终毫无真情，征服她的目的很明确：“做玛蒂尔德的丈夫是有很多好处的”，他甚至觉得：“她是我的妻子，但不是我的意中人。”为了能够混迹于上流社会之中，于连小心翼翼夹着尾巴做人，一心只想着功名富贵。

高加林的两次爱情经历可以说是顺风顺水，至少在恋爱过程中没有像于连那样有着遥不可及的身份差异。他的爱情经历隐含着这样一条恋爱准则：身份对等。他的身份变动决定了他对恋人选择的主动权。但是从始自终他的恋爱动机都是单纯的，不带功利性的，他没有想通过自己的恋爱对象去报复谁，或者是通过恋人来提高自己的身份地位，这便是他和于连对待爱情的不同之处。高加林第一次亲吻巧珍后十分懊悔，“他后悔自己感情太冲动似乎匆忙地犯了一个错误。他感到这样一来，自己大概就要当农民了。再说，他自己在没有认真考虑的情况下就亲了一个女孩子，对巧珍和自己都是不负责任的。”爱上巧珍就等于高加林承认自己农民的身份，事实上他也确实承认了，即使这个过程中他有过各种挣扎。“他从巧珍纯朴美丽的爱情里，又深深地感到：他不该那样害怕在土地上生活；在这亲爱的黄土地上，生活依然能够结出甜美的果实！”与巧珍的相爱，是高加林处于低谷时期的情感慰藉，是他渴望成熟，获得自尊，积累经验的自我塑造与完善的过程。这样的爱情也注定会以悲剧收场，它是高加林成长路上的一道关卡。高加林因他叔叔回县城当劳动局长的缘故，在马占胜的安排下谋得一份县上通讯干事的职务。面对高中同学黄亚萍的告白他无力招架。“他现在觉得黄亚萍和他各方面都合适。她有文化，聪敏，家庭条件也好，又是一个漂亮的南方姑娘。”当黄亚萍向他表示爱情，并准备让他跟他去南京工作的时候，他才把爱情与前途联系在了一起。“他想：巧珍将来除过是个优秀的农村家庭妇女，再也没什么发展了。如果他一辈子当农民，他和巧珍结合也就心满意足了。可是他现在已经是‘公家人，将来要和巧珍结婚，很少有共同生活的情趣；而且也很难再有共同语言”，他有这样的想法本来也无可厚非，毕竟优劣摆在眼前，况且他并没有蓄意勾引黄亚萍并想着凭借这成关系一步步往上爬。当高加林走后门的事情被告发后，他毫不犹豫地决定“主动找黄亚萍断绝关系”，而不是央求对方动用关系将他留在城里。

于连同家人关系恶化的原因表面上是于连身材瘦削不能帮衬家里干力气活，而且在两个身强力壮的哥哥的衬托下更显的没用，于连还有他父亲无法容忍的“读书癖”，在他父亲眼中于连就是个“废物”；从深层上看还有其社会原因--于连的父辈在西班牙统治时期当过奴隶，这段经历让他们形成了虚伪、冷漠的性格。他们处于社会底层要想提高自己的地位只能通过金钱的积累，“金钱至上”是那个时代的主流风气之一。因此无论是家庭内部之间，还是在除此之外，当时处于波旁王朝复辟时期，是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阶级进行最后一次严酷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间是冷漠的，逢场作戏是常态。

较量的时期。党派与党派的争斗，党派内部的勾心斗角使整个社会乌烟瘴气。极端保皇派不满于君主立宪；自由党派渴望掌权；君主立宪派遭到来自各方的攻击；教会各派联合各个党派，兴风作浪。勾心斗角、权力倾轧、互相出卖、摇摆不定成为当时普遍的社会心理。于连就生活在这样的污浊环境下，他对社会的不满、对贵族的仇恨与报复心理也就与日俱增。因此，他不可能是个单纯的小伙子，他性格中的恶处于社会的逼迫而激发出来的，于是他在对待爱情时不可能像高加林那样无功利性。

高加林是家中的独子，他父母身上有着质朴良善的品质，这是中国农民普遍所拥有的。高加林生活的环境普遍上讲是善多于恶的。虽然高家村的村民愚昧，但是不缺乏真诚与同情之心。父老乡亲们在一个人走运的时候，也许躲得远远的；但是当那个人跌了跤的时候，众人却都伸出自己粗壮的手来帮扶那个遭遇不幸的人！当然这里边也有像高明楼这样不正派，仗着点权势，欺上压下的小人，但是从总体上看善良之人多于小人。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加高林是坏不起来的。因此他的爱情动机是无功利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