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江晓白

张爱玲的生母黄逸梵是一个传奇女子。

她很美：一头大卷发，眉梢眼角都是风情。

她对一切新潮事物兴致盎然：学油画，学唱歌，学做手袋和皮鞋。

她善交际：与胡适同桌打牌毫不怯懦，做尼赫鲁姐姐的秘书也能应对自如。

 她一生追寻诗和远方：61年的生命中，她从28岁开始就一直处在旅行的状态，33年间，西方到过伦敦巴黎苏黎世，下南洋到过香港去过马来西亚印度新加坡，走遍了大半个地球。

她还是民国时期第一个主动离婚的女子：嫁得门当户对，但与丈夫并不志同道合，婚姻维持了15年便解体。

 就是这样一个传奇女子，她热闹了半生，到老却孑然一身、客死他乡。

有道是：生命道场上每一次选择所对应的得失，到最后，交换的都是人生。

01、结婚

黄逸梵原来的名字是“黄素琼”。

她出身于官僚家庭。祖父黄翼升是清末长江七省水师提督，李鸿章的副手，因为有功被授男爵爵位。

父亲黄宗炎顺利承爵出任广西盐法道，掌管一省盐政，后来病死在任上。

1896年，黄逸梵和弟弟黄定柱作为龙凤双胞胎遗腹子降临到这个世界上。

1915年，22岁的黄逸梵，带着可供张家近三代挥霍的丰厚嫁妆，嫁给了李鸿章的外孙张廷重（又名“张志沂”）。

常言道，“贫贱夫妻百事哀”，换言之，只要“有钱”，“幸福生活”自然唾手可得。

然而出身显赫、家底丰厚的张廷重与黄逸梵，却背离了这个推论。

问题出在两人并不契合的性情上。

黄逸梵是新潮女性。

外形上，她作西式打扮，梳当时流行的爱司头，涂红蔻丹，旗袍裹住窈窕身姿，风致无限；

思想上，她极度反对“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家中佣人有时显露出这种倾向，她只横眉一挑：“现在不讲这些了，男女平等了，都一样。”

而张廷重是旧式遗少。

在张爱玲的印象中，父亲是个神态沉郁的夫子，终日饶室吟哦，背诵一些听不出是古文、八股范文还是奏折的东西，滔滔不绝，还一唱三叹。

还有人说他留辫子头、嫖妓、娶姨太太、半躺在榻上抽大烟。

如此迥异的两个人结为夫妻，“门当户对”是外人看到的景致，“志不同，道不合”才是局中人的煎熬。

这场婚姻的断裂伏线，就此埋下。

02、出走

禁锢在樊笼久了，自然会想要呼吸新鲜空气。

一心向往张扬的自由和全新生活的黄逸梵，借小姑张茂渊出国留学之机，以监护人的身份，陪同远赴欧洲，成为第一代“出走的娜拉”。

也就是在这时，她抹去了原来的名字“黄素琼”，改名为轻盈端雅的“黄逸梵”，昭示出一种破除旧迹、奔向新生的勇气。

事实上，黄逸梵如愿以偿，在国外“新”的世界里，她过得恣意潇洒。

她学唱歌，学画画，结识的都是当时有名的文人画士，如徐悲鸿、蒋碧薇等；

她去阿尔卑斯山滑雪，裹着小脚却比拥有一双天足的小姑子滑得更快。

她还涉足上流社会的交际场，在印度时曾做过尼赫鲁姐姐的社交秘书，着旗袍优雅地穿梭于各国政要之间。

但好时光被张廷重寄来的一张小照、一首七绝打破：

“才听律门金甲鸣，又闻塞上鼓鼙声。书生自愧拥书城，两字平安报与卿。”

在丈夫的一片相思面前，感念于新婚欢愉时光的黄逸梵，决定回国。

03、离婚

回国后，黄逸梵拥有了动荡人生中，最和乐融融、最安稳妥帖的一段居家日子。

之前因为打了过度吗啡濒临死亡的张廷重，不再沉迷其中，前往医院治疗。

一家人还搬出了张家老宅，搬进了新式洋房，院子里有狗、有书、有童话书，而后，一批谈吐优雅的文人学士被吸引而来，聚集在一起谈诗论道。

黄逸梵还教张爱玲画画、弹钢琴、学英文，希望在女儿身上看到自己未能从小便开始的洋式淑女模样。

这个阶段的一切，被张爱玲称为“美的巅峰”，她用稚嫩的笔迹画了三张图样，寄给天津的一个玩伴狠狠炫耀了一番。

但，“巅峰”也仅止于此了，再往下，就都是坠落。

很快地，张廷重旧态复萌，于大烟间吞云吐雾，于无休止中争吵打骂，甚至故意不支付生活费，期待在花光黄逸梵的陪嫁之后，让她失去资本，再无离开的可能。

所有这些，催生了黄逸梵想要彻底逃离的决心。

当然，压垮他们婚姻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两人在子女教育上南辕北辙的主张。

因为受西方教育观念影响，黄逸梵认为学校的群体生活更健康、更多元，因此坚持要把孩子送进学校接受新式教育。但张廷重不依，两人多次争吵。

黄逸梵实在没有办法了，“博弈”中，她只能拖到在张爱玲10岁时，像拐卖人口一样，把她送到小学四年级插班。

之后，两人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

1930年，黄素琼请外国律师协议离婚，办手续时，张廷重绕室徘徊、犹豫不决，黄逸梵却以一句“我的心意已经像一块木头”，明明白白表达了不肯回头的决绝。

当然，若是回头看，除开后来的至暗时刻，这段持续了15年的婚姻，最初也曾有过生动时光。

据张爱玲在半自传体小说《小团圆》所描写的，张廷重其实在隐忍地爱着黄逸梵。

比如：

乃德（张廷重原型）找的房子不好，妻子开口便是责问和抱怨：“这房子怎么能住？”乃德却并不气恼，只宠溺地笑着解释；

每每吃午饭时，乃德总是一边绕着方桌兜圈，一边等待妻子下楼；而妻子，总是难得开口，渐渐地乃德也自觉无趣，饭菜齐备就开吃，吃完了就走。

男人固然心有爱意，但这点情，哪里经得住貌合神离的损耗？

更何况，女人是如此外放新潮，心上一旦长了翅膀，飞翔的渴望是任谁都遏制不住的。

黄逸梵，成为了民国时期，第一个主动离婚的女子。

04、母亲

写黄逸梵，女儿张爱玲应该是唯一绕不过去的人物。

作为母亲，黄逸梵给张爱玲提供了良好的教育资源，无论是离婚前还是离婚后。

比如，不惜和丈夫张廷重闹翻，也要送张爱玲去学校接受新式教育；

比如，离婚后，为了尽可能把所有的钱花在张爱玲的教育上，她拒绝了儿子的投奔；

再有，即便经济拮据，仍然坚持给张爱玲请五美元一小时的家教。

但在这些之外，她也有自己的“刺猬”时刻。

当看到张爱玲在家务方面一窍不通，且领悟力极差时，她脱口而出：

“我懊悔从前小心看护你的伤寒症，我宁愿看你死，也不愿看你活着使你自己处处受痛苦。”

当这种近乎诅咒的情绪发泄累积多了，毫无疑问会一点点“谋杀”母女情。

更何况，还有那件令张爱玲一生都没有释怀的“奖学金”事件。

根据考据者从张爱玲自传体小说《小团圆》、《雷峰塔》、《易经》整理所得，整件事情是这样的：

张爱玲在香港读书时，黄逸梵承担了她的学费，但并没有解决暑假期间的食宿开销。

张爱玲体恤妈妈生活不易，就把800元奖学金上交给了她。

结果，黄逸梵转头就在牌桌上输掉了。不仅如此，她还怀疑这笔“奖学金”是女儿和老师“私通”所得，趁着张爱玲洗澡时闯入浴室，查看她是否完璧之身。

这件事，让张爱玲认为“与她之间结束了”。

在后来稿费挣得足够多时，张爱玲将二两小金条拿到黄逸梵面前，客套且疏离地说：“这么多年花你的钱我一直过意不去。”

面对女儿的决绝，一向以硬朗示人的黄逸梵落下了眼泪：“就算我不过是个待你好过的人，你也不必对我这样，虎毒不食子暧。”

除开这些带刺的“伤害”，黄逸梵还在张爱玲幼年时期，给过子女沉痛的记忆，那就是：当她在1924年第一次随小姑出国时，女儿张爱玲才4岁，儿子张子静3岁。

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德勒认为：一个人生命的前6年，是行为模式形成的重要时期，在后来漫长的一生中，TA都将依照在这个阶段所习得的“经验”，去应对遇到的一切人和事。

也就是说，在一双垂髫稚儿需要父母付出无私的情感陪伴，以帮助其培育人格时，黄逸梵作为母亲，她缺席了。

私以为，一份生命伊始的亲情空白，一次“奖学金”事件，造就了张爱玲的敏感脆弱，以及对于母爱的负面印象。

所以后来，这个天才作家笔下的“母亲”，要么因金钱扭曲灵魂而泯灭亲情，

比如《十八春》中的顾母，以及《花凋》里的郑夫人等；要么是病态而堕落的，比如《金锁记》中的曹七巧，以及《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

05、晚年

其实，人生啊，如果有盛景，也就不过那么几年。

黄逸梵在年轻时，因为出身富贵又继承了大笔遗产，过足了锦衣玉食的日子，就算远离故土，出国留学、游历，也从不曾亏待过自己，总是带一两箱古董出去置换。

岂料到了晚年，情况却大为不同。

时代动荡，黄逸梵在巴黎的财产因二战而被炸光，手中留存的少量贵重古董，因兑换无门，价值为零。

陷入窘境的她，去了英国，租住在阴冷的地下室，生活环境潮湿阴冷，境况凄凉。

当时，从前往来的老友如徐悲鸿、蒋碧薇等，已经回国做了官，黄逸梵自认落魄便不愿上前攀亲道故；

而爱人伴侣，要么是嫌对方年纪大，她懒得展露芳颜，要么是对方一时兴起，寒暄过后无下文。

黄逸梵，热闹了半生，到老却是孑然一身。

1957年，黄逸梵病重，写信给张爱玲，说唯一的愿望是见见她。

时年37岁的张爱玲，因自身光景窘迫未能前行，只寄去了100美元。

1个月后，61岁的黄逸梵客死伦敦。

回顾黄逸梵这一生，她一直在革除“旧我”，创造“新我”：婚姻不合拍，就赐它“死亡”；当下太沉闷，就追寻远方。

这种“前进”的姿态，于不相干的旁人而言，自是一种热烈而丰富的存在。

但于丈夫和子女，尤其是于她自己，却是另一番滋味。

倘若在那桩门当户对的婚姻里，她能多一点耐心和宽容，以魅力、以智慧，去做一些“修补”，那么这一生求个安稳终老，是明眼可见的结局；

倘若在子女教养问题上，她能付出体恤和温柔，以陪伴、以呵护，抚育孩子们成人成材，那么在晚年时享受天伦之乐，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但她都没有，她一直在“做自己、爱自己”。

奥地利作家茨威格说：“她那时候还太年轻，不知道所有命运赠送的礼物，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

为人一世，请记得有个词叫“代价”。世事是极为公平的，生活没有十全十美，诸般因果，都是求仁得仁。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