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这里，敲下的每一个字，都始于二十多年前，黄土高原的一道沟沟里，那些窑洞中，昏黄的灯光下，学到的第一笔。

如果要给乡间求学时期择一主要印象，非“迁徙”莫属。五年，搬了四处校址。

现代人换学校，是为了上更好的学。儿时的我们换学校，仅仅是为了能上学。

啊，楼房！

1996年的陕北农村，基本上没有几孔空闲的窑洞，沟沟壑壑里住满了人。

表哥结婚的时候，我们赶事的（参加婚礼的人）分男女借宿在邻居家，一张不大的炕，十三个人，人贴人侧着才能躺下。磨牙、打嗝、放屁，半夜摸黑趿拉着布鞋上茅房。清晨是被找鞋的声音吵醒的，差不多的方口松紧带黑色条纹布鞋堆了一地，半天配不成一双。

一张炕睡十三人，听说是创了村子的记录，但我想，这肯定不是陕北的记录。

那时候的人可是真多啊，大家生活条件也差不多。晚上躺在差不多的土炕上，白天做着差不多的农活。硬要说差别的话，无非是谁家的土窑接了石口，谁家的谷子多打了二斗。光景好的，老婆孩子热炕头，来年有些盼头。光景不好的，圪蹴在阳圪崂揣着手。识文断字的没几个，拦羊后生站一沟。

有很多关于陕北的笑话。最耳熟能详的是，一个记者问放羊的后生，你放羊为了啥？挣钱。挣钱为了啥？娶媳妇。娶媳妇为了啥？生娃。生娃为了啥？放羊。

城里人的生活是什么样呢？见过的不多，吹牛的不少。“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是那些年，父辈们听说的神话。能有一台收录机就够稀奇了。

村里的大多数老人第一次见到楼房的样子，是村小学新盖起来的两层教学楼。虽然不是住人的楼房，但娃娃们能在里头读书，大玻璃窗户亮个堂堂的，仿佛光景也亮堂了起来。

小学楼房校址第一年办学，是1996年。也是我第一年入学，学前班。一切都是崭新的。

第一天入学，被母亲领着，背着粗布缝制的书包，转过青砖的高墙，踏上石砌的台阶。土操场上，有几个娃离不开妈，在那里嚎哇哭叫，抱着腿哭爹喊妈，鼻涕甩得老长。校长和老师们连哄带吼，像撕膏药一样，徐徐揭下来。

学前班的教室，最靠近老师们的办公室。教室的前半部分，是用新漆油过的桌椅板凳，没想到那一届娃娃太多，桌椅不够用，后排零时加了半教室的长条凳。桌子要先到先得，最后揭下来的“膏药”们，就只能圪蹴在地上，趴在凳子上听讲。每人面前都摊开新发的、复印出来的黑白课本，复印质量不太好，人和动物的图案，都糊成个“四不相”。

看老师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画出四个短横道道，说这叫“四线三格”，然后在中间的两个横线之间，画一个圆圈带尾巴，说来跟着我念“啊——”，一群冒着鼻涕泡的娃娃，张着嘴喊“啊——”

那时候才没有什么上学前的教育，从a、o、e到一、二、三，都是从入学第一天开始学起，没有人想着要抢跑。放学后，顶着落山前的太阳，在碾盘子上划完两页纸的作业，就追羊赶鸡满山跑了。

楼房样的教室好归好，就是不抗冻，冬天最是难熬。霜降过后，一天比一天冷。穿上秋衣秋裤，毛衣毛裤，棉衣棉裤，出去上一趟厕所，回来手冻得半天写不成个字。于是，我们又第一次见到了火炉子。在陕北农村，有的是土炕、土灶，灶内烧火炕上热，做饭取暖，一举两得。专门用火炉子取暖，简直是旧社会地主老财的奢侈行为。

班主任老师教棍一挥，指挥大家挪桌子。教室正中间，留出一个大大的空间。我们瞪大眼睛瞅着，黑乎乎的铁家伙被抬进来，几个老师爬高上低，架炉子、套烟囱、栓铁丝，好一阵折腾。然后，把众人叫到一起，说好好看着哦！在炉子里垫一层豆萁，盖些硬柴，扯几张草纸用洋火点着，缓缓伸到炉子底下。火苗舔舐起来，豆萁哔哔啵啵，硬柴被火燎着，渐渐旺了，依次丢些碎碳、碳块进去，炉子怪叫着，烧得通红。

“可不敢靠近炉子昂！”老师挥着教棍嘱咐，“不听话的，离挨打不远了。”老娃娃们稀稀拉拉地回答：“昂……”

“学会了吗？明天开始值日，两人一组，早到半个钟头来点炉子。”

我们一帮从小在山水圪岔里打烟火的娃娃，对于舞风弄火的事情，简直心痒难耐。这事，有好有坏。坏就坏在，在数九隆冬天寒地坼的清晨，睡眼惺忪的娃娃上学，胳膊肘下还要夹着一小把豌豆秸或者玉米皮。到了教室生火，烫了裤脚的，燎了头发的，比比皆是。好就好在，有那个调皮的，揣了几颗红薯来。自习的时候，老师将其埋在碳灰灰里，慢慢烤着，那香气能飘出三里远。烤熟后每人能分到花生大的一点，一半都是焦碳。一口下去，嘴巴一抹，黑白相间的半张脸，呲出一朵花来。

唉，搬家！

那一年的暑假，仅有的几台收音机里都在播着，美国炸咱们大使馆的事。听说整栋楼都炸塌了，还殁了几个同胞。村里没几个人知道美国在哪儿，更不知道南斯拉夫在哪儿。但聚在一搭，是真的生气，讲到激动处，拿起老撅头，就想跟那兀的美帝国主义扎武一下！

还没义愤几天，有传言说，我们的学校也要塌了！新个崭崭的房子，能出甚问题？不晓得，反正说是不安全，开不了学了，不能让娃娃们有风险。有孩子的每家每户，都在翘首盼着。

听说到县政府闹过，没用。东风吹来说能开学，西风吹来说不能。东风西风乱吹，哪阵风也听不成。怎么办？学校一商量，搬家嘛！

楼房教室用不了了，再搬回窑洞里上课。毛主席在陕北还能在窑洞里论持久战嘞，教个学咋不行了。可是原来的学校旧窑洞被临时占用了几孔，一时清不出来，只能再到处寻窑。那时候全村人口鼎盛，空窑不多，能住人的基本住着，不住人的基本住着牲灵，有几处塌墙烂圐圙，还摆放着干柴。

无奈，决定按班级分开几处窑洞上课。高年级的去旧学校，低年级的则搬到老书记家，寺庙上头的两孔土窑窑里上课。嘿，能开学就不错！

两间土窑窑仅有一间开门，中间有过洞相连，竟没有炕，是两间空空的窑，可能是作过仓库。门窗部分用一人多高的土台砌筑，窗户只留一点用作透气，光量微弱。所以九月的阴天，上课就得点灯。一根花线顺着窑顶进来，中间吊着一颗白炽灯，昏黄如豆。

暗是要暗一点，好歹有个地方放块黑板点个灯。黑板不知是谁家拆下的旧门板，涂上墨汁，便能写写画画，只是擦不干净，越擦越糊，渐渐由黑转灰，由灰转白。老师写下一笔，娃娃们喊叫“老师，甚也看不见！”。拿出去墨汁复刷一遍，晾干又能使用如新了。

娃们正是好动的年龄。窑洞里的地是虚土，桌子摇摇晃晃间，四个角已在土里深陷。下课飞奔打闹，黄尘飞得三尺高。上课铃响后，老师在黑板前闭口站立，几分钟才能看清个人。

为了省电，也为了省眼，天气好的时候，大家把凳凳搬出来，在窑院前上课。院子依山，满目苍翠，鸟语啁啾。本来很是清雅，唯独教室旁的窑洞里，老书记喂了几只老山羊，说来也奇，有一只羊老心不老，嗓门异常高亢嘹亮。老师一讲课，他就咩个几句。男老师不服气就扯着嗓子赛着吼，女老师无法，一般只能在咩声的缝隙里，抢上几句话。

哪里有什么学科老师，总共也就那么几个老师，绝大多数都姓常，都是村里的叔伯婶嫂。一个人教几个年级、几门课是常有的事。通常是刚讲完一个数学公式，老师一边说来把自然课本翻开，一边从门洞里探头过去嘶声一句，“你们这边上自习的悄悄介！”实在上不下去了，就把两个窑洞的学生都喊到院子里，说今学得差不多了，咱学首歌，跟我唱，来~“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

因为这两间窑洞是在寺庙上头，村里每年都有几次大小的庙会，每逢庙会，更是锣鼓喧天，学不成个样子。干脆就放假，占了神神的光，能好好耍几天。在窑里上课，冬天倒是基本不会再受冷的苦。只是从冰河上打擦擦（滑冰）来上学，掉冰窟窿湿了棉裤棉鞋的娃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一个学期结束，大家见人照例会问？下个学期，去哪里上学了？老师说，唉，不晓得，听通知嘛。

学校里跟着外出打工的父母转学的孩子也越来越多。父亲是个懂些文化的手艺人，看我这样学了上顿没下顿的，有些焦急。问了不少人，“你看我儿，在村里常考第一，敢不敢上城里念书？”

有那见过世面的，说：“那能一样了？怕跟不上！人家城里的娃娃可厉害嘞！”

“哦，解哈兰。”

走，再搬！

从三年级开始，告别了昏暗暗的老窑，搬进戏台上头的旧学校窑。一排接口窑坐北朝南，黑板钉在西侧墙壁上，明亮的阳光打到窗户纸上，从课桌的上方透进来，像在楼房教室一样亮个堂堂。

教材也可以自己挑了，开学前报名，选彩色或者黑白，书费差着好几块。娃们心里自然是想要几本花花绿绿的教材的，但大人就不解了，彩不彩都一样，学文化当紧，那方块字又没甚区别，白拉拉地多花钱干甚了。

开学不久，语文老师说：“你们也学了两三年的生字，基本能识得一些字了。从今天开始要教你们作文章了！”作文章，自然需要一个主题。翻开课本，有一幅图，一个头戴羊肚子手巾的老汉，手里编着筐。旁边一个小姑娘，手里拿着一张纸，趴在老汉肩头说着悄悄话，表情作高兴状。老师说，好了，你们描写一下这幅画，想一下这前后的故事，不会写的字用拼音代替。

本是一篇挺简单的看图作文，可发挥的余地也不多，估计一堆娃写出来的内容也基本雷同。没想到的是，有说小女孩带着黑头绳、系着“黑”领巾的，有说弥勒佛在纺线的，甚至有说是柴草上有一堆黑炭等着打烟火的……都是黑白复印教材，图片糊成一锅粥惹的祸。

文章算是写不出个锦绣来了，倒是新认领了一样活计。

那时村里与外界的交流方式，出村出乡的靠捎话，出县出省的靠写信。村里人家都住得分散，邮递员每周来送信，上山下洼地送到各家不太现实，只能往学校一丢了事。老师根据每个娃回家的路线进行分配，放学路上把信捎到各家。每当学校里那个哑着嗓子的破钟一敲响，沿路有亲人在外的人家们，都在硷畔上站着，院墙上探着，老远便眉开眼笑地询问：“放学嘞？今有我们家信没？”

在我负责的沿线，数半山腰上一位年纪大的婶婶家信件最多。盼我放学的人除了我奶奶，她也是其中之一。人都说她家儿子最为出息，早年间考去一流的好大学，后来在北京公家单位工作。心系父母，时长寄信报平安。这位婶婶身体欠佳，时常抱恙。

但我记得那年中秋前，她精神奇好，我送信时硬是要邀到家吃个雪花月饼。推让间，她拆开信给我看，有一张穿着笔挺军装的大哥照片，背后有个大门，门头挂着五角星，笑容灿烂。她呆呆地看着，轻轻地摩挲着，吃力地掀起桌子上的透明玻璃，将照片摆进正中的位置。

“再不好好学，长大就要当个拦羊小子！”这是老师们的口头禅。是啊，父辈也不愿意自己的孩子，依然是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受苦人，再待在这样的穷沟沟能有什么好？好好读书吧，考高中、考大学，像那位婶婶的儿子一样，去外面的世界，能住楼房，成个体面的人。

可是，那是不是意味着，读的书越多、越好，与故乡之间的距离也会被拉得越长。长到一封短短的信，要经过白发飞扬的母亲，许许多多次的盼望。小小的我，也想不通，是不是这样。

不管是不是这样，离别是早已写就的。全乡组织学习对抗赛大考试，各村选出一批学生参加。懵懵懂懂间，被母亲带着走了十里山路，到乡中学教室考完试，又懵懵懂懂回家，开开心心放暑假。半个月后全村传开，常家沟谁家小子了不得了，考了全乡第一。又懵懵懂懂去领了个奖状，和一个作为奖品的硬皮皮笔记本。

暑假过后，重归平静，又要搬了。去哪里呢？转战后沟。自从农业合作社解散后，后沟村大队的接口窑一直空着，只是窑前的荒草有一人高。老师带着一伙儿后生，三下五除二就把院子平了出来。此处坡陡山高，就留给大一些的娃们上课。于我而言，是个颇为不错的校址，因为村大队，与我家仅是一条沟之“遥”。面对面的两个人，既能拉上个话话，也能招一招手。

四年级的生日，外婆来家给我做长寿面。因为是外婆给我保的锁（“保锁”是陕北的一种习俗。小孩子出生后，可以用“保锁”以消灾避难。被“保锁”的孩子，家境好的，通常佩戴一把银锁；寻常人家的，一般用12个顶针串起来当锁。这个锁一直要戴到12岁生日时，再举行一个“解锁”仪式。——引自纪实广播剧《梁家河》），所以年年有此殊荣。隔着一条沟，母亲在石硷畔上喊：“哦~狗儿回来吃面来！”消息先是从学校硷畔上传开的，“狗儿？谁是狗儿？”有认识母亲的，仿佛解开百慕大三角之谜似的，大喊，那不是谁谁谁家娘吗？快去喊他！

我就在一片嘈杂声中，跟老师告了假，一溜烟跑回家吃长寿面去了。把一帮“狗儿”“狗儿”乌鸦学舌的同学甩在了身后。

四年级快要结束了。父亲找到教过他的老教师：“你看，我儿敢不敢上城里念书？”

“我看能行，你儿可灵着了！”

“哦！解哈兰！”

五年级开学前，卷着铺盖，上了县城。

恩师谱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分为“公派”和“民请”。

字面意思，很好理解。就是公家派来的和民间请来的，区别在于编制。但教起书来，哪有什么编制之分。各位师长之风，依然历历在目。

一众老师中，男老师大多是同姓叔伯，无论辈分高低，都以常老师呼唤，很难区别得开。有我的大伯为校长常老师。早年间便主张快乐学习，常说，娃们放学了就好好玩！教育理念非常超前。有我的数学老师常老师，人称小马老师，我们这届学生多数属马，小马老师专治各种跳脱不羁的小小马，敢调皮捣蛋？一根教鞭下去，保证都变成乖宝宝。

有我的语文老师常老师。一道填空题，要求填形容词：“在一个（什么）的夜晚”。我拽住他的时候，他下午上完课扛起老撅头要下地。瞥了一眼，说，填“很黑”的夜晚。我就问，什么叫形容词？他说，这就是。我那时脑后有反骨，还要问，这能形容啥？他说，黑。我说你快去吧，天要黑了。

印象更为深刻的，还有我的有两位女老师，嫁自外姓村落，从姓氏称呼到教学风格都尤为不同。

闫老师年纪偏大，因为身患重疾，头总是不由自主，轻轻颤动。人如其姓，非常之严。入学第一课，五十三个小碎娃坐下来交头接耳，嗡嗡不绝。闫老师一字一顿，立下规矩：“以后，我就是你们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你大你妈把你们教给我，就是任由我收拾管教了。听话的就好好念书，将来作个文化人，走出这条沟。不听话的，”略一停顿，拿起一根短短的沙柳棍子，迅捷抽在讲桌上，如爆竹炸开，“保管叫你们教鞭吃够！”吵闹的教室，登时安静了。

大家抬头看着老师紧紧抿着嘴唇一言不发，眼神凛凛，不怒自威。以后上课，坐姿都一丝不苟，写字一丝不苟。早起上学也不敢任性撒泼，非让父母送了。

张老师是刚刚嫁到村里不久的新媳妇。从二年级起，接替病重的闫老师。二十多岁，鹅蛋脸，面容姣好，一根又黑又亮的长辫子忽而在左，忽而在右，说话轻声细语。村民们都担心，她镇不住这些调皮捣蛋的碎娃。可大家不知她用的什么方法，得到了一堆碎娃娃异常的喜欢，一个个规规矩矩，争着想受到老师的表扬。

有一日上课进来，张老师点了我和几个同学的名字，“你们几个放学留一下”。于是我们又学到个时新的词叫“补课”。她说人家城里娃娃，周末都要补课。周六上午饭罢，从家下到沟底。那年春天回暖很早，还不到三月，河滩上已经有绿莹莹的一层小草。沿河滩走不了多远，爬上石砌坡道便是张老师家。

为什么要补课呢？人到齐，老师说，“乡上要组织文化课对抗赛，考试比成绩。学校挑你们几个去。”我们几个瞪大眼睛，相互吐吐舌头。只有路过乡上的时候看到过，一层一层窑洞，气派的乡小学。人家每个年级每门课都有专门的老师带，听说还都是厉害的公派教师。就我们村小学几个上学都困难，脑刺一包（一头乱发）的小屁娃，怎能担此重任？当然了，教师力量这一担忧，我们并没有说出口，因为她就是民请来的。

张老师宽慰我们：“怕甚了！虽说人家乡里学生可厉害嘞，又不比你们多个胳膊多条腿嘛。”

那就学吧！受苦人的孩子，就跟靠天吃饭的庄稼一样，旱涝风雪，来什么都能接下。张老师看到我们掏出写完了正面写反面的习字本，说：“先不忙上课，咱先做个小手工。”

她从顶箱内拿出一大卷薄薄的白纸，平铺在炕上。指尖轻轻捏着边，说，你们几个数我折了几次。一共五次，厚厚的一叠。然后用一把塑料壳的小铅笔刀，沿着缝隙，一点一点裁开。“数数有几张纸？”“三十二张！”

然后，每人拿到一张大纸，依着老师的方法折叠，裁出来的都是三十二张。

“那如果，没有拆开之前，你们能知道是几张吗？”

对于学过连乘连除的我们，这个不难，每次都变成两倍。二乘以二乘以二，乘个五次就是，略一沉默，三十二！

“对嘞！所以，对折五次拆开的纸，叫五开纸，一共有三十二张。以后啊，几个二连着乘的话，都要直接记住，这个叫做平方数，二的五次方。”老师抬笔，抽出一张白纸，写下了一串数字：“从今开始，你们不能只是巩固课本内容，什么都要学一点。先背这几个平方数，要理解着背。我给你们缝几个本本”。

只见她戴上银色的顶针，捏齐白纸，顺着一边，穿针引线，麻利轻快。数字还没背完，每人便领到一本，在本本的左上角，郑重地写上自己的名字。

张老师出题是很随意的，或者写个段落，或者解个速算，或者答个应用题，出题背景都是来自身边小事。我们才知道原来学问知识，无处不在。我最中意的是她拿起那本奥林匹克数学里翻的题，都是平时课本上加减乘除之外，闻所未闻得怪题。要用些特别的巧思才能解开，一拍脑门的瞬间，内心里真有高山登顶，云开月明的快乐。

不知不觉间，河边照水的垂柳渐渐快洗到她的发梢，我们像小草一样吸收着本不属于这个年纪该学的知识，颇有些不知夏之将至的意味。

夏天到了，就该去考试了。发卷，做题，交卷。对于一个爱上登山的人来说，每登一座都有无限的乐趣。那年的春夏，我真正感受到了学习的乐趣。

上城读书后，听闻村小学人员逐渐缩减无法办学了，合并到乡小学去了，常老师们也大多退休了。闫老师远行疗病去了，张老师也不在村里了，后来听说不再教学了。

季羡林老先生生前说他的愿望是写一篇《中外恩师谱》，好像直到先生千古，尚未写成。人都不可忘本，所以借题一用，寥寥短记几位那些拿着微薄的薪资，奉献了整个青春的乡村教师们。

出了窑洞教室后，一路读书，一路走远，一心想着外边的世界，从没回头看看。直到从村里的希望，转身成为沧海滴水、银河微芒，人海里最平凡的那个人，才想起回头看一看。

可回头，已是模糊一片，只留一点残存的想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