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里莫·莱维说“集中营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而林奕含说“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是房思琪式的强暴。”

我是在读卡拉马佐夫的中途读完了《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我早已经被老陀细致入微的苦难描写和宗教救赎搞得怀疑自己，但也质疑老陀，是否当一个少女的身体被玷污和灵魂遭受凌辱的时候，她还要高呼“圣母啊，我自己配不上所受的苦难！”在一个人放弃自己的时候，谁来拯救？谁又能够获得了救赎？

我不知道还会不会有、会有多少次这样的畏惧，既不是畏于故事，也不是惧于人物，而是那一行显眼又刺眼的字句“此片/书根据真实事件/经历改编”。就像蒋方舟写的那样“看完林奕含的自传性小说，再也不能像读完《洛丽塔》那样，对自己说幸好这只是一本书。”

被自己最尊敬的老师性侵，房思琪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这条隐没于黑暗之中的暴力也许会一直存在下去，只要社会大众还停留在谈性色变的观念之中，只要在性教育中父母还一直缺席与旷课，只要人们还理所当然地认为被性侵是女性穿得露骨。小说中的这个施暴者是国文老师，房思琪最喜欢的是文学，而老师用文学侵害了她，而她为了保留自己对文学的这份痴情与想象劝服自己爱上了老师。在其之前也有很多反映性侵的文学作品，但这部小说不仅仅是停留在性侵这一痛苦的事实本身，而是作者对国文老师运用诗意的文学语言去使用身体暴力的一种不解，小说中有这样一段描写，“他把她压在诺贝尔奖全集上，压到诺贝尔都为之震动。告诉她，她是他混沌的中年一个莹白的希望，先让她粉碎在话语里，国中男生还不懂的词汇之海里，让她在话语里感到长大，再让她的灵魂欺骗她的身体。”国文老师就是这样将魅惑的语言运用自如，一步一步将思琪推向地狱的边缘忍受“柔情蜜意”的折磨。

“难道文学艺术从来只是巧言令色？”、“一个人说出情诗时，他应当是言有所衷的，他是有“志”的，他是有“情”的，他是“思无邪”的，一个真正相信中文的人，怎么可以背叛这浩浩荡荡已经五千年的语境？”作者曾在一次访谈中这样叩问自己。无论是小说中的思琪还是现实中的作者自己，她们都热爱文学，痴迷于语言文字的魅力，散发着对文学艺术有洁癖般的理想主义者的气息，所以当小说中的思琪受到国文老师的侵害时，她的整个思想世界就崩塌了，她曾经对艺术的笃定，对从事艺术的人的信任，顷刻之间全都化为灰烬，而且不可能再愈合，就如同信仰虔诚的信徒在得知自己所崇拜的就是一场荒唐的梦幻时一样，泡沫破裂，灵魂也跟着破碎了。

我曾看过新京报的一篇文章，叙述了名人鲜为人知的“另一面”，其中列举了爱因斯坦、卢梭、雪莱、马克思、易卜生、托尔斯泰、海明威等等世界著名的人，文章中这样写到“以上所举诸人都是受到举世赞誉的名人，他们要么被称为“人类的良心”，要么是“伟大的头脑”，当这些人面对整个人类写作时，他们往往表现出悲天悯人的同情心，以及对人世无尽的爱，然而，一旦人类化为一个个具体的个体，走入他们的生活，与他们发生关系，他们却表现了与其作品所展现的完全不同的面貌，生活中他们虚荣虚伪，傲慢自私；贪婪刻薄、极度自我中心、对亲友无情，忘恩负义；性关系上混乱；追求名利，好大喜功，言行不一。在道德上，他们不仅不是完美的，却甚至是极度有缺陷的。”其实面对这样的不一致时，我也难以理解也有困惑，放纵甚至是无耻的官能享受和精神上的崇高如何能够在同一个人的身上发挥得同样的淋漓尽致？作家、艺术家在创造美的时候难道可以坦然的将自己的肮脏不堪置于一边？他们如何能够一边读着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一边彰显着野兽的狂妄？难道艺术是艺术，生活是生活，两者竟然可以如此泾渭分明？如果这些问号都将以句号代替，那么文学艺术是不是就是彻底的巧言令色与自欺欺人了呢？那么我们对艺术的信仰岂不只是廉价的一厢情愿罢了？

我只知道诗意般动人的言语会是生活最美好的留存，但却不曾想过这种魅力也会成为性暴力的帮凶，想来不管与什么事物相遇相识与相知，都还是保留距离的好，若即若离的距离感或许是审美的最恰当的方式。当我们惋惜自己当初错过的一段真挚爱情和一个合适的人的时候，至少我们清楚幸福的美好还在另一个地方悄然延续着，而当这位才女的生命终止在26岁时，她才带着13岁时遭受的黑暗与罪恶渐入我们的视野，这样迟来的认识连惋惜甚至都显得苍白无力。奥斯维辛之后诗是野蛮的，而在我们饭饱酒足之后谈论曾经遭受侮辱的灵魂同样也很残忍。

我们的姐妹林奕含，我想，文学并没有辜负你，也不会辜负任何人，它包容有缺憾的残缺的美，而你对于至善至美至真至纯的纯粹的近于完美的追求早已超越了文学的审美，反而它容纳不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