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一些同学谈到过在农村生活的经历，听完后他们中的很多人虽然嘴巴紧闭着，但是有悲悯会从眼睛中跑出来，如此自然而然、毫不犹豫。我对这种反应感到心惊。
当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回应出奇地一致，是讲故事的人出了问题还是听故事的人出了问题？是我在描绘农村时总是无意识地勾画一种愚昧、落后、浑然的国民性与生活形态、剥夺了中国农村普通生活和生命的内在敞开性，塑造了一个固化的且已失去活力的农村还是听故事的人早已在长期所能接触的各种媒介传达出的讯息中潜移默化地对农村形成了刻板认知？
我不知道答案，但我想去找到答案。
云云说，她是因为我讲述的舅舅的故事感到难过与无力。
我舅舅的故事吗？如果不是接连发作的几次大病，我的舅舅应该是一个没有任何记忆点的人，他青年时期辍了学、到了合适的年纪结婚生子、为了养家糊口去工地成为千万个“农民工”中的一员。他前半生的一切都像被提前设置好的程序，平平无奇到可以随便套用到农村另一个同龄男人身上，严丝合缝、不会使任何人觉得有什么不对劲。直到他生病、治愈、外出打工、再次生病、瘫痪，他自由支配身体的时光暂停在了43岁这一年。
苍老的老者说：“不治了，钱再这样花下去，让小辈儿以后咋活。”年轻的孩子说：“要给俺爸治，我以后会出去挣钱”……舅舅就静静地躺在那里，不能说话、不能活动，活成了负累，也活成了尚存者的希望。这个家庭里其他成员修改自己的程序也要使他已损坏的程序要运转起来，然后所有程序脱轨，直到彻底失控。
年轻的孩子赚钱心切，被骗入不良组织，最终被检察机关指控为犯罪，等待最终判决；两个苍老的老者在临近八十岁的年纪找尽农村一切能赚钱的活计，瘦到皮包骨头；中年男人就躺在那里，除了有人来看望时喉咙发出的呜咽声，无可奈何。他是在为给年轻的儿子带来了牢狱之灾、给这个家庭带来灭顶之灾而悲伤吗？
可在很多人眼里这一切并不是他的原因。爸爸说：“如果不是恁舅的两个孩子不争气、怕干活，他也不会身体没好利索就出去干活，最后出这事。”所以，孩子的悲剧的根源在于自身吗？
可是如果不是舅舅外出打工，他的孩子缺乏教育与关怀，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吗？所以问题还是在于舅舅吗？这个追问一直持续下去会成为无解的死循环吗？
不然就怪命运、怪世事无常吧，就像我用来劝慰姥姥的一句话是：”人这一辈子要经历很多很多不幸，因为我们上辈子欠了别人的，这辈子把它还完了，下辈子就不会经历了。”在我说出这句话时，我好像突然明白了为什么古代多那么多的贫苦人会笃信佛教的因果论。因为飞来横祸、避无可避，至亲至爱的人都有苦楚，除了把原因归到自己身上，还忍心指责谁呢。那么最后，怪命运无常吧。
但是，我又为我得出的这个结论、为字里行间难以掩饰的悲悯吃惊。我，刚二十出头，从乡村来，还未走出乡村，知道乡村里的生活不是一潭死水，乡村是有生命力的。那么，我就不应该带着这种怜视另一个群体的、近乎绝望的悲悯。
我想，是苏力《送法下乡》中提及的村民、是《迟到的正义》中提及的村民、是《中国在梁庄》中提及的村民以及其他众多故事中的村民的印象在我的脑海中与我周围的许多人重合了，我将书中人物的结局预设为他们的结局，提前哀悼。以年轻的未经世事的二十岁的尚在温室的躯体为饱经风雨的强大的灵魂哀悼。
就像我曾经讨厌的很多研究者、作者提起乡村时只注视乡村落后凄凉的外核，忽视其内里的生命力那样，当我真正讲一个故事时，我也犯了相同的错误。
回到舅舅事件，他在好转，他的妻子、姊妹、父母都在为他的治疗努力；他的儿子面临的刑期与被羁押的时间相抵后，也所剩无几。事情没那么好，也没那么坏。
当一条路堵死了，人们会为找其他出路奔走。也许辛苦些、耗时些，但终归是有路的。
正如历史上，当人民公社制出现积弊时，部分农民率先尝试了包干到户，最终促成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诞生；当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许多村民涌现城市，寻找更多发家致富的机会；当他们发觉从事单纯体力劳动没有出路时，他们开始格外关注下一代的教育。
所以，年轻的人啊，不要一出生就已经成为上个世纪的人。以此自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