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被人经营与经营别人——富人为自己打工

1．世界上没有天生的富人

1979年，17周岁的赵孙立高中毕业，第一份工作就是接父亲的班，到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卫生队做环卫工人。高中毕业的赵孙立，天天戴着眼镜拿着扫帚扫大街，虽然每月50多元的工资在当时相对而言也是较高的收入，但是，他心中的野马却越来越难以控制。

扫马路扫了三年后，赵孙立自觉必须得把工作变一下了，因为扫大街不是自己真正谋求的人生规划，他绝对不能让自己一辈子都扫大街。此外，女友也向赵孙立发出了最后通牒，让其变更工作。在“内忧外困”中，1982年，赵孙立毅然辞去别人眼中的铁饭碗，一心一意要下海当个体户。

赵孙立听朋友说，浙江义乌的小商品市场特别繁华，品种全，价格低。由于没有多少资金，赵孙立准备从最零碎的小商品开始上手。于是，赵孙立带着500元的积蓄和借来的1500元钱，和当时的女友现在的爱人一起，一路打听赶到了义乌。

几天后，扛着几大包纽扣、拉链、缝纫机线等小商品，赵孙立在郑州市最早的敦睦路服装批发市场，摆起了地摊。

一个星期后，赵孙立和女友粗略一算，赚了200多元——比原来干环卫工人四个月的工资还要多！

第一年，赵孙立将自己经营的品种集中在纽扣、拉链等服装辅料上面，经营场地也从路边搬进了8平方米左右的小门店内。第二年，赵孙立将门店经营面积扩大到了100多平方米，营业额每年也以翻番的速度增长。

三年以后，赵孙立成了郑州市最大的服装辅料批发商。到1990年，他靠卖纽扣、拉链这些小得不能再小的商品，挣到了自己的第一个100万元。

从1990年开始，赵孙立感到服装辅料生意的竞争越来越大，如果不开拓新的发展领域，自己迟早会被别人挤垮。

1992年，赵孙立经过考察，投资100万元购置了3台电脑绣花机，在市郊农村租下几间民房，开办了郑州市第一家电脑绣花厂，专门给人家的半成品服装绣花。

由于是独家生意，电脑绣花厂刚一开业就生意兴隆，每天3台机器24小时不停运转，能给他带来近3000元的收入。

就在赵孙立享受着事业飞速发展带来的成功与快乐的时候，老天似乎是有意给赵孙立考验和磨炼。1994年，一场大火将赵孙立的货物仓库化为灰烬，也将他十二年创业的积累几乎烧了个精光。

顿时，赵孙立感觉像经历了世界末日一样，他将自己关在家里闷了好几天，然后走出家门，开始筹集资金，重整旗鼓。

1995年，郑州市服装辅料市场竞争已经达到十分激烈的程度，电脑绣花厂也纷纷出现。于是，赵孙立将店铺转让，谋求新的发展。

赵孙立开始把目光向成衣加工方面聚焦。不久，一个20台机器和30多个员工的小服装加工厂在郑州市近郊的村庄建立。这就是赵孙立今天的娅丽达公司。公司产品定位到女裤这一方向上。

赵孙立没有想到的是，当他把某一品牌做好之后，周围出现了大量价低质差的仿造品。

无序的市场竞争使赵孙立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挫折，从1995年到1998年，赵孙立惨淡经营，工厂甚至几度濒临倒闭的边缘。

但是赵孙立坚持不放弃自己的努力。经过长时间的调查和思考，他逐渐明白，企业如果想寻求长远的发展，必须要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品牌。

2000年7月14日，赵孙立拿到了“娅丽达”女裤商标的注册证书。随后，赵孙立迅速建立销售网络。短时间内，一个依托河南、辐射全国的销售网络初步形成。2001年，他的工厂生产的女裤开始供不应求，企业开始走上高速发展的快车道。

目前，“娅丽达”已经成为中国化纤女裤行业的领导品牌。企业现有员工近千人，在全国拥有品牌专卖店500余家，销售专柜200多个。企业资产规模达6000多万元，年产女裤360多万条，年销售额逾亿元。

现如今，40多岁的赵孙立驾驶着宝马轿车疾驰在马路上时，经常会忍不住多看两眼路边的环卫工人。他有时候也会问自己：如果当年没有放弃环卫工作下海创业，二十四年后的今天，自己正忙碌在这个城市的哪一个角落？

有谁想到，二十多年前的环卫工人，会变身为全国知名的“化纤女裤大王”？但创业撰写了这一神话故事，没有天生的富人，只要你有梦想和不屈的意志，你便可能成为你想成为的人，而不是你已经成为的人。

2．大步小步，先要迈出一步

1970年，邱文钦出生在广东陆丰县碣石镇一个偏僻的农家。在他6岁那年，父亲不幸病逝；8岁时，母亲又离开了人间，从此他成了孤儿。没有人照顾他，他与大他两岁的哥哥相依为命。那会儿，别说上学，就连一日三餐填饱肚子都成问题。命运逼得小兄弟俩只得放下书包，扛着锄头赤脚下地种田。每日在农田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成了太阳底下最可怜的人。那时，他们不仅每日自己做饭、洗衣，计划着花家中的每一分钱，而且每每劳累了一天后，回到家也没有个人嘘寒问暖。小兄弟俩想起记忆中有父母关爱的幸福日子，常常忍不住泪水涟涟。那时，每看到别人家的孩子背上书包上学时，邱文钦就会忍不住投去羡慕的目光，他在心中一千遍地想，等以后自己有了钱，一定也要背起书包上学堂。但这个童年的梦想始终未能实现，后来成了珍藏在他心中的一个最神圣的记忆。

这种日子一直持续到1985年。15岁的邱文钦和哥哥在姑妈的安排下，拜当地的一个木匠为师学做木工。每天跟师傅学拉锯子、推刨子。为了能尽快学到真手艺，兄弟俩还想方设法去讨师傅欢心，不仅免费给师傅打工，还包揽了师傅家里所有的粗重家务和田地里的农活。就这样，从早到晚，兄弟俩在高强度的劳动和学习中熬过了三年光景。这三年里，邱文钦任劳任怨，吃苦耐劳，勤学苦练。凭着自己的坚强毅力，终于师满出徒，学得了一手漂亮的木工活。

当时，按照他们学得的手艺，在当地混口饭吃应该不成什么问题，两兄弟完全可以从此脱离那种忍饥挨饿、靠人施舍过活的苦日子。1988年，刚刚兴起的打工潮几乎席卷了中国所有的内地城市，许多热血青年纷纷离乡去陌生的城市实现自己的梦想。兄弟俩也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憧憬。

后来，兄弟俩一合计，决定一起外出打工。邱文钦想：与其靠手艺在家中仅仅混一口饭吃，终究难有大出息，不如出门闯一闯，说不定就闯出一番天地来了。再说自己有一技傍身，走到哪里都不至于被饿死。于是，1988年底兄弟俩在左邻右舍、亲戚朋友的帮助下，好不容易借到了240元钱，兄弟俩坐上了开往深圳的汽车。

当时的深圳还是一片荒山野岭，连一条像样的公路也没有，但所到之处都是机器轰鸣之声，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看到这一切，邱文钦身上的血顿时热了。他庆幸自己赶上了创业的好时候！

然而，深圳也并不是他想象的那么好找工作，兄弟俩在街头浪迹多日，费尽周折后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一个搞装修的老乡。老乡看他兄弟两人忠厚老实又能吃苦，就收留他们在工地做工。

兄弟俩在深圳总算有了落脚之地，自然对收留他们的老乡感恩不尽，只知道拼命地干活。在老板手下，每天他俩活干得最多也干得最好，不管刮风下雨，工地远近，都随叫随到，再苦再累也毫无怨言。第一个月，兄弟俩各领到了330元工资，除去90元的生活费，还有240元钱。兄弟俩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挣这么多钱，晚上住在四壁透风的工地上，邱文钦把揣在怀中的钱拿出来摸了又摸，辛酸和欣慰、感慨与激动交织着一股脑儿地涌上心头，使他辗转反侧，一夜未眠。想着深圳的钱这么好挣，邱文钦在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在深圳混出个模样来！

在老乡的工地上做了一年多的小杂工，到了1989年底，兄弟俩辛辛苦苦好不容易才攒到了4000多元钱。邱文钦心想：自己老是一味地给别人打小工，可能一辈子也实现不了自己的梦想。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兄弟俩决定跳出来单干。他们在黄贝岭租了间每月200元房租的铁皮房，印刷了些承揽家庭装修业务的小卡片，四处派发，上门揽一些零碎的木工活。由于没有本钱，他们只好从别的包工头手中再转包下工程中所需的木工活，这样一来，他们既不承担什么风险，也能从中赚一份比以前给别人打工多几倍的钱！

由于兄弟俩的木工手艺好，加之做事又认真负责，由此在装修这个行当中，兄弟俩凭着口碑好、人缘好，许多对他们业务能力十分满意的装修住户，又把他们推荐给自己的亲朋好友。于是兄弟俩的生意越做越好，到了1990年，手中有了一定积蓄的兄弟俩已经可以自己扯一干人马独立承揽整个家庭装修工程了。

邱文钦一边承揽着自己的装修工程，一边在四处寻找别的赚钱门路。1991年冬天，机遇终于光顾了诚实肯干的他。

这一年，邱文钦一个在深圳市东园路开名片印刷店的老乡因生意不景气，欲将名片店转让出去，转承费只要三四千元。经过一番市场调查，邱文钦大胆地将这个名片店接手承包了下来，和店子一起接过来的还有原来店里的两名员工。

这是一间只有7平方米的小店，一台破旧的手摇名片印刷机就是店里全部的生产设备，但邱文钦却兴奋异常，因为这是一间属于他自己的店，第一次做老板的他被创业的激情撩得激动难抑。

小店所处位置不错，然而生意却不景气，邱文钦认为主要是员工责任心不强、缺乏主动性造成的。于是他马上制定一种激励制度：员工每联系印刷一盒名片，就在原有工资的基础上提成10%。此举一出，两名员工也一改以前那种得过且过的工作态度，每天想方设法为店里联系业务、招揽生意，同时也为自己增加了收入。不久，邱文钦名片店的生意做活了。

但由于名片店里机器设备老化，无论邱文钦每天怎么紧张，最多也只能印制二三十盒名片，除去成本、房租和员工开支外，也就所剩无几了。他想更换设备来提高工作效率，但他一打听，更换一台新的名片印刷机器，差不多要上万元，而邱文钦一下子又拿不出这么大一笔钱，这使他又犯了愁。

一次，一位文具店的业务员来给他推销名片纸，随身的挎包里还插着一大包钢笔、圆珠笔及其他文具。邱文钦看到这些东西眼前不禁一亮，他想：自己可以一边印名片，一边卖文具，这样两不相误，并且在名片店里卖文具也挺配套的。

说干就干，他利用自己精湛的木工手艺，在名片店的内墙一侧，做了个精致的文具售货架，再装上透明玻璃，一个漂亮的售货架立马就成了。开始的时候，邱文钦只是在这名业务员手中购进一些文具，零星搭配着卖，谁知到月终一结账，他竟然发觉，自己零零碎碎卖文具赚的钱，已经超过了每日辛辛苦苦做名片赚的钱！

邱文钦不禁惊呆了！他马上意识到文具这个小行当里蕴藏着巨大的利润空间。但是让一个文盲去卖带有强烈文化色彩的文具用品，能行吗？邱文钦开始心里也直打鼓，可他后来转念一想：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自己认准了，就一定义无反顾地走下去。再说自己虽说没有文化，但可以请一些高智商的人来给自己出谋划策，以人之长，补己之短，相信是可以克服自身缺陷的。如此一想，邱文钦的信心就更大了。

1991年正是深圳大发展的黄金时期，各种各样的公司、写字楼一家接一家地开。文化办公用品的需求量很大，文具市场前景广阔。经过这一番仔细调查，更坚定了邱文钦挑战自我的决心。

1992年初，他将手中仅有的7000元钱全部拿出来，用来批发一些新潮、适用的文具用品。此时，制作名片已退至副业，卖文具一跃成了主业。不到一个月，邱文钦所进的文具被销售一空，赚的钱也是以前的好几倍，邱文钦暗暗庆幸自己选准了路子。于是，他开始周而复始地进货、销货，慢慢地熟悉了文具这个行业，店里的货也越进越齐全了。到了第四个月，手中已有了两万多元存款的邱文钦为了扩大经营规模，又将名片店隔壁的一间10多平方米的发廊转租了下来，自己装修一新后，成了一间文化用品专卖店。

天下原本没有路，在荆棘丛生的地上践踏的次数多了，脚下就有了一条路。在商海里反复筛淘，邱文钦终于找到了一根足可以让他发家致富、安身立命的“金稻草”。

又经过一年多的磨炼，邱文钦的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资金积累逐渐增多，进货渠道也越来越广，并取得了韩国、日本等七八家国外文化用品公司的代理权。加之他有深圳大企业做稳定的用户，自然而然，他的业务量飞速上升，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不管大步小步，都要领先一步。”这是邱文钦的经商之道。1990年，深圳超市经营最先由香港百佳引入。“超市”的自选特点给了消费者较多的自由选购空间，从而使顾客盈门。而当时在中国还没有一家像“麦当劳”“肯德基”那样有名气的国际连锁餐饮店。

当时我国文具行业也正面临着大好商机：其一，当时从百货零售领域剥离出来自成一体的文具行业已成为热门的产业；其二，特许经营加盟连锁在中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新亮点；其三，随着国内经济及文化教育的发展，必然令文具市场呈现出旺盛的消费势头，整个文具行业将进入一个稳步发展、充满机遇的朝阳时期。

经过这么一番分析，邱文钦敏锐地捕捉住了这个商机。1993年，邱文钦开了自己第二家文具店。到了1994年，一年之间，他又一口气开了四家连锁分店。1995年，他注册成立“都都文化用品有限公司”。从1993年到1995年3年间，“都都文具”的超市连锁经营方式给这个行业吹来了一股新风，极大地搅动了这个市场，“都都”专业文具小超市在深圳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在创建连锁店的过程中，邱文钦始终从服务、质量和市场的每个环节做起，并在管理上不断上档次、实施管理创新。他的理念是现在做生意，必须以消费者为中心，以消费者的需求为第一需求。以前的文具店是在百货公司的柜台里等客上门，而不主动送货上门，提供服务。而“都都文具”不但在经营中为顾客提供主动送货上门的服务，邱文钦还从提高服务质量入手，培养员工的服务意识，严把进货质量关，经营的货品必须是正规产品、正规品牌，从不允许假冒伪劣产品在本公司出售。就这样，“都都文具”靠着消费者良好的口碑逐渐树立起自己的形象。

邱文钦还在价格合理化、品种齐全化上面做文章，做到所有连锁店价格统一，明码标价；顾客只要走进“都都”文具店，就没有买不到的文具。并以这两项作为要求自己的标准。作为全市文化用品行业最早送货上门的公司，为了在竞争中取胜，送货曾送到深圳宝安、布吉等较偏远地区。靠取信于顾客的信誉和质优价廉的实惠，“都都文具”一步步打开了深圳市场，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

“都都文化用品有限公司”成立后，只有25岁的邱文钦为了使企业有更长远的发展，就开始在管理上下功夫，并制定出一套先进科学的管理方法。

“开好中国第一文具连锁店”，是“都都文具”的经营目标。而人才又是一个企业的灵魂。邱文钦知道自己没有什么文化，但他却懂得利用别人的文化为自己赚钱。在公司成立之初，邱文钦就开始聘用总经理，公司实行总经理负责制，从而杜绝了“家族式企业”中的种种矛盾。此举在当时的深圳民营企业中还是很少见的。在用人机制上，他也实行“能者上，庸者下”的策略，哪怕是家乡的亲戚求职，如果没有能力，也只能做清洁工。如今，公司员工结构中，不乏博士、硕士等高级人才。同时，为适应企业的可持续性发展战略，2000年初，“都都文具”与黑龙江财贸学校签订了人才培养协议，专门开设“都都班”，邱文钦这个没上过一天学的乡下穷孩子，却受聘兼任该校名誉校长。今年初，“都都文具”又与分布在全国的另外3所商业学校签订了人才共同培养协议，开设“都都班”，为“都都文具”全国拓展计划做好人才储备。

到今天为止，“都都文具”已在深圳开了33家连锁店，在北京开了1家分公司，员工已发展到600多人。销售的产品小到价值几角钱的铅笔头、橡皮擦，大到价值数10万元的投影屏幕、投影机及整套的办公自动化设备。公司的总资产已过亿元！

今天，说出来也许很多人都不敢相信，拥有亿万资产的邱文钦，除了自己为提高工作效率配备的一辆国产别克轿车外，在深圳连一套属于自己的住房都没有，一直到现在仍是与员工一起住在租来的员工宿舍里。每天晚上，老板和员工的呼吸甚至都可以连成一片，凝聚成一种战无不胜的团队精神！对此，邱文钦十分诚恳地说：“一个真正关心自身发展的企业，首先要从关心员工开始，企业只有把员工的利益与企业的利益统一化，才能真正获得员工的认同与追随。‘都都文具’虽然是民营企业，但它不是我一个人的，它是社会的，是员工大家的。我买房也要等到能够使全体员工都能在深圳住上新房，等到‘都都’建起自己的‘都都大厦’! ”

3．有钱了就做创业启动资金

从刷煤气灶的小贩到身家几十亿的资本家，平民商人张大中的发家史里写满了他高明的财富观。

20世纪80年代初，张大中在北京郊区的一个供销社当电工，那个供销社有3间北屋、20多名员工，卖着国家管制的油盐酱醋，月薪30块。张大中悲观地意识到，坐在那里一眼就能看到自己50岁后的样子，掐指一算就能算出自己一辈子工资的工作，简直让人感到绝望。所以，在张大中的心中，总有某种不安分的因素蠢蠢欲动。不过，张大中真正走上创业之路，与其母亲紧密相关。张大中兄妹7个，他排老三。父亲是旧时朝阳大学法律系肄业生，母亲是一个富商的独生女，很漂亮，也非常有想法。父亲早年参加过革命，是共产党员，但是身体不好，早在文革前张大中十几岁时就过世了，妈妈成了整个家庭的支柱。但是文革当中，因为妈妈上街贴了要求民主和自由的大字报，最终被定为反革命罪。

1979年开始，国家开始拨乱反正，但是当时要求平反的人很多，政府的平反时间更多取决于受害人家属的上访激烈程度。张大中的大哥、二哥都是踏实安分的人，大哥当时已经分到外地工作，供养弟弟妹妹们生活。张大忠瞒着大哥，拿着材料到处上访，市委、中央都跑遍了，在大哥眼里他这是典型的给组织添麻烦，所以一直到平反的补偿彻底发下来，他才告诉大哥。1980年，中央落实政策，政府补偿了张家7000元，兄妹7个，每人1000元。

面对用母亲的生命换来的1000块，张大中陷入了沉思——用这笔钱干什么？跟兄妹们一样拿去买电视机、买大衣柜？那是绝对不行的，不能糟践了！尽管他没有想得很具体到底用来干什么，但是一定要拿这笔钱干点什么的念头非常清晰。

这一年，张大中31岁，刚刚插队回城，并在同学的介绍下有了对象，1000块钱被他一分为二，一半用来结婚，剩下的作为干点什么的启动资金。

这一切促成了供销社电工张大中，变身为1980年8月的那个刷煤气灶的小贩。在休息日，张大中背着个军绿色的破包，举着个牌子，顶着烈日蹿来蹿去，牌子上书几个大字——“刷煤气灶”，还有一个副标题，以稍小一号的字写着：八毛钱一个！破包里装着他生财的瓶瓶罐罐，里面装着烧碱、清漆、银粉以及一块大抹布。然而，辛苦了一天，张大中只赚到8块钱，除去购买清洗用具的7块成本，净利润只有1块钱——张大中狼狈地退出了这个没有前途的行业。

看到刷煤气灶不赚钱，小贩张大中并没有停下他干点事情的脚步。1982年冬，在自家厨房做出的60台落地灯，成为张大中经商盈利的起点。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时代，张大中的几十台手工落地灯虽然是三无产品，但还是被居民们抢购一空，甚至还有一个供销社来向他采购了几十台。在甘家口的一个商场里，张大中卖出的8台落地灯共纳了2.4元税，而二十多年后，因为将大中电器以36亿元的价格卖给国美，他纳税5.6亿元，成为国内一次性缴纳个人所得税最多的纳税人。

60台落地灯最后一共赚了160块钱。对于一个月工资30块，还要上交老婆26块的张大中来说，这已经是一笔巨款。这笔钱对他来说最大的意义，不是多了几个月工资，而是从根本上坚定了他能够靠自己双手干一番事业的决心，从插队的农民，到供销社电工、供销社售货员，张大中从来没有做过的东西获得了公众的认可，卖出去的落地灯给了他极大的信心。

1982年底，张大中向供销社领导递交了辞职信，供销社的领导和岳父岳母出于好心，都极力劝他别丢掉这个“铁饭碗”，但是张大中还是选择了辞职。

落地灯的生意做了没多久，张大中发现一个朋友单位有一批积压的电子元器件，可以用来做音响放大器，他如获至宝，低价买下，用自己的电子知识做成了一批音响放大器，物资匮乏的市场再次给了先走半步的张大中丰厚的回报——放大器在市场上供不应求，他赚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

1982年4月，张大中成立了“张记电器加工铺”，专门生产音响放大器，后来拓展到音箱制造、安装等领域，后来改名为“金钟音响厂”，一直到现在仍然存在，每年能赚辆奥迪的钱。

音响制造厂做了几年后，张大中发现，在北京，制造业不如商业，北京是一个消费型的城市，制造业的利润太低，资金周转周期太长，他发现做电子原配件赚钱更容易。于是，他立即将主要精力放在电子原配件的销售上。

1986年，张大中的第一家电子原配件门店在中组部路口的灵镜胡同8号开业了，虽然只有十几平方米，但是生意非常红火，他手里攒下了四五万的积蓄。张大中自我评价，自己跟一般的小老板没什么两样，有钱了第一件事情就是想着去存款，先存一半在银行，剩下的再想着去增值，他就是按照最朴素的道理在做生意，从来不拿自己去冒险，也从来不觉得自己比别人聪明多少。

1986年的一天，张大中被通知，去北京市工商局坐一坐，他心情忐忑地去了，因为他的“张记电器加工铺”开了两家，那时，任何个体户不允许开分公司，连锁店还完全是一种资本主义特质明显的玩意儿。

如此捱过一年。到1987年，张大中看到政策允许开分公司了，他的心情十分复杂。这次违纪可以说是阻礙张大中从一个小老板向大老板飞跃的标志性事件。

让张大中的事业进一步飞跃的，是1993年开张的玉泉路音响城。电子原配件、音响等电器生意，伴随在当时风靡全国的卡拉OK热变得火爆异常，财源滚滚而来。但是，张大中再次敏锐地发现，偌大一个北京城，卖音响的店没有一家大到能够把所有的品牌、零配件集中起来销售的，都是十几平方米、几十平方米的小店。

他决定搞一把大的，看中了玉泉路一家几万平方米的商场，租了下来，成立了一家“大中音响城”。

但是，这个想法却没有像以前几次那样见效。玉泉路店起初的想法很好，但是初期的现实很残酷。后来加入大中电器，跟随张大中多年的大中电器总经理宋红说：“刚开始搬过去，由于知名度不高，生意非常惨淡，一天的流水，连给店员开工资、付电费都不够。”

整整有半个月的时间，张大中根本睡不着觉，天天都想该怎么办。这是他经商以来经历的最大一次挫折。当时也想过，赔到一定程度，实在赔不起的时候，就回他城里的小零售店。但是觉得真是丢不起人，没脸见当时跟他一样在城里开小店的小老板们。张大中现在想起来还有些不好意思。

他还是决定坚持。咬牙挺了半年之后，这个大音响城在京城老百姓中间逐渐有了名气，大家都知道玉泉路有个最大的音响城，里面所有音响一应俱全，选择余地大。

这个音响城后来不仅经营音响，也开始代卖家电，直至后来以家电为主，张大中真正走进了家电生意的圈子，并且在北京城里各处复制玉泉路店的模式，成为北京市场最大的家电连锁企业。

当然，故事的续集应该是众人皆知了，“大中电器”最终发展为中国内地知名的家电零售连锁企业，在各个城市遍地开花。不知道，如果当初张大中获得那1000块的补偿金后，只是单纯将其视为消费资金，今日的张大中会是什么模样，拥有什么样的事业？

4．摔一个跟头摔出胆量

1982年，蔡良勇17岁，由于受到同乡的鼓动和诱惑，他无法再安心于建筑工地搬砖头、拌水泥的工作，终于说服了父母，从他们手中蹭到了飞往巴黎的机票。

抵达戴高乐机场时，巴黎的天却是灰蒙蒙的，见不到一丝阳光。在到达的第一年里，他不但没看到想象中的“天堂”，就连巴黎的太阳都没见过。他坐在亲戚家灰暗的皮包工厂里，望着眼前的剪刀、绳子、胶水，终于发现了现实的残酷。他也从此背上了跟所有海外温州人一样艰巨的使命包袱——当老板、发大财！

瘦弱的蔡良勇此前根本没动过车衣机，更经受不起日夜赶工的折腾。他做的活儿，质量差、速度慢，根本无法让当老板的亲戚满意。毕竟亲戚接他出国安排他进厂，也是计算了成本的。

一年后，在亲戚的埋怨声中他告别了那家皮包工厂。他先是借了别人的裁缝机，又问其他乡亲借了一点皮，自己设计了一个包，拿到街上去卖。但根本没有人买，他只好挨个找杂货店去推销。一个金边老板抵不过他的软磨硬泡，收下了这个包，付了几个法郎。

出了店门，蔡良勇直奔一个食品店，买了一包山楂片，在路上一边吃一边跳——这是他在巴黎做成的第一笔生意，他似乎看到了梦想实现的微光。

然而，蔡良勇的皮包梦很快落空了，他接下来做的包都无人问津。房租和生活费的压力开始逼得他在街上乱转。他先是发现了一家法国人的成衣工厂，就跑去那里缝衣服，但他天生不是踩机器的料，笨手笨脚地干了几天就被老板赶走了。好在讲信誉的法国人还是给了他50法郎（一周的工资）。

他后来又找到了一个金边人的工厂，幸运地遇到了同为工友的大玲、小玲两姐妹，两个姑娘技艺不错，又跟他同病相怜，就想办法保护他。一个月过去了，老板看到蔡良勇的工作状况不佳，想赶他走，两姐妹就挺身而出，她们威胁老板也要辞工。老板无奈，只好勉强留了他半年。两姐妹于是开心地拉着他去歌舞厅庆祝，可到了地铁口，他却很难为情地站住了——口袋里的钱连买地铁票都不够。

蔡良勇发现：在巴黎有很多家成衣工厂，大家都要吃工作盒饭。于是他就跟老板们毛遂自荐，说自己是国内来的大厨，可以供应晚饭。每天晚上到别人的成衣工厂送菜，他都精神抖擞地跟别人说自己是开车送来的。然后，出了厂门，趁人不注意，拐个弯跳上公共汽车就回家了。可惜一个星期后，他做的菜味道差又变不出什么新花样，很快就被揭穿了真相。只好再次面临失业的窘迫。

到巴黎两年后，他跟另外一个制衣技术娴熟的同乡一起看中了一处店铺，终于打算要合伙开一家服装店，各出一半资金。

温州人当中有个非常流行的“标会”制度，就是大家出钱帮助一个想做生意的人，省去他积攒原始资金的时间，然后这个人再以每月固定的额度还给其中一人，直至还掉全部负债。这种方式在贷款困难的民营小企业中非常有效，同乡之间也互相信任。

蔡良勇绞尽脑汁，把所有认识的人都找到了，标了一个会。但他筹到的钱距离投资的需要还差5万法郎，无奈之下，他把自己租来的一房一厅以每月300法郎的价格租给了别人，条件是对方要出5万块押金。

他收的租价实在非常低，但收押金的主意却解决了他的燃眉之急。新的店铺日后也可作为临时住所。出租合同终于在他的租店铺合同签约的前一天落实了，不过按规定，新房客要在搬进去之后才最终付钱。

为了能顺利签到第二天的店铺，他决定提前一天搬出去，让房客入住。那是一个难熬的无家可归的夜晚，他揣着押金，提着行李，在巴黎灯火闪耀的大街上整整走了一晚。

店铺落实了，但买设备的钱还不够，他就跟厂家争取到了分期付款。然而，由于没有开店经验，他们还是吃了亏。当时店里请来的工人都是“黑工”（没有申报工作合同的雇佣工），由于工人不报税，完全以现金的形式支付工资，而收入的货款基本上是法国人明码标价的支票。一年下来，公司账面上的利润非常高，需要上缴高额的税款。扣除成本费用，基本上没赚到什么钱。

那位合伙的同乡认为这桩生意的利润还不如自己以前的收入，决定放弃跟蔡良勇的合作。但蔡良勇此前标会的负债还未还清，如果退出就丧失了还债的机会。于是他咬牙退还了对方的资金，一个人把这间店撑了下来。但这种挣扎是没有意义的，他的经营如雪上加霜，没多久就不得不把店铺关门卖掉了。还了剩下的债以后，他已身无分文。

心灰意冷的蔡良勇与地铁里的乞丐惺惺相惜起来，他坐在地铁的过道里，抱着膝盖，呆呆地看着那些悠然自得、弹唱讨钱的乞丐。

但他还是很快振作起来，重新租到了一个工厂，仍然加工衣服。这时，他发现自己陷入了管理困境中。他给的工资低，工人做工就很慢，效率上不去。后来，他提高了工资，速度马上快了起来。但工人们的心眼儿也随着经验在积累，有时他计件算好了工人的工作量，但趁他出去接电话的几分钟，有的工人又偷偷拿回来几件，算在新一轮的工作里。

生意慢慢发展起来，他手头开始有了十几万法郎的资金，想发展更大的工厂做自己的产品。他在华人集中的巴黎3区晃了几圈，决定生产男式游泳裤。因为他看到泳裤店的生意很好，特别是缝剪非常简单，不用请设计师，只要选好花布就行了。

但就在他雄心勃勃地展开自己制作成衣的计划之时，却发现他新租的大工厂原来是一家犹太人的工厂，犹太人就是因为雇用黑工加逃税被警察局查封的，这里自然成了重点监督对象。他的工厂没多久就被查抄，工人全部被赶走。他的工厂再次走到了资金周转不灵的末路。

这次将钥匙交给别人，除了身无分文，蔡良勇还背上了不少的债务。但对他来说，这反正不是第一次破产了。

随后的转机从蔡良勇走进了一家法国人开的电器店出现。“我可以代销传真机。”看着那些实用便捷的电子产品的介绍资料，他动心了。

那时候他连进一台传真机的成本都没有，他决定先拿一些资料去推销。那是1988年光景，华人区几乎还没有人认识传真机。

他的第一台传真机卖给了做裤带生意的段先生，他苦口婆心地跟人家解释：“您这么大的批发生意，每天要给欧尚、中心百货寄送样品，多复杂啊！以后有这个机器就好了，只要把样本放进传真机，对方马上就收到了，不用派人过去了。”

对方疑惑地接受了他先试用几天的建议。然而不到晚上，他的电话就爆响起来：“蔡先生啊，你怎么连同乡都欺骗，我怎么找不到把皮带放进传真机的入口！”

他费尽口舌解释了半天，对方才终于明白传真机是怎么回事。接下来，他每天坐在段先生的门口等着他把货款付清。他是个不善言谈的人，又碍于同乡情面，怎么都无法开口要钱。这样一等就是三天，谁都赶不走。段先生终于明白了，于是把货款付给了他，而这笔钱正是他需要用来进第二部机器的。从这次开始，一个月卖一两台传真机的生意，能让他勉强吃饱饭了。

他后来租了一间办公室，请了个工人代为管理，打算在电器代理的行当里角逐一番。他每天穿梭于华人区的街巷，穿着整齐的西装，打着领带，提着皮包，用来掩饰自己的落魄。

但这一次，是他的第一次恋爱让他破了产。女朋友的姐姐打算回国一次，邀他同行，他莫名其妙地答应了，并取出银行里所有的钱，换了一张回国机票。

第一次回到阔别八年的老家，父亲以为他终于出人头地，于是大宴宾朋。这也是常理，因为当年几乎所有的温州人离乡，亲友们都是送过红包的。他当晚只好狼狈地跑到女友姐姐家里借了一万块钱，招待凑热闹的乡亲。

无奈的是，在他再次回到巴黎的时候，银行里公司账户上亏空已成事实，法庭再次无情地宣布：公司破产。女朋友随即也与他分手。

他一个人晃到巴黎3区同乡开的酒馆里喝闷酒，怎么都提不起精神。那天晚上，他挥手叫同乡帮他花光身上最后几个法郎，买了3张彩票。他竟然中奖了，40万法郎，从天而降！

他的第一反应是到银行开个账户把钱存进自己的名下，但柜台后面的小姐冲着他使劲摇头，不给开。他的破产记录早已被多次列入黑名单了。

存不了银行，他突然决定去买一辆梦寐以求的宝马车。那时他家里所有的电器就是一台电视机和一对音箱。他交了1万块的预付款，等待着宝马车到货。

但他还是想到了自己的债务。一周时间，他还清了之前欠下的所有债务。但买宝马车的计划也随之不得不取消了。

在几乎身无分文的时候，他和新交的女朋友结婚了。

跟女朋友去礼服店订婚纱那天，试到一半，他借口接个电话出了店门。等了半天，四顾茫然的太太只好自己付了钱。他当然不能说，他捉襟见肘的境遇还不如在工厂里做工的女朋友富裕。

蔡良勇带着太太全家人去饭店吃婚礼酒席的那天，穷得只剩下一身西装了。但他张罗着给大家热热闹闹地摆了几桌，出门的时候，大大方方地跟老板打了个招呼就走了。

看着他的气势，饭店老板还以为蔡先生是忘了买单。他当然不知道，“阔气”的蔡先生回去以后，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才凑上了宴席的费用交给他。

所有熟悉蔡良勇的人都认为，太太的出现，是蔡良勇命运的转机。

有一天，蔡良勇又在街上逛。他经过法国手表店门口一个巨大的灯箱广告牌时，记下了那家灯箱公司的电话，他装作客户打电话去这家灯箱公司，最终套出了那个畅销手表品牌公司的电话。

于是，他在巴黎3区重新租了一家便宜的小店，开始做起了手表生意。平时太太守在店里，他就背着个皮包，去那些华人经常聚会的地点推销。他那时的行头非常讲究，西装笔挺，大皮包“哗”的一下拉开，里面都是五颜六色的手表。

财运好起来就势不可挡。那是1992年，他每天回到家，和太太两个人数钱数到手软，还要把电熨斗拿来，一张张把钱熨平，收拾起来。“太太还有个好处，可以管钱、看店，以前我实在分身乏术啊。”

他在手表生意成功以后，开始马不停蹄地琢磨起身边的新东西，并一连创下了很多个第一。第一个卖复印机，第一个卖商店里的银行卡刷卡器，第一个卖打电话超级省钱的中国卡，等等。他有时还能把这些生意偶尔整合一下，比如自己店里卖出去的电话卡上，还能在反面打上手表的新广告。这些都给他带来了丰厚的利润。

蔡良勇发现同时开发三个优质的产品，哪怕其中一个亏了也不怕，这样才能站稳脚跟。于是，他抓住机会，先后引进了打火机、眼镜两个新产品。国内有雄厚的生产力量，这里有稳定的销售网络，他干脆从零售转到了批发，正式开始做进出口生意。

最得意的一桩生意是他在1999年经营的名叫“皮卡丘”的小玩意。他从西班牙引进了印着这个可爱图像的钥匙链、打火机等小物件，一上市场就卖疯了。每天他那里都有大量的进货商，货品经常脱销。半年时间他赚了有上千万。

他后来还投资了一家由法国人管理的里昂小商品店，生意非常好，每年让他坐享数百万的纯利润。生意上的成功还使他当上了法国华人进出口商会副会长。

此后，蔡良勇开始回国捕捉机会，建工厂、投资商铺、在海南投资度假酒店。他现在准备做的是在国内打造出一个眼镜品牌。生意一天天做大，但或许是因为过去的艰苦经历，他仍然不允许自己有丝毫的疏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