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老公的单位是疾控的，所以在一月初的时候，我们家的饭桌上已经开始讨论武汉的肺炎，加之我也常常刷微博，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个事件，不过由于微博上的新闻也常常提到武汉方面提到这个病是有限的人传人，所以也没有特别的紧张。记得1月20号早上去了一个退休的老同事家看望他，还和他聊起今年过年不要到处乱走，因为武汉那里高校很多，很多学生回家过年，不知道武汉的肺炎会不会传染之类的话。当天半夜刷微博的时候就看到钟南山院士确定的说，这个病毒会人传人。第二天早上，老公义愤填膺“还是钟南山院士有良心！”
那时候的我开始警觉，就决定出门戴口罩。（那时候街上基本没有人戴口罩）主要是想着家里还有宝宝，一定要保护好他。接下来的几天，武汉的疫情迅猛的发展，老公单位也早早通知了过年期间不得离厦，我就庆幸我更早就把回去老家的动车票退了是正确的决定。为了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老公单位给大家分组了，我只记得有流行病调查组、资料组、消杀组等，老公被分在了流调组。其实我刚开始对此没啥感觉，认为这个就是工作的需要和任务。记得有一天，老公拿了应急箱里的过期防护服回来，他要练习穿脱防护服，让我给他看着，主要就是脱防护服是特别重要的，不能被污染，我就对照着手册里的步骤，看着他一步步的练习，有防护服，护目镜，手套，头套，鞋套等等。我记得那时问过他，“你担心吗？”，他说当然会担心。其实那时候的我并不很担心，想着只要他认真防护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且老公是个很细心的人，所以不需要太担心。刚开始，老公三天被轮班一次流调，那天只要有病例就得去做调查。后来我得知他们可能得接触病人做流调，心里开始微微有些紧张。有一天我刷到了卫健委出的心理调试的方案，我发现这个方案把心理干预对象分成了四类，其中第一类就包括了医务工作者等等，而疾控人是一类的最后一个。不知道为何那时我突然感觉到很紧张。加之，老公单位是和另外两个单位（有一个单位也是卫生相关的单位）合用食堂的，那阵子他告诉我另外两个单位的人都避开他们，他们一下子成了不受欢迎的人。
在以上种种的信息之下，我慢慢感觉到了越来越多的担心并且开始疑病，一直到1月20多号小蜜蜂发烧我的疑病简直到了顶峰。那阵子，我一直和我的疑病在一起，而且作为学心理学的我，觉得过去学的东西完全用不上。除了面对自己的疑病情绪，我还要忙于照顾生病的孩子，面对忙于工作照顾不上家里的老公以及只有公公一人帮忙煮煮饭（其实我也吃得不太习惯），感觉真的很差。（未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