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读《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太史公曰：“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掩卷沉思，余亦不胜感于韩非之绝学，怆然悲于韩非之死也。韩非(约公元前280--前233年)，韩王(战国末期韩国君主)之子，荀子的学生。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政论家和散文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后世称“韩子”或“韩非子”，中国古代著名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韩非之所以成为韩非，首先是时代成就了韩非。
韩非生在了一个好时代，一个群星璀璨百花齐放的时代。距今约2500多年以前的华夏大地，诸子百家争鸣，著书立说，学派纷呈，巨星辈出。在韩非出生之前，老子、孔子、孙子、墨子、庄子、鬼谷子、孟子等一众大家，已经以自己独特的思想学说点亮了那个时代，韩非站在了时代巨人们的肩膀上。时代成就了韩非，此乃韩非之幸！
韩非出生贵胄，韩王之子，虽未承继大统，但贵为公子，锦衣玉食，无劳顿疲命之虞，得以受教大贤，著书立说，终成一代大家。可以说，出生也成就了韩非。当其时也，秦强而六国弱，而韩国国力，却是战国七雄最弱的一个，若无灭郑之战，整个韩国建国史，几无善绩可陈。公元前43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正式供认，韩国立国。吞并郑国后，韩国主要由上党郡（在黄河以北）、三川郡以及新郑首都圈三个地区组成。与赵魏相比，韩国是位置最差的“四战之国”，四周列强环伺，哪一个都比韩国强，哪一个都得罪不起。更要命的是，以洛阳为核心的成周之地被誉为“天下之中”，紧挨着韩地，列强东征西讨、南进北伐，必经韩周之地。周朝强大时，四方诸侯来洛阳进贡很方便；周室式微后，四方诸侯来洛阳搞事也很方便。三晋地处中原，既是战争之所，也是思想文化的交汇之地，正是这个交汇之地，成就了一代法家代表人物——韩非。
韩非生于那个时代，成于那个时代。受业于一代大儒——荀子，兼收并蓄那个时代的主要学术思潮——法家思想。太史公称其“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这里有两个重要信息，一是当时刑名法术之学是与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说相抗衡一大显学，其思想源头可上溯于春秋时的管仲、子产，战国时期的李俚、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等人的实践，魏国变法、吴国变法、秦国变法等变法实践，成就了当时富国强兵的梦想，特别是商鞅变法直接促成了一代霸主——强秦的横空出世，而申不害变法也促成了韩非母国韩国的昙花一现般的强盛，加之列国饱受强秦欺辱，刑名法术之学对年少的韩非产生了巨大的诱惑和影响。韩非子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集于一身，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二是刑名法术归本于黄老。黄者，黄帝也，老者，老子也。黄老之说，核心是“道德”。太史公曰：“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庄子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此段话后人多有争议，以为老子的“无为”与韩非“刑名之法”并无关联，其实太史公已阐明了由老子的“道”到申不害的“名实”到韩非的“引绳墨”，核心围绕“道”，无道则无实、无法。韩非的法家集大成，充分反映在他的著述中。“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及传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②，死不恨矣！”。充分说明韩非之法家思想切中战国末期乱世环境中统治者的心思。这也为韩非之死埋下了伏笔。
韩非者，韩国公子也。当其时也，秦强而众弱，吞并六国之势决不可挡。秦王欲用之，韩非必不从，此其死一也；存韩或灭韩，又岂是韩非所能左右？！存韩，韩非死，灭韩，韩非死！此其死二也；姚贾、李斯，秦王股肱之臣也，“非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两人合谋害之顺理成章，此其死三也！
呜呼！韩非一代大才，著述传世而为秦王所用一统天下，其才亦尽用矣。怀才而惨死，其状亦悲矣！太史公曰“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季公子悲其才盛而寿夭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