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陆深在其笔记《春风堂随笔》记载这样一件事:
“丘文庄公仲深濬,近世最号博学强记。洛阳刘少师希贤健尝戏之曰:“丘先生是有一屋散钱,却少一条索子。”文庄闻之曰:“刘先生有一屋索子,却少散钱。”
丘、刘俱是当时大学问家,丘濬更以博学广识闻名,对事例、章句记诵甚详。而刘健批评他的学问义理欠通透,故而以钱和钱串子作譬,讥讽丘濬只知寻章摘句,却没有通透的哲学义理来将诸多素材贯穿起来。面对刘健的奚落,丘濬因譬设譬,反戈一击,反讽刘健徒知空谈义理,文章缺少例证,学问根基不深厚。
由此可知,古人认为事例和义理,皆是学问之根本。空有义理而无实证,其文不信;徒具实证而缺义理,其文不达。正如同钱和钱串子一样,二者缺一不可。
其实岂止是做学问,立身处世亦是如此:作为钱串子的“三观”,和作为散钱的经验见识也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若是“三观”不具,虽然见多识广,行事大抵没有原则,只会旁征博引,人云亦云,所谓“作舍道旁,三年不成”是也,终落得一世糊涂。同样,若是徒具“三观”,却无实践经历,见闻鄙陋,为人处世则不免刻板迂腐,墨守陈规,对这种人,孔子曾评论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所谓东郭先生和狼、农夫和蛇的悲剧就是这样发生的。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是孔子对后世的谆谆教诲。只有将理性主义的哲学思辩与实践出真知的经验结合起来,才能在人生道路上真正做到不罔不殆。
记得数年前,也是在这样一个阳光充足而百无聊赖的午后。我曾经想到,从前在学校念书的时候,就想找一根绳子,好把头脑中这许多微不足道的东东全部串起来,灿灿然挂在腰间,将来走向社会,可以找一方阳光充足的所在,快快乐乐地混饭吃。这梦我已做了许多年,至今偶尔也做。可惜的是我本来就没多少散钱,这伟大的钱串子工程也始终未能完成,所以,那快乐地混饭美梦自然也未能实现。
然而,只要还有梦,总归是好的,套用一句时尚的话说:“万一不小心实现了呢?”
最后,再写一件事,《资治通鉴》第一百九十九卷载,唐高宗永徽二年,“元婴与蒋王恽皆好聚敛,上尝赐诸王帛各五百段,独不及二王,敕曰:‘滕叔、蒋兄自能经纪,不须赐物;给麻两车以为钱贯。’二王大惭。”高宗以为滕王(李元婴,高祖李渊少子,太宗之弟,高宗之叔,以建滕王阁闻名于世)、蒋王(李恽,太宗之子,高宗异母弟)不恤下民,好事聚敛,故不再颁行赏赐,改为送麻两车以为编钱串子的材料。以此种方式来整治皇室宗族的贪污腐败,也算是千古奇谭了。当然,这个是题外话,与本文主旨无关,只算得是一个“散钱”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