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卓尔
文天祥为什么会被人们崇敬，祭奠，并引为后世臣子的楷模？因为他的作品？因为他的功绩？
他是状元出身的读书人，诗词写得好是必然的，但有言说“文无第一”，其诗词作品也未曾如屈原那般开创一个新流派；他也曾身任宰相，处于大宋倾覆边缘，进一步是死，退一步也是死，相较于张居正力推“一条鞭法”与“考成法”，以一己之力挽明朝国势，他也不曾有很出色的政绩，也没能率领宋军御敌千里振国威，反而一败再败，终究在崖山被擒。
文天祥的人生似乎并不出色，并不能名冠古今，所以他到底是为什么能像屈原一样，以人生的失败而被历史铭记呢？
在我看来，恰恰是因为他的死。他的死，印证了一种崇高的事物——读书人的气节——还存在。
什么是读书人的气节？在我眼中，“气节”可以拆分成“气”和“节”。“气”，是正气凛然，是人心中存有正义，而自然流露出的“气势”；“节”，是“节制”，是人心中存有一把尺，来度量天地人心间应有的规矩道德。这两字合在一起，就是读书人立身行事的准则。屈原《离骚》中说“汝何博謇而好脩兮，纷独有此姱节”，可见屈原本人对气节的坚守和贯彻执行。不仅屈原与文天祥有气节，许许多多的读书人也有，陶弘景在《寻山志》中也有提到“轻死重气，名贵于身”。可见，“气节”二字不是虚无缥缈的存在。
一个有气节的人，他能做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能根据道德人心的正义面来选择自己的行为，他会设想他心目中的“大同”。他更会知道，人活在世上，其实是“有所不为”！
有气节的人会坚守心灵的防线，在清明圣君的时代，他们能有所作为，一展身手；而在荒诞且礼崩乐坏的时代，他再不济，也会用最切实的行动来贯彻气节，这个举动就是“死”。以死证清白，这是读书人在黑暗下无力改变社会时，最无力，但也是最壮烈的行为。
的确，“以死证清白”就足见坚持气节可能带来的下场。为了气节，人们可能需要放弃利益，爱情，时间乃至生命。这是不轻的付出，是忍痛割肉的行为。但又为什么，会有一批又一批的读书人，甚至普通百姓也追随气节而去？宋倾亡之际，南宋小朝廷流亡海外，崖山战败，陆秀夫怀抱小皇帝跳海自尽，十万军民紧随其后。究竟是什么力量促使这些人为了一个没有希望的国家而死，向气节而去？人是在骨子里刻有“趋利性”的，而人的选择自由权也被现代社会的民主观念加以强化，在《银河英雄传说》中也说“国家兴亡在此一役，但这些与各人的自由与权利比起来，到算不得什么”。
面对死亡，面对扑面而来的血与火与灰，面对久悬不下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是什么让普通的，无文化的人也能毅然选择气节？是死亡！是那么那么多先辈们的死亡！古今多少年，先辈们也曾无数次面对“生或义”的选择，但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舍生取义。每隔一段时间，人们便会在苟同求合的战乱和迫害下质疑气节的存在，但正是这些读书人先辈一次又一次的死，有力地证明，气节是存在的，它还存在于读书人的心中。每个时代都是如此，必须要有人先死，唤起普通人心中的气节，唤起民族骨子里的气节。这些先死的人，绝境里不失本心的人，是真正的读书人。
我以前也写过有关气节，有关儒家的文字，在这里，我想再次提出：正是牺牲，成就气节。气节是一个民族，一种文化得以传承下去的核心，可以说，气节一没，一个民族也没了。而牺牲作为一种带有血腥色彩的手段，最能惊醒世人。它提着染血的人头而来，把这个悲剧凶狠地掷到你面前，无声地告诉你，是气节让你成为一个大写的人。
“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屈原和文天祥是贤者，戊戌六君子是贤者，那普通人呢？那些或一生无为，或玩世不恭，或以泪洗面的平凡人呢？他们并没从书中读出什么仁义道德，他们之中有些可能还不利于社会发展。但是，他们之中有些人，也能如圣贤般坦荡荡地死，是因为他们在死亡面前，真切地想起了曾含笑出午门的先人。牺牲有大力量，能让一个普通人，在死后也成为圣贤。
因此，那些走在时代前面引导先路以命开道的人，如屈原，如文天祥，就更应该被世人所铭记。我认为鲍鹏山先生说屈原是一个符号没错，但屈原不只是文化符号，他还是一个鲜活的象征气节的符号。他或许固执，或许偏激，或许能力平平，但他揽茝蕙纕，“制芰荷以为衣，集芙蓉以为裳”，并且在国破后长歌投江。就凭他的气节，我们就应该铭记他。同时，我们也应该想到屈原背后站着的千千万同样为气节而死的人。姜维为复蜀而入魏，忍辱负重，确实是历史上的光辉。但屈原为气节而死，引领后世气魄，将民族中最核心的东西传承下去，这是人性的光辉。
我们设端午节，不只是为了纪念他，还是为了纪念那么多无名的为气节而死的普通人，更是为了将“气节”二字转化在节日里面，让它不至于断了传承，能在后世的又千年中，支撑起文化与民族的脊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