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皇帝》是在看完《走向共和》后偶然之间发现的，毋庸置疑，二者都可以称得上是“伟大”的作品。《走向共和》作为中国电视剧的巅峰以恢弘的情怀和庞大的视角讲述了中国从清末到民初变局动荡的沉重历史，将身处乱世为国之存亡上下求索的精英志士们的个人命运与历史困境之间的张力关系表现的酣畅淋漓。而《末代皇帝》在历史时间上是承《走向共和》之后的。与前者不同的是，《末代皇帝》同样是写人与历史的关系，导演贝托鲁奇将这段变革时代的历史重担聚焦在了溥仪一个人的身上，将溥仪个人的迷茫、追求、选择置身于复杂的历史之变中，用梦幻诗意的视觉风格来探讨人成为历史囚徒困境的问题。

        用贝托鲁奇的话说，《末代皇帝》想要表达的是“一个人要走出屋子，但是不被允许”。当然“屋子”在电影中（影片中“门”的意象可以看作是“屋子”的变异），可以是具体的，比如紫禁城，也可以是抽象的。对于主题的把握和理解上，将“屋子”作物理层面的理解对我们来说是大同小异的，真正有趣的是对于抽象的“屋子”的理解。“屋子”可以理解为权力、历史、还可以是自我、对母体依恋但求而不得的心灵困境，由此，影片的内核变得多元而复杂。

      在影片的叙事结构上，也尤为贝托鲁奇化。在时长有限的篇幅中呈现六十年的故事势必有所选择，而以导演的身份进行的选择都是武断的，将选择权交给溥仪，用闪回的手法，变成溥仪的个人回忆，迎合了贝托鲁奇诗意电影的表现方式，朦胧不明晰的记忆加入了溥仪的个人情感，而回到被改造的现实中，又是以一种客观化的视点。“摄影机的客观视点与人物主角的主观视点之间交错相行时，诗意便产生了”，这种主客观视点的不明晰称作是电影中的“自由间接引语”。除了光影创造的诗意，这种视点交错而产生的诗意是贝托鲁奇电影的风格特色。作为一部拿下第60届奥斯卡九个奖项的巨作，《末代皇帝》的视听美学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在维托里奥·斯托拉罗与坂本龙一等人的加持下，影片的节奏、声乐、色彩、构图与场面调度上都俱佳。

如果说《末代皇帝》是一部悲情史诗，那么，溥仪在这部影片中到底算不算是悲情英雄呢？在影评人吴李冰看来，答案是肯定的：“在中国的官方历史叙事中，溥仪是一个复杂的灰色人物，可能还是以负面为主。不过在贝托鲁奇的电影里，他仿佛是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溺水者，徒劳无功地对抗着洪流。他是个被历史挟持的人质，是一个万人之上的小人物。企图摆脱历史枷锁的对抗，这种对抗即便是失败的，即便是软弱无力的，但我们不能否认这种对抗，而失败更显出史诗的宿命与悲情。”在影片的立场上，我很同意这种说法，首先，溥仪在对自我自由的追求上是有过反抗和斗争的，他剪掉了辫子，整顿内务府，遣散太监，当然也包括后来溥仪由于“东陵事件”的决心复辟，这些都是他对历史无情鞭笞的微弱反击。只是这种反击是失败的，但在影片中可以把这种对抗理解为英雄精神。溥仪作为旧时代的终极符号象征，在动乱变革的时代洪流中是具有强烈悲剧意识的，面对历史潮流，每一个末代皇帝在朝代更迭时代变迁的强大力量下都有着悲情的宿命感。随着个人的成长，人的主体意识的自觉追求构成溥仪的理性，理性崛起后，悲剧便随之诞生。个人困境逐渐显露，但他又主动或被动地尝试弥合困境，就像贝托鲁奇对溥仪的描述“溥仪的确具有一种难以想象的生存才能。这几乎是一种天赋。他当皇帝的那种随意性有点令人难以置信。他总是浮于事物的表面，对任何事情都从不追根求源，正是凭借着这一点他才在这样一种命运下得以生存。他自幼就学会了发展这种适应环境的能力。他懂得要获得至高无上的权力就要付出代价，而这个代价就是他的自由。”贝托鲁奇将他对溥仪的理解带入电影中，将他塑造成一个具有悲剧意识的悲情英雄的形象。

        在影片角色上，除了溥仪外，在这里想把重点放在两个人身上——溥仪的乳母和溥仪少年时的老师庄士敦。看《末代皇帝》四遍，两遍国语版两遍加长英语版，每次看到溥仪与乳母分别的场景都会忍不住哭，一方面，这一段的长镜头、全景构图与主角的情感演绎配合默契，另一方面，对白很精彩：“She is my butterfly”。在溥仪心中，乳母是蝴蝶，而蝴蝶butterfly象征着依恋、自由和灵魂，与乳母毫无征兆的分别与失去皇帝身份联系在一起，溥仪不断在束缚中被迫失去和成长；对待这样的残酷现实年幼的溥仪只能无限困惑：“I do not understand”。而对于溥仪的“恋母情节”，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可以得到一个相对合理的解释，溥仪自幼离开双亲，身边围绕的是贪婪敛财的太监，尽管一直被照顾，但溥仪的心中一直想寻求的是心理上的呵护。得知自己只是紫禁城内的皇帝，内心迷惑与不安时首先想到的是寻找乳母。因此，乳母这个角色在影片中代表着溥仪的心灵依靠，与乳母分别则是走进心灵困境的起始。而庄士敦作为溥仪的启蒙者，向溥仪打开了一扇西方文化的窗，用眼镜、自行车传递工具理性。同时溥仪的剪辫、遣散太监等之举在我看来也是庄士敦无形中带给溥仪的影响。在影片中，庄士敦伴随了溥仪的成长，带给了溥仪理性之光，并让他在暴露困境后渐渐学习去弥合困境。

        影片除了想表达人与历史之间的关系，个人认为还诠释了溥仪对“我”寻找的过程。“这种独家占有的所谓的明黄色，从小把唯我独尊的自我意识埋进我的心底，给了我与众不同的人性”，这是《我的前半生》中溥仪对于自己的描述，“这让我从小就确认，不但地面上的一切，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就连头上的一块天空也不属于别人”，当然，影片中也对此有所呈现。在这样的意识灌输下，溥仪的“我”被歪曲的观念和想法层层掩盖，离“我”愈来愈远——这里所谓的“离我愈来愈远”，指溥仪陷在对于权力和欲望的我执中，疏离本体以虚假的角色扮演应对人生。当然，这应该是绝大部分人都存在的问题，尤其是现在这个时代：人为了生活的更好奔波劳碌，带上面具角色扮演对待所有人，忙了一辈子最后发现连自己是谁都说不清楚。影片将溥仪身上的这种人类本身便存在的矛盾聚焦放大，也许每一个人也都能在溥仪的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至于溥仪最后有没有找到“我”，或是说离“我”不那么远了，我想影片中给出的答案是肯定的，最后映在凝视太和殿宝座的溥仪脸上的温暖光束，应该是溥仪释然内心的写照。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末代皇帝》是一部不管在美学层次、人性主题还是社会意义上都表现的近乎完美的电影，在提供美的视听后又留给观影者很多可以深入挖掘的哲学上、历史上的思考和感想，我想这才是一部有价值的艺术电影真正的魅力闪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