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睡的人鱼之家》是东野圭吾的小说，讲的是这样的故事：
6岁的瑞穗在和表妹若叶游泳时发生意外溺水，被在送入医院后，除了能够维持呼吸和心跳，脑电波已无反应，医生诊断孩子脑死的可能性比较大，于是询问播磨夫妇是否同意做儿童器官捐献。我想，这是瑞穗的妈妈——熏子面临的第一个艰难抉择。
经过3年的悉心照料，瑞穗还是没有苏醒，但是她的生理状态良好，可以吃流食，自主排便，面色红润，就像一个睡着的娃娃。这样的孩子到底能否被世人接受依旧活着，熏子要为孩子讨一个说法。于是她把一把尖刀抵在了瑞穗的胸口，如果刺下去，自己被判有罪，那么说明孩子是被认可活着的；如果无罪，那么孩子就只是一具尸体。到底刺还是不刺——这是熏子面临的第二个艰难抉择。
如果你是熏子，你会怎么选择？
如果你只是一个旁观者，你又会怎么选择？
假如你在做第一个决定的时候，发现孩子的手动了一下，尽管大夫依旧坚持脑死的意见，这会动摇你的想法吗？又假如你没有熏子那么幸运，没有一个有钱的老公，这会影响你的决定吗？
第一个抉择，父母的选择是自由的，但这其中是否有对错？或者有好，或更好的选择？
亲戚们是这么回答的：不论你们做什么样的决定，我们都支持你们。
这样的回答很是巧妙，但这到底是发自内心的诚意支持，还是不知所措后的默许，或者只是不想做决定？当我们的亲友咨询我们这样的问题的时候，该如何回答？
在我看来，这样的事情，其实孩子父母的内心是隐约有答案的，而且答案没有对错之分，只有“对与对”的选择。但他们为什么还要问呢？或许只是想得到进一步的确信。
作为朋友，我们要做的是陪着他们迈出那艰难的一步，并且在未来一步一步走好。我们的态度是诚意支持还是事不关己，需要时间和行动来证明。
如果说第一个选择是不得不面对的，那么第二个选择是否可以避免？
第二个选择的核心是为了证明孩子还活着，但是，这个证明有什么意义吗？会带来什么改变吗？当决定已经不仅仅是一个道德问题，不仅仅只是关乎自己的时候（还涉及医生，警察，律师，孩子的父亲，帮忙的亲戚），这样极端的行为是否还会被理解？
我想这个时候，大家不会说“不论你们做什么样的决定，我们都支持你们。”这时候，谁最清醒呢？
好在，熏子是一个聪明女人，她的瞬间崩溃并没有让自己酿成可怕的后果，反而是因为这样激烈的刺激，让她更清楚的认识到“自己在瑞穗面前存在的真正意义”，也让她回想起自己做第一个决定的本意是什么。
她回想起，自己和老公一起决定让瑞穗“活着”的，是因为自己内心觉得女儿是活着的，并没有想向别人证明什么。不论她是否会苏醒，自己已经下定决心好好照顾她，好好守护她。如果这个初心变了，那么要做第二个选择题在所难免。
这么看来，不断寻求某个阶段的人生意义，并且不断反思，其实是可以避免把自己逼上做第二道选择题的困境的。即使面临了，也要冷静听听相关人的看法和体会相关人的感受，因为他们会更加理智。一意孤行，会伤害的所有人，包括我们想守护的人。
可问题就在于，能把自己逼到第二道选择题上的人，本身也很难让其冷静听取别人的意见，谁不会认为自己是高尚正确的呢？越是劝解，可能会越坚定其一意孤行的信念。
这种情况该如何处理呢？
我也没有答案，但是或许我们可以引导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思考问题。
第一，从理智角度，对比这两个选择题：
共性：两个选择题都涉及“生死”。
不同点：第二个问题超出了道德范畴，涉及到了法律，而且违反法律也不是最好的解决方案。
反问自己：有必要违反法律去做吗？
第二，从感性角度，想想瑞穗如果还活着，她希望我们怎么做？这需要一些助推剂。比如小说里，熏子一直认为瑞穗是个善良孩子的，她回忆起瑞穗在公园里爱护动物的场景，她听到若叶（瑞穗的表妹）对自己说瑞穗是为了帮自己捡掉到水里的戒指才溺水的。这么善良的孩子，如果她活着，她希望妈妈怎么做呢？
第三，亲友的支持。第一和第二都是和自己的辩论，第三点会让当事人感到温暖，会间接改变其极端想法。
但是，我想，最好不要把自己逼到做第二个选择题。这是可以避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