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谈蒋介石三度兴衰

        老蒋的一生中经历了三次“下野”，然而，每一次他都能重新“复位”，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政治奇迹。

        第一次的下野发生在1927年8月12日，这场风波的起点是唐生智的率先发难，桂系、晋系和西北军纷纷响应，对蒋介石形成了强大的压力。面对这样的局势，老蒋不得不选择通电下野。然而，他的下野通电却巧妙地为自己加分。这份通电只有三层意思：清除共党；内部团结；继续北伐。它反映了老蒋在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中，依然能够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和坚定的政治立场。

        当时南京和武汉两派国民党闹分裂，分裂不打紧，打紧的是“桂系不奉命”，迫使老蒋没办法，唐生智拥兵武汉，扬言要攻南京。蒋介石在蚌埠吃了败仗，不能继续北伐，狼狈不堪。

        尽管面临分裂和内战的危机，但老蒋在下野前的决策也显示出他的政治智慧。他将兵权交给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等将领，这无疑是一种权力的平衡策略，既保证了军队的稳定，也为自己的复职创造了条件。同时，他处决了彭汉章、王天培等人，这也可能是为了消除一些潜在的异己力量，维护自身的权威和控制力。

        然而，这次下野并没有给老蒋带来悲剧性的结局，反而成为了一场喜剧。

        8月25日，孙传芳渡江反攻，来势凶猛。桂系李宗仁的龙潭一战是很有名的，好在这一战胜利，南京才算稳定下来。但不久李宗仁又没有办法，国民党内讧不息，争权夺利，互不相让。

        而躲在权力外围的蒋介石迎来了他人生中的一次高光时刻。1927年12月1日，他和宋美龄举行了盛大的结婚典礼，来宾中以汪精卫、于右任为首，还有一大批国民党军界的高层，老蒋高兴地发表谈话称，“今后我可以更有勇气献身革命了”。通过与宋美龄的婚姻提高了蒋介石的身份和地位，也为老蒋带来了更多的资源和影响力，使他重新获得了国民党的信任和拥护。

        12月底，中央军事政治学校、26军、第三独立师、上海特别市市政府、南京市局长等纷纷发表通电，拥护蒋介石复职。第二年的1月3日，国民政府电请蒋介石来南京复职，老蒋和汪精卫把酒言欢，重新执掌大权。一场下野闹剧，老蒋不仅拥有尊贵身份的美丽夫人，还获得了宋家的强力支持。

        这场看似失败的下野经历，实际上成为了老蒋政治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证明了他在政治舞台上的非凡手腕和智慧。

        第二次下野对于老蒋来说，是一次深刻的政治挫折。当时日本发动了“918”事变，张学良不战而退，东北失陷，汪精卫从法国归来，组织“国民救国会”，以抗日的名义，对蒋介石施压，要求他下野。在这场斗争中，胡汉民成为了最积极的推动者。

        1931年12月1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会议最终做出了决定，解除了蒋介石的职务，任命林森代理国府主席，陈鸣枢代行政院长。这一变动无疑给当时的政治局势投下了重磅炸弹。

        老蒋发布“下野”的理由，虽然简短，却充满了无奈。他强调，只有自己交出兵权，广东胡汉民等才愿意来南京出席会议，为了维护党内的团结，他愿意“辞职”。

        在下野之前，他做了三件事：

        第一，谒陵。老蒋召集军官学校学生，齐集中山陵的台阶上训话。老蒋身披斗篷，精神奕奕，以革命领袖地位对反蒋派痛斥一番，然后说：“我就要下野了，你们应该记住我的话，继承我的意志”。

        第二，封疆。一大批武官任各省主席，这些都是他的心腹，拥兵带甲，替他看管老蒋的天下。

        第三，杀人。邓演达是老蒋最恨和最怕的人，老蒋下野前派人到南京第一监狱，悄悄地把他枪毙了。

        老蒋下野后，孙科最高兴，他第一个进南京，12月28日当上了行政院长。但孙科无兵无权，政令不出都门，弄得一筹莫展。

        1932年1月28日，老蒋和汪精卫在杭州会晤，把酒言欢。孙科干了一个月的行政院长被汪精卫撵下了台，汪精卫就任行政院长，宋子文为行政院副院长，蒋介石任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而这一天爆发了著名的上海“128抗战”。28日夜，日军从所占领的上海日本租界向闸北、江湾、吴淞等区域发起进攻，国民党19路军进行的顽强抵抗。

        1月30日，老蒋以前总司令的名义通电全国：日寇侵略我上海，同胞惨遭蹂躏，我19路军将士忠勇自卫。全国将士为民族求生存，要与暴日周旋到底。我今身虽在野，犹愿与诸将士视同生死，尽我天职，枕戈待命，以救危亡。

        老蒋的通电获得了一片喝彩，3月6日，他再次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掌大权。

        老蒋的第三次下野，与其说是迫于形势的无奈之举，不如视为他深思熟虑后的一次战略撤退，其背后蕴含着复杂的政治考量与长远的布局规划。相较于前两次因党内派系斗争激烈、外部压力骤增而被迫退位的狼狈，此次下野，老蒋似乎多了几分从容与掌控。

        随着东北的沦陷、淮海战役的失利、天津城的陷落以及太原的岌岌可危，战局对国民政府而言已是风雨飘摇，尤其是傅作义部在华北的孤立无援，几乎预示着南京政权的末日将至。

        而在国际舞台上，老蒋的失误同样致命。他错判了美国大选的局势，将赌注押在了选前被看好的杜威身上，结果却是杜鲁门连任成功，这不仅未能为他赢得急需的美国援助，反而让宋美龄的赴美之行遭遇闭门羹，进一步加剧了国民政府的孤立。

        在这样的内忧外患之下，“不干了”或许真的是最明智的选择。但老蒋的下野并非简单的放弃，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权力交接与战略转移。

        他巧妙地在退位前完成了对重要地区的“封疆大吏”布局，确保即使自己不在台前，也能通过这些忠诚于自己的将领们维持对关键区域的控制。陈诚、蒋经国在台湾的稳固，朱少良在福建的镇守，方天在江西的威慑，张群在重庆的坚守，以及余汉谋、薛岳在广州的坐镇，无一不体现了老蒋的深谋远虑。

        1949年1月21日，老蒋以“倡导和平”、维护宪法之名，第三次宣布下野，这份文告既是对外界的一种姿态展示，也是对内部的一种安抚与激励。他试图通过强调宪法的重要性，以及呼吁各方全力支持李宗仁代总统，来维系一种表面的和平与团结，实则是为自己争取时间，为将来的反攻复国保留火种。

        然而，老蒋所倡导的“宪法”与“和平”，在广大民众眼中早已失去了公信力。新华社的元旦社论《将革命进行到底》如同一声响亮的号角，号召全国人民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实现真正的统一、民主与和平。在老蒋的“宪法”与人民的意愿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老蒋的身份，在人民心中早已从“总统”降格为战犯。

        1949年春天的中国，正处于历史的转折点。在这个关键时刻，一场关于国家命运的较量正在暗中进行。

        4月19日，居正和吴铁城怀着沉重的心情，亲自前往溪口拜见老蒋。他们带着的“国内和平协议”草案，希望能够得到老蒋的审定。然而，他们的期望却落空了，老蒋果断地拒绝了这一方案。居正当晚便将这些情况详细汇报给了国民党和谈指导委员会，这令国民党高级官员们感到震惊和惶恐。

         第二天，即4月20日的午夜，李宗仁向和谈代表张治中传达了决定：他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与此同时，教员和朱总司令向人民解放军发布了命令：彻底歼灭中国境内一切反动派势力。

        随着命令的下达，人民解放军开始了大规模的渡江行动。在安庆、芜湖之间，解放军的船只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迅速突破了国民党军的防线。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三十万大军已经成功登陆，国民党军开始全面溃退，南京的政府官员也如同鸟兽一般四散而逃。

        李宗仁的代总统生涯在这动荡的岁月里显得异常艰难。他试图稳住局面，但处处碰壁，最终不得不再次交权。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在台湾正式宣布“复职”，这也标志着中国历史的一个新篇章的开始。从此，台湾与大陆之间的政治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