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29日上午于西华师范大学文科楼会议室，听段从学教授和周维东教授讲座后，对其思想加以总结，以积累知识，巩固记忆，记下列笔记：
新诗作为一种话语，谈谈它的原型。
新诗，是不是诗?算不算诗?是饱含争议的。按诗文学的标准来看，它不押韵，不讲平仄，诗意差，它不是诗；但是它语言精简凝炼，又符合诗的标准。新诗不是从文体学角度看，而应该从话语学角度看，它是一种诗话语，是本体话语。那么到底凭借什么把它叫新诗?没有什么东西是与生俱来的，说时时代背景赋予也是不存在的，它的的产生只是当时的一些人在情绪的水波里碰撞而成。就像鲁迅笔下的“黑屋子”，大家被闷在黑屋子里，一些人在屋子里乱撞，而恰好一些人找到了突破口。美国惠特曼的自由诗，是特立独行的，他开创一种写法，但当时没能引起其他人关注；在我国，胡适则一拳打出了新诗的出口，开始提倡“话该怎么说，诗就该怎么做”。胡适之前，黄遵宪等人主张“我手写我口”，自己创作，又陷入对作品的不满意，这种动荡的不满意，成了新诗的原型。
新诗的现代性，古代，当下，未来，链条中的一节。
“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和偶然，是艺术的一半；它的另一半是不变和永恒”。
这个动荡的水波，从晚清到民国初年。首先是民族救亡运动，国家需要底层百姓，而唤醒民众，要用白话。传统的社会认为：人来到世界之前，规则就早已存在，遵从即可；现代社会则是，自己给自己定规则，如《伤逝》中子君说的：“我是我自己的，谁也不能干涉。”这是民族意识的觉醒，认识自我，认识人。其次是白话文运动，当时的社会，让一个小孩去背四书五经，即使再难，他也会去背，因为大家都知道只有这些传统的经书才能让人走向仕途。白话文的易懂，让士大夫们觉得这种语言不过是多学几个简单的字，通俗易懂的白话只流传于底层百姓，这使社会有了一种“学白话，一辈子就是下层人”的思想。胡适认识到了这一点，他提出，白话一定要成为国语，知识分子各种不满的力量一拍即合，在陈独秀等知识分子的支持下，国语运动兴起，国语创造新国家，主张“话怎么说，诗就怎么写”。现代文学就是大众文学，以前，有句话是这样的“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为什么呢？人算什么，你，人，一生下来就带有原罪的。然而现在，现代人对自身的力量有着充足的自信，这种自信来着现代技术的进步，就像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说到的，当第一个蒸汽机使用时，人类的生产力已经远远超过古代整个社会的生产力。人必须犯错，不断试错，就像亚当和夏娃，违背了上帝的规则，才有后续的故事发生，这就是历史的偶然性。黄遵宪说过，今之事与古之事不一样，今之人与古之人不一样，写我自己的 不必去学古人，这是一种强烈的对自我的信任感。只要挣脱旧诗，就是好事，只要和旧诗的差距越大，越是好的。郭沫若的《天狗》，其中的比喻毫无道理，但特别有张力 ， 可以看到，从郭沫若这儿，这种对自身力量的信任感开始转化为美学。新诗带给我们一种特殊的美学感觉，“美是一种无法承受的可怕开端”，这种美是令人震惊的，是粗暴的，是可怕的，是普通人所不能承受的，作为研究者的我们，要去理解它，承受它。现代文学也就是，一部分人把一部分人的美学变成普通大众的美学，我手写我口，是对美学意识形态的解体，通过对旧的排斥，否定过去来寻找新的东西。
拿《悬崖边的树》，做个比喻，这棵树的存在存在着各种可能性。这粒种子为什么偏偏就扔到了悬崖边?这种可能性，变成了新诗，这棵树就长成了，有了这棵树，我们现在就可以想拿它来怎么用了。观赏、模仿、创作等等。不管是在抗战的背景下还是当下时代背景，这棵树的用法，与时代是双向影响的，但树的根却是不变的。新诗在与新社会融合，但本质等的根是不变的。
等待戈多，戈多这个人值不值得等待说不准，明天可能更好，明天也可能更烂。我们要感觉当下，体会感觉的美，生存的美，在时代的交感中，享受上一代的美，但不仿古人，不献媚后人，在时间的深度上，无限开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