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引：

“人类对于琐碎事物的敏感和对于最主要的事物的麻木，标志着一种不可思议的错误。”——帕斯卡尔《思想录》

《第三十五章》：

㊣执大象，天下往。

（谁掌握了那伟大的“道”，普天下的人们便都来向他投靠。）

㊣往而不害，安平太。

（投靠他而不互相妨害，于是大家就和平、安泰而宁静。）

㊣乐与饵，过客止。

（音乐和美好的食物，使过路的人都为之停步。）

㊣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足既。

（用言语来表述大道，是平淡而无味儿的，看它，看也看不见，听它，听也听不见，而它的作用，却是无穷无尽的，无限制的。）

以上就是通行的原文与译文。

【第一句】

㊣执大象，天下往。

1、

战国时期，有一位大哲学家叫杨朱。

他提倡“贵己”和“为我”，他留下一句千古名言就是：

“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列子▪杨朱》

这句话分明就是砸儒家的招牌，所以一度气得孟子扼腕痛骂。

当然，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思。

比如有一天，他去拜见梁惠王。

梁惠王低头不语，感叹国家不好治理。

杨朱说：“这有何难？就像在手里玩东西一样简单（治天下如运诸掌）。

梁惠王咳嗽了一声，反问道：

“先生连家里的妻妾都管教不好；

后院有三亩菜园都耕种不来。

也好意思说治天下如运掌？”

杨朱回答说：

“大王见过牧羊人吗？

一群羊，只需一个孩童提着鞭子跟在后面。

欲东而东，欲西则西，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变方向。

这是为什么？

如果让唐尧能牵一头羊走在前面，让虞舜提着鞭子跟在后面。

那么羊群就一步也前进不了！ 这又是为什么？

——刘向《说苑•政理》 

梁惠王一个都答不上来，杨朱只好告诉他说：

“将治大者不治细，成大功者不成小。”

无独有偶，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在《思想录》中曾经写道：

“人类对于琐碎事物的敏感和对于最主要的事物的麻木，标志着一种不可思议的错误。”

那么，对于治理一个国家来说：

究竟什么是“大”，什么是“小”呢？

2、

先来看一则故事：

话说有一天孔子退朝回来，发现马厩失火了。

紧张地问管家：“有没有人烧伤？”

然而，对于马的伤亡情况，孔子却只字不提。

（原文：“伤人乎？不问马。”当然，也有人说孔子是先问人后问马，这里暂不讨论。）

——《论语·乡党》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问人不问马”的典故，或许你会说：

“这有什么稀奇？问人不问马不是一个基本的常识吗?”

没错，放在现代这是常识，放在古代那可是超直觉的见识。

如果你总是站在现代社会的情境中去揣度古人，往往会生发出一种自己“英明圣慈”的假象。

3、

我们要知道：

养马者在春秋时期还属于低等奴隶，叫做“圉”。比如越王勾践当年就给吴王夫差做了养马的“圉”。

而且在生产力低下的农耕社会里，马和牛的普遍重要性往往要超过一般的奴隶。

说的极端一些：

奴隶死一两个并不要紧，如果少了几匹马和几头牛，会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和第二年的庄稼收成。

 因此商鞅在秦国变法的时候，就颁布法令说：

“盗马者死，盗牛者加(枷)。”

——《盐铁论•刑德》

一直到北宋，私自宰杀牛马情节严重者（平民）依然要判处死刑。

《宋刑统》明文规定：

“如盗杀马牛，头首处死。”（头首：即首犯、主谋。）

后来到了明朝，生产技术虽然提高了不少，但是《大明律》对“牛马”的保护同样严格有加：

“凡故杀他人马牛, 杖七十, 徒（流放）一年半；私宰自己马牛, 杖一百。”

现在，假设你穿越到了公元前500年，当上了鲁国的大司寇。

那么请问：

在马厩失火的时候，你能保证做到“问人不问马”吗？

恐怕你的第一反应，更可能是关心马的伤亡。

因为从正常的逻辑来预估的话：

相对于战马的伤亡，几个奴隶的死所造成的损失确实更小。

然而，这个逻辑尽管表面上无懈可击，但似乎总是缺乏那么一点儿说服力。

我们究竟遗漏了什么呢？这个问题先留待思考。

4、

接下来，我们再看另一则典故：

在西汉时期，有一位著名的宰相叫丙吉。

有一天外出考察民情时，看见一群人在大街上打架斗殴。

丙吉视若无睹，过而不问。

突然，前面有一个农夫正在赶牛，牛喘气吐舌，好像不堪重负的样子。

丙吉赶紧叫停，吩咐下人去询问牛的状况。

这时候，一个属官忍不住说了几句讽刺的话。

丙吉并没有生气，而是语重心长地说：

“打架斗殴，死伤和赏罚自有长安令去负责。

但如今春日未热，耕牛就疲乏失力。

恐怕是节气失调，难保会影响农作。

事关国计民生，所以我才特地询问。”

——《汉书·丙吉传》

没错，从表面上看：

街头群殴所造成的人力和财力损失，远远超过一头生病的牛。

但是关键在于：

初春的牛喘可能预示着节气的失调，而节气的失调如果不提前预防，恐怕会造成千万人的饥饿和流离，这一点是绝大多数人看不到的。

大多数人只能看到当下的、眼前的、小的利弊，而无法透视到未来的、遥远的、大的利弊。

也就是说：

大多数人看到的是“小象”，唯有智者才能透视到“大象”。

因为小象有形，大象无形。

5、

值得一提的是，丙吉当时还说了一句千古名言：

“宰相不亲小事。”

显而易见，这句话换一种说法就是：

“宰相要执大象。”

谈到这里，我们或许就明白孔子“问人不问马”高明在哪了。

从当下来看：

马匹当然比奴隶更重要，马匹的减少比奴隶的伤亡所造成的损失更大。

可是，从长期来看呢？

统治阶级这种“重马轻人”的思想如果传播出去，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我们暂且不说“无仁政，失人心”这种间接的影响，最直接的后果是：

鲁国的奴隶一定会努力逃亡。

其实在春秋时期，各国奴隶纷纷逃亡甚至起义的事情已经屡见不鲜，甚至演变为一种常态。

楚国甚至专门出台了一项法律叫《仆区法》，其中就规定说：

“不准奴隶逃亡、不准藏匿奴隶。”

可见，当时诸侯各国对待奴隶的态度基本上是“重马轻人”的。

6、

然而，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人口数量的增加，“人”的重要性越发凸显出来。

可以说一个国家的奴隶的多寡，直接解决定了其军事实力的强弱。

秦国之所以能兼并六国，统一天下，有一个最关键的因素就是：

人口数量的优势。

秦国在商鞅（前395年~前338）变法期间对内实施人口奖励的措施，对外采取“利其田宅，免其兵役”的优惠政策。

以至于到了公元前300年左右，秦国人口迅速增加到了400万以上。

——数据源自路遇 / 滕泽之《中国人口通史•第一章•第三节》

而到了秦始皇（前259年—前210年）时期，有人估计秦国的人口可能已经超过了500万，甚至突破了600万。

那么当时的其他六国的人口是多少呢？

楚国大约400~500万；

赵国大约350万~400万；

魏国大约350~400万；

齐国大约300~400万；

韩国大约150~200万；

燕国大约150~200万；

无论你愿不愿意承认，客观地说，秦国前期之所以的能崛起强大的原因就在于：

顺应了历史潮流，在生产力（铁器和牛耕）不断提升发展的基础上。

适时并且适量地解开了奴隶的桎梏，提高了平民的地位，降低了贵族的特权，缩减了法律上的不平等。

单从以上四点来说，秦国明显要比其他诸侯都做得更加彻底。

所以才能充分激活秦国民众的生产积极性，大量地吸收外来的人口，于是获得了超越其他诸侯的实力。

用老子的话来描述，秦国的崛起之路不就是“执大象，天下往”吗？

至此我们就会明白，孔子在当时能够提出“天地之性人为贵”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政治理念。

反观当时的其他诸侯，看到的只是眼前的利益，只是“小象”，根本没发现还有这么一条“生产规律”，这么一只无形的“大象”。

当然，到了秦始皇后期，时代和环境都已改变。

而秦国的《秦律十八种》等法律条文却没有与时俱进，弊端愈演愈烈并开始占据主导，由本来“往而不害”的状态渐渐演变成了“往而害”模式，最终只维持了十四年，就走向了崩溃和灭亡。

所以老子说：

“往而不害，才能安平太。”

7、

孟子曾经跟梁襄王有这样一番对话：

梁襄王问：“天下如何才能安定？”

孟子说：“定于一。”

梁襄王又问：“谁能统一？”

孟子语重心长地说：“不嗜杀人者能统一天下。”

——《孟子·梁惠王上》

那么，如果我们剥离开文字的表面意思。

孟子所谓的“不嗜杀人者”，不正是老子所说的“不害”吗？

“不嗜杀人者能统一天下”不正是老子所说的“往而不害安平太”吗?

你一定会问：

“秦朝残暴不仁不也照样统一六国了吗?”

其实，这是一种误解。

在儒家的语境中：

武力统一并不是真正的统一，并不是表面上的“书同文，车同轨”。

况且，秦朝的的统一只维持了十四年，远远没有达到“安平太”的状态。

那真正的统一是什么呢？请看下一句。

【第三句】【第四句】

㊣乐与饵，过客止。

㊣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足既。

1、

音乐与美食，虽然可以让往来的过客停步驻留，但毕竟是短暂的、有限的。

顾客一旦听完了音乐，品尝过美食，自然就转身离开。

可是，老子认为：

“道”虽然无色无味又无声，不可捉摸，但它是长久的，永恒的，可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也就是说：

以短暂的、有限的音乐和美食去吸引顾客，就是“执小象”；

以长久的、永恒的“道”来吸引天下人，就是“执大象”。

其实归根结底，老子要表达的是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关系。

秦朝的崛起就完全符合“乐与饵”的特性，见效快，灭亡也快。

2、

荀子在这一点上就完全赞成老子，他认为：

“兼并一个国家很容易，难的是凝聚人心，使这个国家真正蜕变成本国的人民。”

——《荀子•议兵》（ 原文：兼幷易能也，唯坚凝之难焉。）

没错，儒家提倡的统一是文化的统一，只有做到万民同心，团结一致才算是真正“征服”了这个国家。

否则，就像油不溶于水一样，纵然暂时“兼并”，迟早还是会分裂。

那么如何才能真正做到统一天下呢？荀子提出的解决方案不同于老子，他提出：

“凝士以礼，凝民以政；

礼修而士服，政平而民安；

士服民安，夫是之谓大凝。”

——《荀子•议兵》

也就是说：

荀子提倡的是以“礼”治国，属于“有为”；

老子提倡的是顺“道”治国，属于“无为”。

3、

虽然从理念上说，荀子比老子低一个等级。

但是在实践层面，荀子的方案无疑更容易被统治者实行。

因为“有为”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一种方案，会带给人一种可以随时控制着的假象。

但是“无为”就不一样了，它“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

纵然真的能治病，一般的医生也不愿意开这个药方。

毕竟吃力不讨好，要冒着不被人理解的痛苦，有时候还要承担“蠢夫”的骂名。

但凡是一个心智正常的人，断然不会选择“无为”。

当然，敢于“无为而治”的人，也断然不是“常人”。

所以我们大致可以看到：

历史上的朝代从兴起到灭亡的规律，大都是以“无为”开局，以“有为”支撑，以“乱为”告终。

这，就是人性。

宁愿亲睐“乐与饵”这些狐朋狗友，也不愿意结交“道”这个淡而无味的君子。

第三十五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