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东君
2012年，是玛雅人预言的世纪末，人类的世界末日，灾难降临，没有人能逃过死亡的诅咒，所有人——在劫难逃。当然，幸运的是，《2012》只是一部动作冒险类的电影。
但明朝末年的张献忠，同样姓张的张宏杰对他的评价是，在劫难逃。在劫难逃，有种认命的意味。中国对于灾难祸患的认识是，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而张献忠，就是明朝末年躲不过的灾难。
万历三十四年，公历1606年，张献忠出生了。无论多么出色的皇帝，领导人，在自己的末年，总是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消极怠工、决策失误，李隆基是这样，张居正是这样，明神宗朱翊钧也是这样，衰老，是无法直面的魔咒。
万历皇帝在位四十八年，万历三十四年，正是万历皇帝消极怠工渐趋严重的时间，稍微读过明朝历史的人都知道，万历皇帝是明朝皇帝倒数第三任，即使曾经励精图治，也曾开创了“万历中兴”的局面，但是一个前期兢兢业业后期荒于政事的皇帝对国家王朝带来的灾难比一个一直荒于政事的皇帝带来的灾难更严重，这方面请参考李隆基和嘉靖皇帝。
中国的皇帝的继承制，除了个别皇帝自己禅让外，一直都是前任皇帝死了，后任皇帝才可以即位，所以，无论在位的皇帝有多大的过错，只要他一日不退位，没有歇菜，他就掌一日的权，作一日的孽。万历皇帝还有十四年的时间可以作孽。
其实，皇帝是不是一个好皇帝，对于张献忠这样的小角色而言，并没有多大的影响。张献忠是延安人，他的性格请参考来自于黄土高坡的人民的性格，豪爽大方，喜欢舞刀弄枪，而他自身，对于刀枪之类也颇有天赋，“身材魁梧，剽劲果侠，声如巨雷，面目微黄”，朋友给他起的外号叫“黄虎”。野史说他“阴谋多狡”，“及长，益无赖”。
张献忠的出身，毫无疑问是贫苦的，小时候具体受过那些苦，可以自己脑补一下，我也不知道。他的一生的发展阶段，只有这样几个字，农民，捕快，边兵，起义军领袖。
农民，呵呵，指望一个未来的起义军领袖—并且还是主动投身于起义军的领袖—能好好种地，以为人人都是朱元璋吗？张献忠在当农民的时候，绝对不是一个本本分分的农民。
捕快和边兵，都是依靠大明王朝而生活，吃的朝廷的饭，而起义军领袖，却是走上了大明王朝的对立面。捕快这个饭碗，说真的，没什么前途，毕竟不是人人都能成为“四大名捕”之一的，从张献忠最后选择的那条路来看，捕快这个工作，相对来说，还是太安逸了，太没有挑战性了，张献忠有一个偏向于冒险性的人格。
没什么前途的捕快工作，最终还是抛弃了没什么文化，没什么素质，好斗而狡诈的张献忠。边兵是张献忠的第三份职业，这个职业教会他的，有两方面，首先，作为一名军人，基本的军事知识一定要具备，其次，与军人相匹配的称号，请不要忘记“兵痞”二字。
说的好听一点，张献忠可能生来就是对自由有着强烈的向往与追求，所以不能适应枯燥的公务员捕快一职和有着高度的纪律性要求的军人一职，说的不好听一点，他就是一匹不服从管束，不守规矩，野性难驯的野马。这匹马还喜欢争强斗狠，刻薄残忍，脾气暴躁，无法克制自己的欲望，野心和喜怒。于是，十分理所当然的，张献忠第二次被抛弃了。
在张献忠的心里，大明王朝对于他没有一点恩德，他不像朱元璋一样谨慎，更不像朱元璋一样对于皇帝由衷的敬畏，他的尊卑观念中，他为尊，其他人为卑。所以，生逢乱世，生逢其时。
于是，他做了选择。由军人变为流贼。凭借着智力、勇气和天生的领袖气质，张献忠脱颖而出，李自成号称“八队闯将”，张献忠则号称“西营八大王”。张献忠真的是天生就是吃这碗饭的，他天生就是领袖。他更是天生的反派，他对于自己的定位也十分明确，他是一个屠夫，而不是一个救世主。
1630年——1644年，张献忠度过了整整14个名副其实的“流寇”生涯。在这14年中，张献忠从一个小小的伍长，逐渐成长为一方势力的一把手，并开朝建国，最后国亡身死。他的一生有很多事可以说，也只有几件事可以说。
作者张宏杰用了整整64页的篇幅，来叙说张献忠。但张献忠的一生，就像在目录中的简介一样，“有时他也对自己无法抑制的嗜血欲望感到不解，只能根据自己的知识范围，自我解释为‘收人’的使命。破坏这个世界，是他唯一的快乐来源。”这就是为何对于他的评价是——在劫难逃。他是大明王朝的农民的劫，是川蜀人民的劫。
人们对张献忠的最大印象，是他的嗜杀成性。
张献忠的队伍构成，他喜欢招徕亡命之徒，主要成分是“叛卒、逃卒、驿卒、饥民、响马、难民”，从职业军人转变而来的更多。队伍的骨干分子都是亡命之徒，底层人民，充满着底层文化的负面因素。这些人粗鲁、浅薄、野蛮、丑陋、黑暗，更深受贫困和专制的双重镣铐，是一群残缺不全的人，而张献忠的队伍，则是集残缺之精华，是残缺中的残缺。
其次，张献忠不像朱元璋一样，一开始就懂得建设根据地的重要性，他被称为“流贼”，他的队伍没有固定的根据地，流动作战，他们到一个地方，就将一个地方的骠马财物粮草洗劫一空。所以，他的队伍需要的不是军纪，不是制度，而是战斗力。他不需要收拢除了他的士兵以外的人的人心，不需要刷这些人的好评。
第三，张献忠的队伍中，充斥的是人道精神的缺失。“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头掉了，碗大一个疤”，对于人命的轻贱，反而是备受推崇的。
直到现代社会，在看警匪片时，如果警察为了活捉歹徒而没有直接杀死歹徒，致使歹徒逃跑，便会有观众不满，为何不直接杀死歹徒呢。歹徒虽然作了恶，但这是法律的权力，普通个人有什么权力说要直接处死他呢，对于曾经作恶的歹徒，人们有这样的心理是情有可原，然而张献忠的队伍里，是对于一切生命的轻贱，杀人无数的人，身上充斥着浓浓的血腥味的人，反而成了英雄，尊重生命，反而是胆小怕事。
对于这些人来说，看别人杀人，看别人被杀，是一件乐趣无限的事。
张献忠的队伍，极其推崇的是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由于物质资源的匮乏，饥饿，寒冷，疾病，他们只注重眼前的利益，这也是他们为何没有一开始就建设根据地的原因，张献忠没有制定长远的计划，没有长远的目标，走一步看一步，固然不会建设根据地，固然不会收拢人心，于是对于人民，他更是极尽屠杀之能事。
张献忠终于想起来了开朝建国，他已经37岁了，他过了14年的颠沛流离的生活。而东边的李自成已经开朝建国，张献忠也不可能一直做“流寇”，他决定占据四川，1644年，张献忠在成都开朝称帝，国号“大西”。虽然李自成的国号“大顺”，也没让他顺利几天，但是张献忠的“大西”可不就让他上了西天么。
总而言之，张献忠还是开朝建国了，结束了１４年的流贼生活。开朝第一件事，大兴土木，既然当了皇帝，就要有皇帝的气派，皇帝住的房子，皇帝的佣人，皇帝的女人，皇帝的朝臣，皇帝的服装问题，都要一一解决。第二件事，军队的纪律问题，不能再跟以前一样，随便的烧杀抢掠。第三件事情，科举考试。这三件事情，尤其是后两件事，对于王国的后期发展，都是重中之重的问题，但张献忠在军级的要求上，前期做的还行，而在科举上，是一点也不象样的。
在开国之后，就是如何治理国家了。然而张献忠开国的时间，并不是在已经统一全国的前提下，而是在基本统一全省的前提下，在辖区的内部，仍有许许多多的农民只是表面上的服从于他，在辖区外面，有大明南明王朝，李自成的威胁，可以说是内忧外患。
在这种局面之下，张献忠对于四川或者说对于“大西王朝”的治理，也是十分的随便。他没有真正的像治理一个国家一样来治理“大西王朝”，地方官员的设置安排不合理、不科学，大肆行使特务制度，为控制地区，实行严厉的保甲制度，推崇的是暴力统治。
开朝建国之初，因为连年的征战，一般的皇帝都会实行休生养息的方法，以此来恢复民生，但张献忠却实行的是抢粮制度，先是枪地主的，后是枪农民的。在与其他势力的对抗中，张献忠在粮草的问题上，有十分大的缺失，而任何时候的战争，都奉行“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粮草的缺失，也是军事的缺失。
张献忠在前１４年，一直被称为“流贼”，习惯于流动作战，这也是张献忠的队伍的优势，在四川成都开朝建国后，立即丧失了这一军事优势。在大西王朝建立的第二年，军事上就出现了败势。从这一年开始，张献忠逐渐向悬崖走去。
１６４６年，张献忠败走西充凤凰山，遭遇清兵，战败而死，时年４１岁。张献忠的一生，１４年的流寇生涯，４年的皇帝生涯，共计１８年的时间，给大明王朝的人民留下的却只是一个“恶比牛鬼蛇神”的印象，百姓或闻风而逃，或奋起反抗。
在他统治四川的４年之中，对于四川来说，是一个无法逃离的劫难。张献忠制造的那些不忍卒读的灾难，以及之后遇到的更多地灾难，饥荒，“摇黄”起义军，官兵，瘟疫，虎灾。
中国的历史，上下五千年，中国的专制制度更是随着历史的演进层层加深，中国的农民是多么的温顺，他们只有服从，只会服从，只要有房住，有衣穿，有地种，有饭食，这就是天大的恩惠，是活命之恩，无以为报。
当他们没有房子，没有地种，没有饭吃，还需要缴纳繁重的赋税的时候，他们就会开始暴动了，当他们的生命更加得不到保障的时候，他们就会奋起反抗了，鲁迅先生说的“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便是这个时候了。
农民是王国的奴隶，他们安安分分的忍受着王国的统治着们的盘剥，然后咬着牙承受着统治者们的鞭子，最后，统治者们还要把大刀向他们的脖子上砍去。他们没有任何办法了，只好举起手中的锄头，柴刀，来推翻他们的王，从而扶起了另一个王。
而这个新的王，为了能够长长久久的享受农民的服侍与供奉，为了避免前代的悲剧，只会制定更加严苛的律令，用更粗更结实的绳子，套牢他们的龙头。张养浩的《潼关怀古》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在这两苦之间，亡，是更苦的。兴时，起码还可以做奴隶，亡时，连奴隶都是做不成的。而张献忠带给他们的苦，也不过是众多的苦中的一种而已。
张献忠——应劫而生。
百姓——在劫难逃。
张献忠，不知为何而生，亦不知为何而死，生命的乐趣全在于杀戮，最终也逃不过一死。
百姓，生生世世忍受着折磨，时时刻刻面临着灾难，天灾、人灾，终于躲过一波，岂不知更大的灾难仍在后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