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为什么不做皇帝？【459】2023-9-17
咸丰三年（1853）八月，曾国藩（1811-1872）从长沙移师衡阳练勇。在此期间，时年二十岁刚出的王闿运（1833-1916）只身闯入曾帅大营，劝其乘天下巨变之际，一不助清朝廷，二不剿太平军，拥兵湖湘，成三足鼎立，静观世变。
时隔七年，王闿运再次兜售他的帝王纵横捭阖之术，城府极深的曾氏依旧微笑不言，蘸水连书“狂悖”二字。
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曾国荃等人都有过推举曾氏黄袍加身的想法，曾氏从来都是一言不发，拒不答应。
曾氏一生四次拒反，理由有四：一是感恩。这个农家子弟祖上五百年鲜有秀才出，蒙朝廷之恩，对他录取、培养、提拔，十年七迁升至中央副部级侍郎之位。从情感上来说，曾氏绝无背叛一手提拔他的道光帝更不可能起兵造反；二是儒士。曾氏一生学儒，被后人公认为晚清最后一位理学大儒。曾氏少小苦读诗书考取功名，非初始就是政客权谋之辈，曾氏要做的是学做圣贤而非豪杰扛鼎事业，如果他要举兵反上，则与他一生笃行的“诚”字背道而行，叛反朝廷就是叛反自己，是对自己最大的不诚，这种欺人欺世之为对于一个终生践行理学夫子来说，宁死也不会从逆；三是拒战。战争的破坏性太悲惨太深广，自太平军金田起兵至洪杨定都金陵再到天京被破，十三年的战火燃烧半壁江山，千万人命、百年财富化作灰烬。目睹兵灾，只要尚存人性的都会哀叹祈盼和平、憎恶战争！所以，曾氏告诫弟弟、子侄，打仗最是损阴德行孽业，要求后辈子孙绝不从军行伍。曾氏拒反就是拒战争所带来的天下疮痍，而是希望修生养息，兼善苍生；四是圣心。曾氏年过五旬天命之年，万事浮云屠羊之说已经看穿，千古功成身退只有一个郭汾阳，做一个国家需要时就挺身而出，事罢卸甲释权让朝廷放心。这么一个有着无为的思想境界的大儒，怎会让叛反蚕食了自己的圣贤心呢。
如果曾氏真的起兵造反，他会像赵匡胤一样成功吗？
历史没有如果，因为曾氏没有叛反，但是我们从历史里的人物、时事来分析，成功的可能性很小，理由有四：
一是体弱。曾氏多病，年轻时患有皮肤病，几乎年年发病，忽重忽轻，后来眩晕失衡、眼弱视糊几近失明，用现代医学来判断的话，是糖尿病渐变引起的，1864年天京城破太平天国不复存在，至1872年曾氏病逝，短短八年不到的时间，曾氏体力渐渐不济，事实上从他病逝原因分析为中风猝死。曾氏后期多次上奏朝廷请求告老还乡，但是朝廷就是冷漠不批。所以后人有猜测其即使心里想做，但是自测精神已尽，为日不多了。
二是腐败。湘军的建制从开始就是一个扭曲的怪胎，高薪重奖，但是总是欠缺兵士军饷，时不时就有兵痞借机闹事。所以湘军每每攻下一座城池，往往全军纵兵抢劫，甚至烧杀奸淫，毫无军纪，安庆之战后，湘军兵士甚至掘地三尺寻找金银，这样的部队到了后期已经失去了战斗力，其目的的奔着找女人发大财。曾国荃的部将李臣典就是一个活例子，第一个冲进南京城，第一个暴死于荒淫。湘军解散后回到湖南大肆买田建房者比比兼是。
三是监视。在曾氏统兵期间，在京有人献言咸丰“一个在藉侍郎都有一呼百应的能力，如果授以实权岂不翻天？”，所以咸丰十年期间，任湘军如何建功如何艰难，朝廷一点实权都没有给过曾氏。湖南巡抚骆秉章、江西巡抚陈启迈、湖北巡抚官文并不支持他甚至暗中作梗。后来朝廷火箭般提拔左宗棠、李鸿章，这是帝王的制衡术。绿营的多隆阿、富明阿、冯子材、僧格林沁等部，一直在其附近剿匪，如果曾氏造反，那么这些绿营军队第一时间举刀向曾。再之，其老家湘乡荷叶塘居住的曾氏大家族，老到谨慎的曾氏怎会想不到一草一木稍有异动可能灭族。
四是舆论。曾氏一直都是文坛领袖，以道德文采标榜天下，在京一十四年，名满京城。因授命练兵剿贼最终走向叛反，这让曾氏以后如何面对昔日为官同僚，如何面对天下读书士子，即使侥幸登基，吴三桂衡阳称帝半年暴毙，留下千古骂名的例子，曾氏可不想身后背有“谋贼“之名。
曾氏去世后，得谥文官最高谥号“文正”，国人每谈论起曾文正公的为人教子做官治世，对于他的功、德、言个中所包含的完人大智慧，无不折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