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的农历六月初五，古老而安静的黄土高原小村落常家沟迎来一场欢天喜地的盛事。
金鸡报晓，旭日初升。轰鸣的爆竹声中，随着高亢的唢呐奏起《回娘家》的曲调，锣鼓敲了起来，彩绸舞了起来，花伞撑了起来，秧歌扭了起来。从常家沟出嫁的女子，方言俗称“女客”，与常年在外的游子们，在这一天盛装出席、同回故里，共一千五百多人，用陕北秧歌——这一颇具黄土地特色的舞蹈形式，载歌载舞，欢聚一堂。
自幼记忆中，每逢正月，常家沟的秧歌在十里八乡是出了名的。听父亲说自他儿时起便是如此了，想想那已经是刚建国的年代了。能延续至今且日益红火，实属难得。通过整理父亲和各位长辈的口述历史，将常家沟传统秧歌略记一二。
常家沟所在地本是一条普通的沟道，由大家峁、王家梁、前塔上、井子梁四座大山环抱，一条小溪自东向西涓涓流淌。明朝大将、开平王常遇春的后裔迁居此处后形成常氏村落，开启了绵延四百余年的村族史。
从那时起，常家沟便被称为周边有名的“文化村”。在近代和现代，更是走出很多战时的英烈和建设时的优秀人才。以西北革命创始人之一、“抗日县长”常汉山最为著名。常家沟秧歌的起源，便与常汉山及其后人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
常汉山在北京求学时便是进步学生代表，曾参加过五四运动，回到家乡后参与创建了陕北革命根据地，负责党的宣传工作。解放后在绥德师范学校任教导主任，主抓政治教育宣传工作，爱好并擅长文艺，组织学生文艺活动风生水起。
家学渊源，幸有传承。
常汉山的儿子常旗，也是一生喜好文艺，被乡亲们称为文艺多面手。能拉会唱，能敲会打，善排善导，尤其组织起秧歌来更是得心应手。古人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他做到了不仅喜欢，更有热爱。
建国初的黄土高原压抑已久，勤劳的陕北人民用小米、用高粱，勒紧裤腰带支持党中央打赢抗日战争，迎来解放的新中国。该用什么样的形式表达人民翻身做主的喜悦呢？非秧歌莫属了。在常旗的倡导和带领下，红红火火的秧歌在春节闹了起来。没有资金？他拿出自己的积蓄全部承担。没有道具？他自己跑县城、跑地区亲自采购。没有剧本？他到地区新华书店一待就是一天，有独立原创，有借鉴改编，一整套独具特色的剧本汇编逐渐形成。
腊月刚到，唢呐锣鼓的声音便在沟沟洼洼里开始回响。天南地北读书回来的学生、前村后沟的女娃后生们纷纷赶来报名扭秧歌，管饭吗？不管。那也要报。背词的背词，练乐器的练乐器，踢场子的踢场子，在常旗家院子里尘土飞扬、热热闹闹地排练了起来。
村里要组织好一支能歌善舞的秧歌队，除了一名德高望重、办事认真的“领头”还不够，更重要的是吹拉弹唱的“把式”齐全，哪个吹唢呐，哪个拉二胡，哪个弹三弦，哪个敲大鼓，哪个拍大钹，哪个击小镲，哪个捶铜锣，少了一样可都不行。很多村子组织不起秧歌队伍就是因为这些人才稀缺。
可常家沟偏是文艺人才济济一堂。常旗、化壁唢呐一绝，教师天宝鼓点非凡，天山的钹、士平的锣，向凡的小镲，常锐的二胡，光宗、常虹、常亮的板胡、琵琶、笛子等，个个都是好把式。成套的乐班都来自常家的叔伯子侄，配合起来默契无间，堪称一个小小的交响乐团。再加上常世才、耀邦、沛仰、进喜、维银等一大批秧歌爱好者，把常家沟的秧歌排练得那叫一个红火热闹！
除夕临近，半个多月紧锣密鼓的排练终于结束。当大年夜的爆竹味、大年初一的饺子味还没散去，初二的一大早，鞭炮声声响起来，唢呐阵阵吹起来，伞头打起伞，领着整装待发的秧歌队出了台，去给农户家谒门拜年。村中的男女老少也早已穿好棉衣，根据早早打探到的消息，蜂拥到接待秧歌的大院子准备一睹红火。
谒门的顺序是先从军属、烈属家庭开始，之后顺着走到每一户人家，谁都不能落下。
到了一户人家，秧歌队的长龙必须从大门鱼贯而入。主家忙着给秧歌队和站满门口、脑畔的乡亲们发糖散枣递纸烟，建国初还会发一种小吃叫“油炸炸”。随着锣鼓点由缓转急，秧歌队已在院子里绕成一圈，伞头手腕一抖，迅速扭开了大场子，这大场子阵型是按着地形的不同而展开的。你要是圆形，卷席筒扭一场，你要是半圆形，月照葡萄来一回，你要是不规则，那就走个秦王乱点兵……总之是整个场地的边边角角都能利用上、照顾到。
为什么叫“扭”秧歌？因为陕北秧歌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扭”。随着锣鼓唢呐的伴奏，演员们以腰部为中心，头和上肢随双臂大幅度扭动，脚下以"十字步"作前进、后退、左腾、右跃的走动。上下和谐，步调整齐，彩绸飞舞，彩扇翻腾，就像一个锦簇的花团，盛开在黄土地上。
一场扭罢，锣鼓点放慢，演员们再次围成一圈，伞头独站中央，面向主家窑洞，全场鸦雀无声，洗耳听他亮嗓开唱：
秧歌谒门进贵院，你们的招待赛国宴。
发了瓜子散糖烟，时运又好身康健。
可别小看这几句唱词，往往都是伞头根据每户人家家庭情况的不同而既景生情，现编现唱，很讲究“即才”。建国初的第一批秧歌队里常世才便是伞头，后有进喜青出于蓝，他们的唱词语句浅显、老少易懂，但妙趣横生、诙谐幽默。夸张和比兴，是伞头编唱里最常用的修辞手法。
比如主家是个石匠，便唱“主人的技术不一般，精雕细刻好手段”；主家是庄稼汉就唱“粮食打下千万石，骡马牛羊满圈站”。往往是主家听了高兴，看客听了开心，皆大欢喜，热闹非凡。
听父亲回忆，有次秧歌队走错了一家人的进门路线：没走大门（正门）走了二门（后门）。这可是犯了正月里谒门的大忌讳，主家接待之余，自是面有愠色。正在尴尬之际，常世才张口便唱：“大门没来二门来，家添人口外添财。”仿佛走二门专为添财而来，主家瞬间笑逐颜开。
大场子之后便是踢场子。
通常是有男扮女装，化妆为丑角演出，俗称“蛮婆”、“蛮汉”，相传是来自古西夏国的好吃懒做的流浪人口，留下许多笑话。后被世人加以演绎，类似京剧中的丑角。化妆服饰夸张，丑得滑稽有趣。蛮婆头上插根葱，眼角点眼屎，两耳挂枣，左手拿扫帚，右手擀面杖。蛮汉则前弯腰，后背锅，反穿羊皮袄，左手提烟袋，右手拄拐杖。二人在锣鼓家什的伴奏下，摇头晃脑，你追我赶，夸张扭动，反而丑中显美，逗得观众前仰后合。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踢场子演出的当口也完全不会有冷场的现象存在。乐器刚落，常维凡从人群中一跃而出，“锣鼓喧天真热闹，热闹当中我来到”，一段顺口溜用来垫场、补空，妙趣横生。
一家演罢，继续赶往下一家，如此循环往复，虽然那时的常家沟户数远没有后来多，但谒门也真是一个累人的活计。可你看无论是秧歌队还是簇拥的看客，无论是乐手还是接待的主家，没有哪一个不是兴高采烈，毫无疲累之色。
不像在县城秧歌拜年需要主家给意思一点“喜钱”，我们村的秧歌是没有的。上得门来，生活过得好的，瓜子、醉枣、油炸炸，黄酒、豆芽、猪头肉，再倒一圈酒给演员、伞头们。过得不太好的，一饼盘糖、几颗花生也是同样一番热闹。
那时的陕北农村极度贫困，父亲儿时还穿着奶奶亲手缝制的连脚裤，厚重笨拙。有一次为了赶着看秧歌，一脚踩进河滩的冰窟窿，拖着湿透的裤腿，一直追着看谒门，直追到后沟看完才罢。
第二天的重点，是秧歌小剧，也叫演节目。其实这才是常家沟秧歌的杀手锏。
通常由村里院子大、生活条件好的庄户人家负责接待，白天和晚上分别在两家人院子里开演。因为有固定的演出场所，观看演出的盛况更是空前，婆姨女子庄稼汉，站得满坑满谷。
第一场依旧是一番大场子热热场，整个院子彩扇翻飞。第二场踢场子与谒门不同，必须得规定截止时间，不然人们都毛遂自荐、踊跃着上场，演一会闹一会，看一会笑一会，眼看就要耽误了午饭时间。
第三场便是秧歌小剧了。这小剧的剧情是与时俱进，年年不同的。常家沟编剧也是代有才人出，先有常旗、化壁，后有进喜、维银。剧目多到连演三天不重样，而且均是自编自导，甚至连曲子都是原创的。音乐优美、节奏明快，高亢雄浑，委婉清秀，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
老汉们叼着旱烟锅，娃娃们磕着炒瓜子，男女老少围作一团看得津津有味，忘了已经日落西山。
早年间晚上没有电灯，人们便用棉花蘸上蓖麻油点灯，后来换为需要打气的汽灯，到最后便有了明晃晃的白炽灯了。
晚上的节目更是红火热闹，俗称跑水船，也叫搬水船。用旱地行舟的方式，表演黄河渡口的爱情故事。有老艄公、小艄公和坐船姑娘三个角色。老艄公先有常守治后有常进喜，小艄公先有常维元后有常维勤，只见他们反穿羊皮袄，头戴草帽，引船、推船、停船、拐弯等动作惟妙惟肖，犹如真在水中行驶一般。同时用唱秧歌、说快板、独白、对白等形式对姑娘进行调情打诨。来言去语幽默异常，看的人笑到直不起腰，一直闹到半夜三更，人们意犹未尽地散去。
那时所有的秧歌队员平日都是自愿参与，白天也无财力提供餐食，均是个人自行解决。唯有正月演出结束后，在村大队聚餐一次，无非也是一顿饸饹面，发几根烟。在物质条件如此匮乏的年代里，仍能有这样一批人，为了活跃全村的文艺生活，不辞辛苦、任劳任怨。演出了村，演出了乡，演到义合镇，一直演到了绥德中山礼堂，在全县人民面前做了汇报演出，摘得数次文艺演出桂冠，上上下下好评如潮。
陕北将庄稼人叫做“受苦人”，一年四季面朝黄土背朝天，没日没夜地辛苦。秋收冬藏，在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里，好不容易迎来这么一个狂欢之节，怎么能不载歌载舞，热热闹闹地闹他个几天呢？
这是父辈儿时的遥远记忆。自我记事起，常家沟第一批秧歌人已年近花甲，如今更是耄耋之年。多是常家沟嫁出去的老女客，或者留在村子里的老年人，有的甚至已经辞世。一代先驱，垂垂老去，让人不胜感怀。但幸运的是，就像19年的女客游子大聚会，新一代的秧歌人依旧用满腔的热情和对家乡的热爱，继承和发扬着老一辈的风采，让喜庆的秧歌在黄土地上红火永续。
今撰此文，一作记录，二作怀念。
笔者从十岁起离开村子，现已年近而立，虽愿为年轻一代记录一点记忆，却自知力有不逮，疏漏颇多。临近年关，仓促撰文，望家乡父老多海涵，多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