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的作者林奕含在接受采访时讲道：“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是房思琪式的强暴”。

TED演讲《没有同意 就是性侵》中有这么一组数字：我们当中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曾被性侵，或将在人生某个时间点将会被性侵。

的确，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场危机成长中的幸存者。

成长危机之一：性教育严重缺位

刚刚在饭桌上，思琪用面包涂奶油的口气对妈妈说：“我们的家教好像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性教育。”妈妈诧异地看着她，回答：“什么性教育？性教育是给那些需要性的人。所谓教育不就是这样吗？”思琪一时间明白了，在故事中父母将永远缺席，他们旷课了，却自以为是还没开学。（摘自《房思琪的初恋乐园》）

在我国传统的禁欲主义倾向语境下，关于性的话题是不体面不严肃的。

关于性的话题，父母不会主动谈及，学校教育也是遮遮掩掩。

我们的成长过程中，大多经历过这样的时刻：

电视节目播放到亲嘴或者床戏的画面时，父母伸手捂眼或者干脆换台；

当我们问起关于性的话题时，父母闪烁其词或者避而不谈。

父母们无法坦然面对性这个严肃课题，而且自身性教育知识储备也不够。

学校开设的生理卫生课，大多是照本宣科，关键信息也基本是壁纸不谈。

没能正确的树立两性观念，没有良好的性教育沟通，就是给性侵者制造空子。

扯掉性教育的遮羞布，迫在眉睫。

成长危机之二：社会对性的禁忌

他发现社会对性的禁忌感太方便了，强暴一个女生，全世界都觉得是她自己的错，连她都觉得是自己的错。罪恶感又会把她赶回他的身边。罪恶感是古老而血统纯正的牧羊犬。一个个女生是在学会走稳之前就被逼着跑起来的羊犊。（摘自《房思琪的初恋乐园》）

最初设立强奸罪，是为了保护男性的生育权。

男权社会“贞操观念”作用下，人们因为被性侵的女性没能保护好丈夫（或未来丈夫）的财产而去谴责她。

社会对性的禁忌，使得人们会反过来指责受害者，缝住了受害者的嘴。

思琪曾暗示母亲学校里有女生和老师好了，母亲却回应“小小年纪就这么骚”，试图向灵魂的双胞胎怡婷求救，怡婷却说“你怎么这么恶心”。

社会对性的敏感态度，让许多受害者担心被质疑、被嫌弃，因而无法启齿。

所有人都没有试图去追究真相。

受害者也只能选择沉默，主动或被动地与社会隔离。

房思琪们选择闭嘴，而李国华们继续执教。

传统的性观念，急需突破。

成长危机三：社会中的恶俗语境

原来，人对他者的痛苦是毫无想象力的，……在这个人人争着称自己为输家的年代，没有人要承认世界上有一群女孩才是真正的输家。那种小调的痛苦其实与幸福是一体两面：人人坐享小小的幸福，嘴里嚷着小小的痛苦——当赤裸裸的痛苦端到他面前，他的安乐遂显得丑陋，痛苦显得轻浮。（摘自《房思琪的初恋乐园》）

饼干被李国华侵害后，跑去向男友献身，男友知道后直言她脏。

郭晓奇向父母坦白后，换来的只是一场尴尬的对峙，以及网上大规模的嘲讽。

蒋方舟发博指控章文性骚扰，很多网友在微博下戏谑道“蒋方舟这个样子也下得去手”，还有人拿蒋方舟的名气说事质疑其真实性。

诗人那吉娃·依比安（NajwaZebian）写道：“被指责的是我。人们让我不要谈论这件事，人们对我说这没有多糟糕，人们对我说我应该看淡它。”

人们对他人的痛苦缺乏想象。

每每曝出性侵案件，人们第一反应是求证，去甄别细节。

因为无法想象性侵者的动机，或者细节不合常理，或者受害者没有反抗，

就去质疑受害者，甚至把问题归咎于“没有说不”、“没有果断留证”、“穿着暴露”的受害者，然后给受害者二次伤害。

性侵，是一场社会性谋杀。

林奕含说：

“我的写作行为本身它就是一个诡辩。我的小说是虚构，但是它比任何真的新闻都来的真实。我写这个东西我也无法升华，无法救赎，无法净化，无法拯救我认识的任何一个房思琪”。

是的，房思琪疯了，李国华还在执教。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布的名为《熟悉的面孔：儿童与青少年成长中遭遇的暴力》的报告指出：在全球，约有1500万15到19岁的青春期女童曾被强迫性交或发生其他形式的行为；90%曾遭受强迫性行为的青春期女童表示，其遭遇的首次侵犯是熟人作案；而在遭受过性暴力的女童中，只有1%的人表示她们曾寻求专业帮助。

数字是触目惊心的，我们的性教育、性观念已经晚了。

但我们可以通过号召，来减少这个数字。

METOO运动中的“打破沉默者”发动了拒绝强权和性别暴力的革命，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让这股社会力量积聚起来、传递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