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庆六年（1572）三月，被誉为明清漕运集散地的淮安，热闹非凡。
一批由官军、水手、柁工等人组成的运军，正准备用船将从扬州、淮安、凤阳三府征集到的12万石漕粮，沿着海道送至天津，供给京师。
十八日，三百余艘海船浩浩荡荡驶离淮安，经过短短两个多月的航行，就陆续抵达，漕粮、运军皆无所失。
在今人看来，这或许只是一次平常的海上物资运输。但对明人而言，却是将漕粮运输采用河（大运河）运还是海运的争论，再次摆在了统治者面前。
当时的人并不知道，1572年的这场选择，竟就此决定了国家命运。
明初海运的消亡
唐宋以来，国家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出现了与政治中心剥离的态势。此种剥离，对京师的最大影响在于，物资汲取变得困难，非长途转运不能实现充足的补给。
元明清三代皆最终定都北京，也都面临此种情形。元代采取了便宜的海运方式，并未造成物资转输的巨大困扰；明初因短暂定都南京，利用长江水运便可便捷地获取物资，同时，还利用海运对辽东等地进行军事补给。
可是在辽东屯田逐步实现自给后，洪武三十一年（1398），明朝廷停止了海运。
后来，明永乐年间明朝迁都北京，并多次对蒙古用兵。因战事急需大量物资，所以太祖停止海运的旨意并未彻底执行和延续，而是以海陆兼运的方式，实现粮草补给。
之后，伴随着会通河的疏浚以及清江浦的开凿，贯通南北的运河逐渐成型。永乐十三年（1415），明代正式废止海运，专行河运。
海运的再成功与断送
但自明朝中期开始，运河却经常遭受黄河侵扰。漕粮漂失、运道阻塞，这些成为海运的家常便饭。
虽然此前历朝皆有大臣上疏请求恢复海运，但每次有这类倡议时，都因反对激烈未能付诸实践。主要原因就是海洋变幻莫测，危险性高。
直到明嘉靖隆庆年间，因黄河治理屡不见效、运道受阻严重，才在漕运总督王宗沐、大学士高拱等人的推动下，出现了本文开头出现的海运场景。
此次海运属于试运，所以装载漕粮远少于明朝年例的400万石。但它的成功，却是在明代海运停止一百五十多年后，再次用实践证明了海运的优势与可行性。
可第二年，即万历元年（1573）再行海运时，不料途中粮船倾覆，沉溺漕粮千石。虽然朝廷损失不大，却遭致群臣激烈反对。最终，改行海运的可能也被断送了。
海河之争背后的博弈
对明人而言，海运的成本低于河运，且运时较短，这是不争的事实。就安全性来说，河运也经常出现舟覆人溺的情形，并不胜于海运。
两相比较，海运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似乎没有采行河运之必要。但最终，明朝却未能改行海运。这其中缘由究竟是什么呢？
在这里，我们无法准确探究根源，但至少有一点，不行海运，绝不仅是出于考虑海洋运输的高风险，而是因为，河运的开展已经造就了既得利益集团。
比如，沿运河城市的商业利益、河道官员自身政治地位的维护等等。所以，改变运输方式意味着改变权利受益方，这其中，自然面临着复杂的政治博弈。
考虑到平衡各方利益、保持政局平稳，明朝决策者最终选择维持现状，依旧选用耗费较高的河运。海运试行，遂如昙花一现。
保守政策与帝国命运的拐点
明朝自永乐十三年开始，放弃了海运政策。而此间试行海运的努力，及未能让海运成为漕粮运输方式，常令后人唏嘘慨叹。
毫无疑问，河运费时、费财、费力不说，还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中国海洋军事的发展。
明初的海运船队，具备海上军事防御能力。负责巡捕倭寇、海盗，可以说就是一支海军部队；
永乐时，明代海军更是发展至巅峰，郑和下西洋的庞大船队和军事作为（如剿灭旧港聚集的大量海盗），即是明证。
李约瑟就认为，“1420年前后，明代海军处于全盛时期，比之其他任何亚洲国家在任何历史时期的海军，都要强大得多，而且当时也没有一个欧洲国家（甚至所有欧洲国家的全部海军）能够与之匹敌”。
但在此后，明朝的海军力量却一落千丈，海船制造技术也逐渐衰退，船只渐趋小型化。
海军实力的衰败，与明朝放弃海运不无关联。而自大航海时代始，海军力量对于国家竞争力而言，就备显重要。海运既能保证漕粮运输、货物流通，又可维持一支长效的海军部队，对周边海域形成威慑。
此外，海运的举行，更可让国家保持对海洋的灵敏嗅觉与熟识度，扩展海洋视野。只可惜，明清情势虽有不同，却也依旧沿用河运。
可叹历史无法改写。试想一下，如果明清两代皆因海运保持一支庞大的海军队伍，在明清四百多年（1415—1840）的时间里，于海船制造、海洋防御、海洋打击能力等方面势必有所提升，对海洋的关注和认知亦会不同。
如此，何至于在西方列强的海上军事打击下溃败不堪、惊恐惶惑？又焉知近代以来的屈辱历史不会改写呢？
本文作者：李小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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